人才认证成本转移下的大学生就业难问题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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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许多单位在进行人才招聘时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限制条件：“国家重点大学毕业生优先”“硕士学历者优先” “博士学历者优先”“具有海外留学背景者优先”“英语过6级者优先”“具有中级以上会计资格者优先”“优秀毕业生优先”“学生干部优先”……
很多大学生反映，找工作的时候单位的层层面试真的是让自己彻底变成了“面霸”。而有些大学生捧着厚厚的一摞个人材料中夹杂着各种得奖证书和考取的资格证件，试图验证“多一个证多一条路”。与此同时，校园里各种各样的考证培训宣传贴满墙壁……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上述现象？以往我们所谈论的“高校扩招导致大学生过多”“大学教育质量降低”“所学专业不不对口”等等造成了以上现象，只是一种很不精确的解释。
1.高校的认证职能
人才是指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或专门技能，进行创造性劳动并对社会做出贡献的人，是人力资源中能力和素质较高的劳动者。人才蕴含着人力资本，而人力资本具有隐藏性。在这之前对于学历和就业的关联性的讨论是很多的，以往的研究也充分表明了学历和能力（人力资本）之间的正相关关系。高校在当今社会中主要承担着对人才认证的重要职能。
高校通过相对严格的选拔机制把潜力优秀的生源吸纳到高校之中进行培养，在校生在顺利完成四年大学所要求的各项学习、考核合格之后，被授予学位准予毕业。高校毕业生凭借自己付出的努力获得的高校颁发的学历证明，其实就可以当成一种认证证书。而后凭借这种“认证”在人才市场向用人单位寻求工作机会，以实现自身价值和社会价值。社会上经常把学历称为“敲门砖”，其实反映出的是单位对握有这种证书者的认同。长期以来，高校所负担的人才认证职能并未引起学界的高度重视。
2.人才认证成本
人才认证成本是将富含人力资本的人才从普通人群中识别出来所花费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的成本。人才认证成本是一个长期被忽略的概念，因为这种成本是不明显的，甚至是隐藏着的。这种成本淹没在许多诸如有关学历、教育质量、毕业生素质、大学扩招等显性概念中。这种人才认证的成本在高校教育阶段或者是工作阶段均不易被觉察，只有在大学生离开校园求职就业时，与用人单位进行工作“交易”的环节当中，才能体现出来。
假设社会适龄就业人口数为S，符合就业要求的大学毕业生人才只是其中的一部分s（s＜S），不符合要求的群体为s’，s+s’=S（s’＜S）。把人才s从S中甄别出来、剔除s’的过程，是一项社会大规模的成本投入项目。如果人才甄别出现混乱，高校人才认证之下的s与s’区分度不可靠，用人单位在接受了不合格雇员s’之后，就会对高校的认证公信力产生质疑，在面对下一批求职者时就要改变既有方式进行更有效率的甄别。
二、人才认证的两种类型
原来我国高校的人才认证公信力很强，用人单位对大学生认可度较高，“上门要人”的现象在那一时期十分常见。随着大学扩招，高校的招生规模日益扩大，高校降低了进入大学的门槛，出现了一部分s’量进入到高校之中。当然也有很多研究者认为在校生规模的扩大和师生比的下降会导致普遍教育质量的总体下降，也就是说又有一部分s变为s’，也将被冠以大学毕业生的头衔毕业。“大学生”身份获得者越来越多，“大学生”头衔所传达的人力资本信号强度降低，用人单位就无法得知求职者到底是属于s还是s’，这就需要其他认证来介入甄别了。
笔者将人才认证的种类分为两大类：高校认证和自我认证。
1.高校认证
建国以后，我国的人才认证主要是通过公办学校来完成的，背后体现的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影子。目前在我国也只有国家愿意、并且能担负得起整个社会的人才认证的成本。在高校颁发这一纸学历或者各种证件的背后，体现着高校的认证职能，也包含着国家对人才所作出区分的“公信力”。高校颁发证件的持有者被用人单位所雇佣的背后，其实是一种社会对高校“认证公信力”的认同。
如果把大学教育的每门课程的考试都算作一个小“认证”，那么平均而言我国大学生每人要通过差不多几十次不同的科目认证，还不包括文娱体等课外活动评价。一位优秀大学毕业生要比普通的毕业生在社团活动、班级活动、担任学生干部职务等参加更多的活动，并由此获奖，本质上就是学校对其认证项目数的增加。这些认证成本无疑都是学校――背负国家财政负担的。用人单位会对冠以“优秀毕业生”“优秀学干部”等头衔的求职者有着更多的“偏爱”，就是因为这种优秀毕业生拥有比一般毕业生更多项目的高校认证。
2.自我认证
自我认证，相对于高校认证而言算是一种“自力救济”。并非是指大学生自己对自己的人力资本或综合素质作出的个人评价，而是自己通过自己的付出、由各种有认证资质的认证机构颁发的、显示具备某方面能力的社会权威认证。它是一种人才认证的NGO形式。当下，大学生投入越来越多时间、精力、费用考取社会上的各种从业资格证件，就是自我认证的典型表现。
当用人单位对高校毕业生质量产生怀疑，或者说高校人才认证公信度下降时，单位就需要毕业生提供更多个人认证证书来证明自身的人力资本含量。此时人才认证的成本由高校向毕业生自身转移，并且呈现逐渐加大的趋势，时下流行的“考研热”、“博士查出身”、用人单位设“高门槛”等现象就是人才认证成本转移下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的具体体现。
1.考研热、考博热、考证热与出国热
在面临着巨大的就业压力时，许多大学生都在走过高考“独木桥”之后，又加入了轰轰烈烈的考研大军。考研热背后折射出的其实就是高校人才认证成本向自我认证成本的转嫁，当用人单位对获得本科学历毕业生的能力存在质疑时，毕业生不得不通过寻求继续攻读硕士，在高校认证的基础上进行更高层次的自我认证。硕士教育阶段就可以看作为继续剔除本科生中混入的s’的过程。过去，硕士毕业生的质量都是符合s的，硕士学历毕业生都能找到较好的工作。现在为了缓解庞大的大学生群体的就业，国家又放开了硕士生进入门槛，一部分s’也进入到这个学历群体之中，用人单位在越来越多地收到此学历下的不合格人才之后，又开始继续对求职者提出更高学历要求。如果为了解决硕士就业压力大的问题，将博士层次的教育规模继续扩大，不仅会进一步降低高校认证的公信力，而且会进一步加大毕业生自我认证成本。
目前校园出现了“职业资格证与学位证兼得”的现象――在校学生一边拼命努力拿毕业证，一边拼命努力获得职业资格证。这种现象背后其实折射出了高校人才认证公信力下降，以及自我认证开始越来越被社会重视。社会发展到今天，随着社会分工的具体化、精细化，用人单位对人才的甄别越加苛刻。高校由于其相对独立性，对专业人才市场需求的反应有着滞后性，也就转移了很多认证职能。很多用人单位在招聘的时候要求求职者提供学历以外其他的资格证书，这种认证缺位也导致了各类社会培训和考证的兴起，由此在校生承担的认证成本负担将越来越沉重。也可以说自我认证是对高校认证职能降低和缺失的“补位”。
现在很多高校在读的大学生积极准备出国，兴起一股“出国热”，其实就是用人单位对国外高校人才认证职能公信力更加认可的表达。很多实例表明，获取国外学历的群体在就业机会和工资支付水平上高于国内颁发的同学历群体。尽管现实中也存在着国外高校摸准了中国人偏好教育消费的心理，针对中国人推出了很多一年、两年的海外短期“留学速成硕士”，把教育设计成了一种吸引中国人花钱消费的产业的情况，并且国内已经开始出现一些用人单位对“留学速成硕士”失望的情绪，但是国外名校或者国外正统高校出身的“海龟”人士，依然拥有着比国内高校出身的学历获得者更具证明力的“海外认证”和更多、更好的求职机会。
2.博士学历“查出身”
当前不仅本科生、硕士生面临着就业难问题，就连博士生也难以幸免。许多用人单位博士学历“查出身”现象的出现预示着目前我国博士生就业的难度也在加大，这说明博士学历的证明力也开始下降，应当引起高度重视。博士学历“查出身”现象具体表现为，很多高校或科研机构在招聘须有博士学历教师时候明列“本科需为211重点大学”条款。这种现象其实就是社会对最高学历认证公信力产生怀疑的鲜活例子。因为目前博士群体数量日渐增大，其中混杂了些许的s’，高校作为培养人才的基地，岗位特殊，对教师的要求十分严格，力求绝对避免s’。但是博士学历已经是当今世界最高学历级别，用人单位已经丧失了要求求职者再进行更高一级学历甄别的可能性。所以，高校作为用人单位而言只能对竞聘者“查出身”――看本科院校出身。毕竟，从进入大学到博士毕业时，正常顺利途径需10年左右时间，10年前的高校与现在的高校认证相比更具认证公信力，由此反映出目前高校认证职能的逐渐弱化。
3.用人单位设“高门槛”
在高校认证职能弱化以后，用人单位不得不通过设置各种各样的限制条件提高“门槛”的方式来筛选人才。用人单位是较为排斥承担人才甄别的成本的，它既不像高校那样有着国家财政的支持，又不像求职者为了找到理想的工作不惜投入自我认证的成本支出。可以说用人单位对这一成本非常敏感，能避免就尽量避免。常见的规避方式体现为“招聘偏好”和各种条件限制。如，对高学历的偏好、对211重点大学毕业生的偏好、对应届优秀毕业生的偏好、对优秀学生干部的偏好、对有更多从业资格证书人才的偏好等等，本质就是将认证责任和认证成本推给求职者个人。
四、对策
上述这些现象虽然已经引起了社会的重视，但由于没有更多高校人才认证职能的考察和对人才认证成本的提出，对策讨论都还处于一个“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层次，明晰了高校认证职能和认证成本两个概念之后，我们就可以真正地对此问题做到有的放矢。
1.国家应适当调控高校扩招的规模，尤其是硕士以上高层次教育人数总量，维护高校人才认证的公信力
高等教育应当承担起高水平人才的培养工作，应秉承“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原则，而不能把公立高校教育作为拉动居民消费的一条途径。目前对高等学校，尤其是公立高等学校的职能定位不清，使这一问题更加突出。社会应用型教育认证应当由民办机构或者公立大学的再教育部门提供；各类技术性专门人才应该由各种职业类学校完成；提高国民整体素质的庞大使命应当通过函授、在职类教育完成，都不能仅仅借助于公立大学的扩招来实现。过去，我们常批判高校录取“一考定终身”，现如今我们似乎又走到了“数考也无法定终身”、博士学历“查出身”的另一个极端。
2.国家应当通过加强高校认证分担大学毕业生自我认证的成本，提高全社会的福利水平
高校人才认证成本应作为国家对社会的一种公共福利支出看待。国家认证制度的完善、成本投入对于减轻大学生自我认证支出上的经济负担、改善大学生就业状况都有很大的帮助。另一方面也为单位降低了选人、用人的甄别成本，对提高企业利润有着巨大的帮助。
目前对于许多高校在校生来说，教育不仅是一个享有教育资源的过程，也是一个承担各种教育成本和机会成本的过程。高校认证能力的缺失导致了学生在自我认证成本的投入加大，甚至导致因个人求学路漫长、家庭出现“因学致贫”现象。我们不能把中国的在校生置于“考证无涯苦作舟”、“不到博士不死心”的境地。
3.增强高校师资队伍的责任心，建设科学、严谨、公正的评价认证体系，以极为负责的态度严把每一科目教学工作的认证审核关
目前教师队伍的职业道德责任感下降，“好好先生”大行其道。许多在校的学生在选课之前最关心的不是科目具体传授的知识范围，而是先打听开课的哪位老师脾气好、上课不点名、考试前划重点、考试不抓人、成绩给高分……我国自古就有言云：教不严，师之惰。在这种“好好先生”大行其道的校园里，怎么培养学生良好的人格？用人单位怎么能认同这种人才认证公信力？还有一些高校对教师的测评机制欠缺科学性，将教师的工资绩效和学生的“满意程度”直接挂钩。这种缺乏科学性的学生评价考核在制度层面上直接 “创造”出无数的“好好先生”。
为此，必须加强高校师资队伍的责任心，让高校教师以极为负责的态度严把每一科目教学关。与此同时，建设科学、严谨、公正的教学评价体系，从制度层面杜绝教师一心搞学术，而忽略了基础的课堂教学。
4.依托现有的高校认证项目，丰富、完善既有认证项目的内容
现在很多自我认证和高校认证项目重复建设。以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为例，其是公认的较为权威的在校大学生英语级别认证考试，但是现在一些单位要求学生具有其他英语资格认证证书，以至于很多学生努力争取来的英语四、六级证书“不顶用”。虽然这也与我们的大学英语四、六级注重读、写、语法能力，不能体现外语的沟通交流能力有关，但是并非所有通过四、六级的学生都欠缺这种语言交流能力。这种为了单一语言交流能力认证，还要让学生付出比四六级更高的费用成本去参加其他认证的做法，显然是一种加在学生身上的负担和对既有教育资源的浪费。我们只要在这些既有的认证制度中稍加改变，加入考察交流的能力，其认证功能就将大大加强。
跨学科知识的学习，本质上就是拓宽了高校认证的内容。现在很多学校划分专业过多、过细，造成了大学生只关注本专业的知识，对非专业知识缺乏求知欲。这种专业割裂异常严重，甚至于在同一个学院下属的每个系的学生之间对彼此的专业都没有最起码的了解。然而双学位、非专业学分比重的要求，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此问题，很多高校将各种课外活动纳入对学生的综合考评机制也是非常得力的举措。
（作者单位：西南财经大学人口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