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净土变形式的形成过程与完成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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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西方净土变是中国佛教美术的主要题材之一，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该经变滥觞于6世纪中叶，直到8世纪初叶才定型。早期西方净土变的构图形式主要是说法会，而后在漫长的演变过程中，加入了“十六观”内容，到8世纪初形成说法会与对联式条幅画“未生怨”、“十六观”结合的构图形式，成为西方净土变的主要构图形式。本文对西方净土变构图形式进行了考察与分析，有助于我们对佛教美术发展的理解。
关键词：经变画；西方净土变；构图形式
中图分类号：K87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3）03-0076-10
The Evolution and Stylization Date of the Western Pure Land Illustration
WANG Huimin
（Archaeological Institute， Dunhuang Academy， Dunhuang， Gansu 736200）
Abstract： the Illustration of Western Pure Land is a one of the main themes of Chinese Buddhist art. It contains rich content in diversified forms. The illustration first appeared in the middle of the sixth century and became stylized till the early part of the eighth century. Early pure land illustrations mainly depicted a preaching scene. Later in the long process of evolution， the contents of “the Sixteen Meditations” were added. It wa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eighth century that the pure land illustration consisting of a central preaching scene with side scenes of“Queen Vaidehi （the Sixteen Meditations）” and of the“story of King Bimbisāra and Ajāta■atru” was formed， which became the main composition of the western pure land illustration. This paper presents an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composition of western pure land illustrations， which will help understand Buddhist art development.
Keywords： Sutra illustration； Western pure land illustration； Composition
（Translated by WANG Pingxian）
上篇：南北朝时期的经变
佛教艺术传入中国之初，沿袭了印度、中亚的题材，多为单体造像和本生等故事画，内容相对单一，如保留下来的十六国时期的佛教造像多数是金铜佛，均为统一的单尊禅定佛像。
佛教艺术在北魏时期（386—534，敦煌在442年归于北魏统治）得到长足的发展，遗留下来的佛教造像很多。云冈、龙门石窟有大量的北魏洞窟，敦煌莫高窟也留下8个洞窟（以分期序列排列的北魏洞窟即第二期洞窟是第259、254、251、257、263、260窟等6个洞窟。另外，第487窟是禅窟，没有画塑，第265窟是中心塔柱窟，现存表层壁画为宋代重绘，这两个洞窟可供分期的因素不多，但洞窟形制、少量现存因素与第二期窟一致，也归于第二期）。除石窟造像外，北魏时期的佛教造像碑也很多。大量的北魏佛教造像有助于我们从宏观角度较为全面地认识北魏佛教艺术特点：尊像和故事题材仍然是造像的主流；出现简单的属于某一种佛经的造像，如释迦、多宝并坐说法像属于《法华经》，文殊、维摩诘对面而坐像属于《维摩诘经》等等。广义上的经变包括本生故事、佛传故事、因缘故事等，但一般都归于“故事画”。狭义上的经变围绕一部经的内容展开，有较多的画面来表示不同的情节，画史记载5世纪中叶袁倩画过维摩诘经变，但早已不存，现存最早的佛教经变见于6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佛教造像碑中。
一、维摩诘经变的出现
5世纪中叶，南朝（420—589）似乎开始出现经变画，唯一的一条资料是袁倩画的维摩诘经变。
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6“袁倩”条记载：
袁倩，中品上。谢云：“北面陆氏，最为高足。象人之妙，亚美前修，但守师法，不出新意。其于妇人，特为古拙。在第二品陆绥下，姚昙度上。”
徐令、麻纸豫章王像、张畅等像、王抗棋图、会献图、正声伎图、御临轩图、朝臣十二人图、吴楚夜踏歌图、豫章王宴宾图、天女白画、东晋高僧白画、二龙图。貌三人像，不题名字，并冠武弁，有太清年月，并行于世。又，维摩诘变一卷，百有余事，运思高妙，六法备呈，置位无差，若神灵感会，精光指顾，得瞻仰威容，前使顾、陆知惭，后得张、阎骇叹。又有苍梧图，传于前代也。
袁倩所画维摩诘变内容丰富（“百有余事”），布局合理（“置位无差”、“六法备呈”），因为可以判定不是维摩诘单尊像，所以可以称之为维摩诘经变。这铺维摩诘经变至唐尚存，初唐裴孝源《贞观公私画史》记录7件袁倩作品，其中就有此维摩诘经变：“《豫章王燕宾图》（梁《太清目》中有）、《维摩诘变相图》、《天女像》、《东晋高僧像》三卷、《无名真貌》一卷（三人，冠武弁，题云袁倩画，有梁《太清目》年月）、《博弈图》、《三龙图》一卷。右七卷，袁倩画，并是梁朝官本，有太清年月号。”从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描述看，他也见过这铺维摩诘经变。
袁倩生卒年不详，《历代名画记》卷6编在南朝宋（420—479），在所记录宋28名画家中位列第8名，而第7名谢庄生卒年有记录：“泰始二年（466）卒……年四十六。”据此推测袁倩与谢庄（421—466）同时代，即袁倩是5世纪中后期人。袁倩画的维摩诘经变似乎属于孤例，因为我们现在知道的较为复杂的维摩诘经变只有这一条资料。相比之下，这一时期北朝出现大量文殊、维摩诘对坐造像，没有“百有余事”，情节和人物都很少，类似若干尊像的组合。
现存最早有较多内容的经变是从北魏晚期开始的，维摩诘经变是各种经变的先声，如：
孝昌三年（527）造像碑①。今藏意大利，碑高183厘米。正面为立佛。背面为维摩诘经变，中为文殊、维摩诘对坐，表示问疾品第五；维摩诘上方有一狮子，表示不思议品第六；维摩诘前方有2天女，表示观众生品第七。
大阪美术馆藏普泰元年（531）造像碑②。碑高132厘米，宽51厘米。正面主要图像是中央结跏趺坐说法佛三尊像，下为供养人，上为维摩诘经变。背面上为禅定佛三尊像，下为发愿文，可知造于普泰元年。维摩诘经变只有4个人物：维摩诘穿长袍坐于右侧，左手在袖筒里（没有刻出），挥扬右手，大拇指弯曲，其余四指伸展，不持物（通常都是手持麈尾）；文殊则作说法状，前侧站一笼袖比丘，后面站二菩萨（均没有刻出双手）。维摩诘和文殊之间有4行榜题：“维摩诘现患于方丈室时莲花菩萨天女散花。”从榜题看，这组图像是带有“问疾”（问疾品第五）、“天女散花”（观众生品第七）等情节的，但我们在这组画面中没有看到散花天女（屋顶上方的二人，正面半身像，双手均合十，或是表示“散花天女”），可归于简略经变画。这铺造像中，维摩诘和文殊都是席地而坐，而“维摩诘现患于方丈室时”的解说相当于后来经变中的“榜题”，提示我们此造像碑的内容除兴功德之功能外，还有宣传的作用。
旧金山亚洲艺术馆藏B60S44号永熙二年（533）赵见憘造像碑（图1）{1}。碑高170厘米，正面雕一佛二菩萨立像，下方正中香炉两侧各3身供养人。背面上起第一层线刻禅定佛并飞天，第二层线刻禅定佛并飞天，第三、四层线刻维摩诘经变，最下一层是供养人群像。维摩诘经变入画5品，有榜题8方，当表示有8个画面：
问疾品第五（画面①、②、③）。第三层正中刻禅定佛，身份尚不清楚。画面①：碑右侧刻帏屋，内坐维摩诘，右手持扇，维摩诘前方有一方题记：“此是维摩诘托疾方丈室时。”画面②：维摩诘身后刻一主二仆，站姿，前面题记：“此是诸大国王来听法时。”画面③：碑左侧刻文殊半坐像，右手执如意，似乎坐在狮子身上，前方有一方题记：“此是文殊师利问疾囗囗囗时。”上述三个画面表示该经的核心一品“问疾品第五”。
佛国品第一（画面④）。文殊身后为一居士（维摩诘）与一弟子（舍利弗）立像，面对面作交谈状，地面刻水波纹、莲花等，前方与文殊像之间有双行题记：“此是维摩诘见舍利弗，我见释迦牟尼佛土清净时。”这是现存最早的“佛国品第一”。
不思议品第六、香积佛品第十（画面⑤、⑥）。第四层正中为香炉，右侧（维摩诘下方）有两个画面。后面画面为二菩萨坐在狮子座，前面有一人坐在地面，双手合十，作迎接状，题记：“此是诸大菩萨坐师子座时。”这是表示“不思议品第六”。前面画一天女立像，裙带向后飘飞，表示从空飞来，前面有一形象较小者面向天女胡跪，题记：“此是天女将……”这是表示“香积佛品第十”。
观众生品第七（画面⑦、⑧）。左侧（文殊下方）为6比丘围绕一房屋，最前方有一人胡跪（比丘？），双手持花。文殊前面有花朵落下至下层前面比丘身上，此画面前有一方题记：“此是舍利弗囗天女教化囗时。”后面一方：“此是世人囗囗囗囗囗囗囗囗时。”这是“观众生品第七”。
大都会博物馆藏东魏武定元年（543）李道赞等五百人造像碑（图版19）。残高308厘米，宽112厘米，厚30厘米，根据像碑下部的造像记，此碑雕刻时间从北魏永熙二年（533）起，至东魏武定元年（543）止，费十年之工，此碑原藏于豫北淇县的浮山封崇寺，20世纪20年代流落到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此碑内容丰富，人物众多，技艺精湛，是中国佛教造像碑的巅峰之作。该碑最主要的题材是维摩诘经变，画面完整，入画5品：弟子品第三（听法）、问疾品第五（对坐）、不思议品第六（狮子座）、观众生品第七（天女散花）、香积佛品第十（倒饭），其中倒饭一景似乎是最早见于此{1}。
略言之，北朝石窟与造像碑中的文殊、维摩诘对坐像有一百多例，带有情节的较少，入画内容最多的是赵见憘造像碑、李道赞等五百人造像碑，均刻出5品（全经14品）。
二、南朝弥勒经变、观音经变造像碑
南朝时期佛教兴盛，佛教艺术也得到发展，但具体的图像资料保存不多。在经变画上，除前述袁倩绘维摩诘经变外，《历代名画记》卷7记载南梁张僧繇及子善果、儒童均善佛画。儒童作品“释迦会图、宝积经变，传于代”，宝积经变内容不详，敦煌经变画中也没有这一题材。
南朝弥勒经变造像碑。该造像碑1954年出土于成都万佛寺遗址，约由三段组成（不包括底座），现存中间一段：正面存华盖、须弥山等，背面是弥勒上生下生经变。一般把此造像碑定为南梁（502—557）。背面上层中间是交脚菩萨说法，主尊左右各站7听法者，属于上生内容；两侧及下方是翅头末城、罗刹扫地、龙雨、一种七收、老人入墓、迦叶禅窟、迦叶神变、弥勒三会等下生图像。从内容看，这是包括上生、下生的弥勒经变。2001年，赵声良发表《成都南朝浮雕弥勒经变与法华经变考论》，有详细解读[1]。
碑的侧面各存4画面，属于佛传，但是释迦牟尼佛传，还是弥勒佛传，尚有待确定。碑身右侧有4个画面，内容均不确定，上起：
1. 一人卧床；
2. 宝幢；
3. 一主四从，其中一侍从持华盖；
4. 一主四从，站立状。
左侧4个画面属于佛传，上起：
1. 一屋，床上卧一人，屋外站立一侍女，床的一侧似乎挂着四件条状物，从下面几个画面看，似乎是“梦日入怀”；
2. 树下站立一主二侍女，前面一女形象较大，右前方树枝呈弯曲状，右腋下露出一人，可以肯定是“右腋诞生”；
3. 一人步行状，有头光，前面有三朵莲花，旁两人合十跪礼，无疑是“步步生莲”；
4. 一人有头光，举右手，旁立两女，这是表示“唯我独尊”。
南朝观音经变（法华经变）造像碑。此碑出土时分为两块，21世纪初才得以拼接成一件。正面是双菩萨立像（双观音立像），背面是观音经变（法华经变）。前揭赵声良大作列出14组内容：
目前我们所知的南朝经变只有这两铺。
三、小南海石窟北齐弥勒经变
中原地区在北朝时期就出现经变，最有代表性的是小南海石窟东窟弥勒上生下生经变、中窟观无量寿佛经变与弥勒经变。
小南海石窟现存三窟，以东窟、中窟、西窟称之，一般认为中窟年代最早，东窟、西窟次之。颜娟英、李裕群的研究最为详细[2-4]。
中窟坐北朝南，窟门外崖面刻《班经题记》，知该窟始建于天保元年，完工于天保六年（550—555），主室平面方形，正壁（北壁）雕一坐佛二弟子、右壁（东壁）和左壁均为一立佛二立菩萨，东壁浮雕弥勒经变、西壁浮雕观无量寿佛经变。东窟也有一铺弥勒经变。1999年，李裕群发表《关于安阳小南海石窟的几个问题》作了详细解读[4]。
中窟东壁右侧（南侧）为一佛六弟子二菩萨组成的说法会，佛座下面有对鹿、三。左侧为结跏趺坐说法菩萨，有七听法菩萨（天人），下方榜题：“弥勒为天众说法时。”据榜题，主尊是兜率天宫的弥勒菩萨（图2）。
东窟东壁右侧也是佛说法会（一佛七听法菩萨，也许是五听法菩萨二弟子。佛座下方有对鹿、三）。左侧有二组画面：左侧一组为交脚菩萨说法，有五听法菩萨，这是表示弥勒菩萨在兜率天宫为天人说法，属于上生图像。右侧一组有两个画面：1.一人胡跪礼拜一倚坐佛，佛身后站立三人（似一比丘二菩萨）；2.胡跪者身后是一人（童子形象？）伸出右手（也许是伸出双手），接触前面一合十而跪者的头部，这可能是表示剃度（也可能是摩顶授记）。倚坐佛一般被认为是弥勒下生图像，如果另一组画面是剃度的话，这就是弥勒下生图像（图3）。
四、敦煌福田经变
敦煌最早的经变画一般认为是福田经变，绘于北周第296窟、隋代第302窟{1}。由于是初创，在形式上与当时的本生故事画、因缘故事画没有区别，即“横卷式”，而且与故事画画在一起。
福田经变的经文依据是西晋沙门法立、法矩共译的《佛说诸德福田经》。经文不长，大意为：帝释天（佛教三十三天之主）问佛：有人想“种德求福”，有没有种下“头发丝”那么一点“德本”而获无量“福田”的？释迦没有正面回答，而说了两种情况能得“福田”：一个是出家，另一个是“复有七法广施，名曰福田。行者得福，即生梵天。何谓为七？一者，兴立佛图、僧房、堂阁；二者，园、果、浴池，树木清凉；三者，常施医药，疗救众病；四者，作坚牢船，济度人民；五者，安设桥梁，过度羸弱；六者，近道作井，渴乏得饮；七者，造作圊厕，施便利处。是为七事。得梵天福。”就是做七种善事。福田经变画的就是人们在做这七种善事，因而生活气息极浓。
下篇：西方净土变形式的形成过程
如前所述，5世纪中期袁倩所画“百有余事”的维摩诘经变早已不存，而6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佛教造像碑中出现多铺维摩诘经变，并且有多个情节，并附有解说性的榜题，这是相当成熟的维摩诘经变构图形式，一直沿用几百年。
大约在6世纪中叶，南朝佛教造像碑、北齐石窟中出现了观音经变（法华经变）、弥勒经变、西方净土变，内容情节都比较多，主要内容都见于随后的隋唐石窟中。
西方净土变形式的形成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一、单尊像与说法图（4世纪中叶—6世纪中叶，350—550）
见于记载的西方净土图像开始于4世纪中叶，主要是单尊像，如支道林（314—366）作《阿弥陀佛像赞并序》。5世纪20年代，在炳灵寺第169窟（424）出现无量寿佛说法图。此后一百年，似乎都是单尊像和说法图，如莫高窟第285窟东壁北侧有无量寿佛题名的说法图（图版20），此窟北壁有538、539年题记。
二、简略西方净土变的出现（6世纪中叶—7世纪末，550—700）
在构图形式上，南北朝时期维摩诘经变、弥勒经变、观音经变的构图形式在随后的隋唐石窟中广泛采用，而西方净土变的构图形式相对复杂一些，下面按时间顺序作一梳理。
（一）麦积山石窟
麦积山第127窟为北魏晚期（一说西魏）窟，窟型很大，进深5.0米，宽8.5米，高4.5米，右壁龛顶画西方净土变，高1.6米，宽4.5米。吴荭、魏文斌《甘肃中东部石窟早期经变及佛教故事题材考述》一文介绍说：“龛顶中间部分绘阿弥陀佛坐须弥座上，观世音、大势至菩萨侍立于两侧，其外侧各两身弟子，前一身弟子手持供物。左、右两侧对称地绘一城阙及树木，城阙四周绘有大量听法僧众。城阙前两侧各绘四身伎乐，手持乐器，席地而奏。画面中心绘一建鼓，旁有两人站立，似为击鼓者，前为两身对舞的天人，下部右侧绘神兽。龛两侧壁画残绘较为严重，现仅见左侧绘一有华盖的坐佛。”[5]上文遗漏了一些内容：龛两侧上方各有一宝池，可见瑞禽；龛两侧画面虽然漫漶，但依稀可以看到各有两方榜题痕迹。这是现存最早的西方净土变。阿弥陀佛下方有二人击鼓，佛经中有一部失译者名今附梁录的《阿弥陀鼓音声王陀罗尼经》，经名中有“鼓音声”，第127窟西方净土变的佛经依据与这部经是否存在关联尚需研究。
（二）河南安阳小南海石窟
河南安阳小南海石窟一共有中窟、东窟、西窟等3个洞窟，均为北齐窟。中窟坐北向南，据窟门上部刻的《方法师镂石班（版）经记》，知该窟开凿于北齐文宣帝高洋天保元年至天保六年（550—555）。三窟中，此窟年代最早，内容最丰富。
中窟西壁浮雕观无量寿佛经变的内容，以李裕群的调查最完整，有全部十六观内容，并保存有11条榜题，其中9条榜题文字保留至今（图4）。
1. 日想观。刻一日，日中有一黑子，表示金乌。
2. 水想观。刻波浪纹。
3. 地想观。一块方地，一人五体投地礼拜。
4. 树想观。一棵树，树上有楼阁，榜题：“七宝台囗囗树。”
5. 八功德水想观。一水池，与水渠相连，榜题：“八功德水。”
6. 总想观。一棵树，树上有楼阁（画面与第四观类似），榜题：“五百宝楼。”
7. 花座想观。泥中生出一莲叶，莲叶中有一摩尼宝珠。
8. 想像观。即西壁前一佛二菩萨雕像。
9. 遍观一切色想观。即西壁前主尊佛像。
10. 观世音菩萨色身观。即西壁壁前一佛二菩萨之左侧（南侧）菩萨。
11. 大势至菩萨色身观。即西壁壁前一佛二菩萨之右侧（北侧）菩萨。
12. 普想观。可能是小鸟、莲花组成的一个画面，位于第6观左侧。
13. 杂想观。一佛立像，头上有一莲叶。
14. 上辈生观。由3组画面组成：一宝台，上坐一人，榜题：“上品上生。”一莲台，上坐一人，榜题：“上品中生”；一莲花，花内坐一人，榜题：“上品下生”。
15. 中辈生观。由3组画面组成：一莲台，上有一人，五体投地状，榜题：“中品上生。”莲花2朵，榜题：“中品中生、中品下生。”
16. 下辈生观。由3组画面组成：一莲花，上坐一人，双手合十，榜题：“下品往生。”莲蕾2朵，内各有一人。
小南海东窟西壁也有十六观的浮雕，画面简略，内容没有中窟齐全，李裕群认为有十观（插图5）。
（三）河北邯郸南响堂山石窟
响堂山石窟位于河北省邯郸市峰峰矿区的鼓山，由南响堂山石窟（共有7窟）、北响堂山石窟（共有7窟）、小响堂山石窟（共有2窟）组成，主要是北齐造像。北响堂山北洞、中洞、南洞与北齐文宣帝高洋有关。南响堂山石窟的营建史也较清楚，为天统元年（565）比丘慧义开山建寺，后大丞相高阿那肱出资建窟，南响堂山石窟有北齐时期雕刻的西方净土图像两铺（第1窟和第2窟）。
南响堂山石窟第1窟、第2窟为同时开凿的“双窟”，大小相当，窟型和题材类同。均为前室窟门上方浅浮雕西方净土变，左侧（西侧）释迦、多宝并坐说法图，右侧弥勒说法图。第1窟西方净土变的宝池中有九化生，正是表示“九品往生”。第2窟西方净土变中，下方正中莲池内有四化生，两个在开放的莲花中，两个在莲苞中，左右各有一宝池，内也有化生（画面残），这也是表示九品往生[6]。按，第2窟的西方净土变现藏美国华盛顿弗利尔博物馆。
（四）莫高窟第393窟隋代西方净土变
莫高窟自366年开凿洞窟至隋代以前（366—580）的二百年间，保存下来的洞窟有36个，但其中多为说法图、故事画，经变画只有福田经变（北周第296窟）、劳度叉斗圣变（北周西千佛洞第12窟），数量较少，而南北朝佛教造像碑、石窟中已经出现较多的经变。
隋代佛教发达，保留下来隋代造像很多，李冠畿硕士论文《隋代单体佛教造像研究》附表一、附表二共列出单体佛、菩萨像355件[7]。至于石窟造像则主要集中在敦煌石窟，约110个洞窟尚存隋代画塑。敦煌石窟隋代的经变画，在种类、数量上大大增加，有福田经变（第302窟）、西方净土变（第393窟）、药师经变（第394、417、433、436窟）、弥勒经变（第62、262、416、417、419、423、425、433、436窟，其中第62窟属于弥勒下生经变，其余都是弥勒上生经变）、法华经变（第419、420窟，另外第303窟有观音经变）、维摩诘经变（第262、276、277、314、380、417、419、420、423、425、433窟）、涅槃经变（第280、295、420、427窟）等。比较而言，西方净土变数量很少，只有1铺。
第393窟是一个隋代小窟，平面方形，进深1.7米。正壁（西壁）通壁绘西方净土变：主尊为结跏趺坐说法佛，左右各有一大菩萨侍坐，周围莲池上有四化生及瑞禽，后部有一佛二菩萨说法图四组（图6）。李其琼先生对此净土图像做了精彩的描述：“突破了说法图的格局，表现了安坐在出水莲台上的‘西方三圣’，并用水池、鸳鸯、莲花、化生和宝盖、花树、飞天等，花团锦簇地烘托出西方极乐世界的神异。”“西方净土变根据的是《阿弥陀经》。”即认为这是阿弥陀经变[8]。
用图像学的方法来解读这幅画面，就会发现本铺西方净土变是根据《观无量寿佛经》绘制。以下，我们将图像分解，对照佛经，进行考察。
画面一：主尊在双树下说法。
分析：在西方净土图像中，树下说法和讲堂说法是有区别的。
《无量寿经》卷下云：“无量寿佛为诸声闻、菩萨、大众颁宣法时，都悉集会七宝讲堂。广宣道教，演畅妙法。”即无量寿佛的说法场所在讲堂内。
《阿弥陀经》未明言佛在树下说法，但提到：“极乐国土有七宝池……上有楼阁。”则阿弥陀佛当在楼阁内说法。
《观经》第八观是阿弥陀佛（像想观）：“先当想像，闭目开目，见一宝像，如阎浮檀金色，坐彼花上。见像坐已，心眼得开，了了分明，见极乐国七宝庄严，宝地宝池，宝树行列。诸天宝幔，弥覆其上，众宝罗网，满虚空中。”即《观经》所描绘的西方世界有“宝树行列”而无楼阁。
也就是说，净土三经中，只有《观经》云阿弥陀佛在树下说法，这是观经变的特征之一。第393窟的西方净土变无楼阁等建筑，主尊在树下说法，正符合这一特征。
此后如第220、321窟等窟的观经变中，主尊也在双树下，而不在楼阁内说法。但盛唐以后的观经变中，开始忽略经典所规定的说法场所，主尊有的在楼阁内说法。
画面二：一化佛二化菩萨坐莲花座，在树下说法，共4组。
分析：此图像完全符合第八观观阿弥陀佛与二胁侍菩萨之情景：“此想成时，佛、菩萨像皆放光明，其光金色，照诸宝树，一一树下，亦有三莲花，诸莲花上各有一佛二菩萨像，遍满彼国。此想成时，行者当闻水流光明，及诸宝树，凫雁、鸳鸯，皆说妙法。”其余二经无一化佛、二化菩萨在树下说法，“遍满彼国”的记载。
即画面一是观一佛二菩萨，画面二是观像者观见许多一化佛二化菩萨在树下说法，“遍满彼国”，一真一幻。
画面三：主尊南侧大菩萨（右胁侍菩萨）为化佛冠。
分析：《阿弥陀经》没有提到观音、大势至名，也没有提到诸菩萨中有化佛冠者。《无量寿经》提到观音、大势至，但未言具体形象。
《观经》第十观是对观音形象的观想：“此菩萨身长八十万亿那由他由旬，身紫金色，顶有肉髻，项有圆光，面各百千由旬。其圆光中有五百化佛，如释迦牟尼。一一化佛有五百化菩萨，无量诸天以为侍者。举身光中，五道众生，一切色相，皆于中现。顶上毗楞伽摩尼宝以为天冠。其天冠中有一立化佛，高二十五由旬。”
由于只有《观无量寿佛经》提到观音菩萨的化佛冠形象，在西方净土图像中，我们较多地考虑有化佛冠的菩萨为观音菩萨。唯另一大菩萨——大势至菩萨为花冠，而不是经文说的宝瓶冠。
画面四：宝池中有四莲花，二开二合，上各有一化生。
分析：《阿弥陀经》没有提到西方净土世界有化生，所以我们先排除此为阿弥陀经变的可能。康僧铠译《无量寿经》卷下提到三辈往生与化生：“其上辈者……临寿终时，无量寿佛与诸大众现其人前，即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莲花中自然化生，住不退转。”在中辈、下辈往生中，未具言是否在七宝莲花中化生。《观经》更具体到九品往生。所以有化生的西方净土变所据经典或为《无量寿经》，或为《观经》。
第393窟西壁西方净土变与麦积山石窟、小南海石窟、南响堂山石窟的西方净土变相比，内容都相对简单，可能是洞窟较小，无法画出大幅西方净土变。麦积山石窟第127窟西方净土变的佛经依据不是很确定，敦煌、小南海、南响堂的西方净土变的佛经依据都是《观无量寿佛经》。另外，唐段成式《寺塔记》记载：“常乐坊赵景公寺，隋开皇三年置。本曰弘善寺，十八年改焉。南中三门里东壁上，吴道玄白画地狱变，笔力劲怒，变状阴怪，睹之不觉毛戴。吴画中得意处。三阶院西廊下，范长寿画西方变及十六对事宝池，池尤妙绝，谛视之，觉水入深。”范长寿是隋末唐初人，师法于张僧繇，唐初官至司徒校尉。西方变中的十六对事即十六观，这是文献记载最早的观经变。
三、西方净土变形式的完成（700年顷）
唐前期是中国佛教艺术发展的高峰时期，异彩纷呈。一般将唐前期敦煌石窟分为前后两期：唐代建立至武周政权结束为初唐（618—705），此后至吐蕃占领敦煌之年为盛唐（705—786）。莫高窟现存唐前期洞窟约120个（一般认为初唐有44个，盛唐有80个洞窟）。
初唐洞窟中，第71、78、123、124、205（北壁）、211、220、321、329、331、334、335、338、340、341、372、379窟绘有西方净土变，占洞窟总数的40%，多数为通壁大画（即一壁只有一铺经变），但构图形式、内容没有超过前述北朝、隋时期的西方净土变，具有明显的继承关系。
另外，初唐第209、431窟出现了“未生怨”、“十六观”图像。
初唐第209窟有“未生怨”图像{1}。
此窟南、北壁的西侧以及西壁佛光两侧有若干“未生怨”故事画，共有15方榜题的遗痕，文字均漫漶。兹依故事发生前后，分为4组：
第1组。绘于西壁主尊背光南侧，有4组画面4方榜题，画面内容自上而下为：
画面一：二比丘飞行空中。
内容：这是表示频婆娑罗王为子阿阇世囚禁后，目犍连、富楼那二比丘飞来为其说法。
画面二：一房屋内一人跪对二比丘，房外一侧立一女，身后立五侍女；另侧立二人，弯腰迎接状。
内容：表示目犍连、富楼那二比丘为频婆娑罗王说法；韦提希送饮食，守门者放行。
画面三：一女在帏帐内，身后有四侍女；前面有一人持刀，身后立数人。
内容：表示阿阇世得知韦提希送饮食而使父王不死，即欲杀母。
画面四：一大殿内坐一人，殿外一侧立二大臣，一侧立三人。
内容：表示大臣月光、耆婆谏阿阇世。
第2组。西壁主尊背光北侧，有3组画面4方榜题，自上而下为：
画面一：一佛山中禅定。
内容：表示佛在耆阇崛山中禅修。
画面二：有一房屋，内有韦提希与侍女。上方一佛一弟子飞行云间之画面二组。
内容：表示韦提希被囚，佛与阿难、目犍连（只绘出一弟子）去为韦提希说法的途中。
画面三：又画一房屋，佛在说法。
内容：佛为韦提希说法。
第3组。位于北壁西侧，共有3组画面3方榜题。
画面一：位于上方。佛为韦提希说法。
画面二：稍下处有一房屋，门口有一守卫者。
内容：韦提希被禁。
画面三：位于下方。佛为韦提希说法。
第4组。位于南壁西侧，共有4组画面4方榜题，其中的3组均是佛为韦提希夫人说法，最下方有一禅定佛，表示佛说完法，又回到山中。按：此禅定佛的形象与西壁南侧上方的禅定佛完全相同。
各画面均有榜题，则所表示的内容各有不同。我们注意到，其中佛为韦提希说法的场面反复出现（6组），既然“未生怨”其他内容已经较为详细地绘制，则6组说法图较有可能是佛为韦提希说“十六观”内容。如此推测不误，我们认为，在有韦提希观“十六观”的画面出现之前，观经变曾有过以佛说法的形式表示“十六观”，不绘韦提希。这是比较符合《观经》思想的表现形式，因为“十六观”是所有西方净土信仰者所要做的实践活动，不仅限于韦提希。这一判定还可以从第321窟等许多洞窟的观经图像中得到验证。
第431窟观无量寿佛经变[9]。
此窟为西魏时建的中心柱窟，初唐时将主室地面挖低，在中心柱四面各龛下和四壁下方绘画，即中心柱西向面下方绘释迦多宝一铺，南向面和北向面下方各绘说法会一铺，东向面下方现为宋画说法会及供养人，北壁下方绘“未生怨”，西壁下方绘“十六观”之前十三观，南壁下方绘后三观（九品往生）。次序从北壁东侧开始，经西壁，结束于南壁东侧，这就是所谓的右绕观像。
未生怨。北壁东侧绘一铺说法会（一佛四菩萨，下方二比丘四俗人），当表示序分，即释迦在灵鹫山说法。说法会以西绘一院落，内绘“未生怨”，内容有禁父（守卒执剑守门，韦提希旁立，一比丘飞来）、禁母（一人杀韦提希，大臣直谏）、佛从院外飞来（韦提希礼二比丘，一佛二比丘乘云飞来）、佛为韦提希说法二组（一佛三菩萨二弟子，一佛二菩萨二弟子）。将“未生怨”内容绘于一座大院内，仅见此窟。
“十六观”之前十三观。位于西壁下方，一观一画面，内容详细，艺术精湛。北侧有说法图三铺，与北壁西侧的两铺说法图一致，此五铺说法图的内容较难确定。
九品往生，即“十六观”之后三观。南壁下方有屏风10扇，西起9扇，一扇一种往生，组成九品往生。最东一扇为说法图，表示流通分，即当释迦说毕《观经》时，听法者大欢喜。
第209、431窟的观经变有两个明显的特征：
1. 北齐、隋代的观经变有“十六观”，无“未生怨”。第209窟的观经变有“未生怨”、无“十六观”，而第431窟的“未生怨”略，“十六观”详。
2. 第431窟原建西魏，此窟观经变是临时将中心柱四周挖低而绘，令人感到似乎是在仓促之时绘的；第209窟东、南、北壁及窟顶绘多铺说法图，而观经变分绘于四处，怀疑建窟前没有考虑绘此经变。
从数量上看，初唐洞窟中有新出现的“未生怨”图像，但仅有两铺，而沿袭北朝、隋代构图与内容的西方净土变多达17铺，可见初唐时期的观经变样式还在摸索阶段。
第217窟说法会与条幅画组合的西方净土变标志着西方净土变形式的最后完成。
第217窟北壁通壁画观无量寿佛经变，主说法会两侧各有条幅画，西侧未生怨、东侧十六观（图版21）。
第217窟存有部分供养人题记，学者通过对这些题记的研究，推定第217窟建成时间“大约在唐中宗神龙年（705—706）之前”[10]。而此顷修建的第335窟（有垂拱二年和长安二年题记，686年、702年）以及稍前的李克让之父李达功德窟（第331窟，约建于7世纪七八十年代）通壁画西方净土变，均属于观无量寿佛经变，但都是将“十六观”内容画在说法会画面中，并没有采取条幅画形式。而从第217窟开始，对联式条幅画形式的西方净土变成为西方净土变的主要构图形式。敦煌盛唐洞窟中，这一形式的西方净土变有20铺：第45、66（北壁）、103、113、116（中唐完成）、120、122、148、171（3铺）、172（2铺）、176、194（疑属中唐）、208、215、217、320、446窟。而初唐盛行的说法会形式的西方净土变急剧减少，只有5铺：第44窟北壁、66窟南壁、205南壁、225窟南壁龛顶、445窟南壁，说明到盛唐时期，由说法会和对联式条幅画组成的构图形式取代了传统的说法会式。
结 论
西方净土图像的佛经依据主要是“净土三经”（《阿弥陀经》、《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西方净土图像发展脉络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主要是无量寿佛单尊像和说法图；
第二阶段主要是依据《观经》绘制的简略净土变。北齐开始出现的西方净土变，多数依据《观无量寿佛经》制作，主要图像特征是有“十六观”图像，没有“未生怨”图像，初唐开始出现“未生怨”图像（莫高窟第209、431窟）。敦煌莫高窟第431窟的观无量寿佛经变约绘制于7世纪上半叶，该经变同时出现“未生怨”、“十六观”图像，但没有普遍流行，可视为例外，直到7世纪末都是将“十六观”内容画在说话会中。
第三阶段主要为8世纪初绘制的第217窟观无量寿佛经变以条幅画形式画出“未生怨”、“十六观”图像，从此这一形式的西方净土变普遍流行。
依据《观无量寿佛经》绘制的西方净土图像从6世纪中叶（北齐）开始，经过150年的发展，才最后选择了条幅画形式来表示。与其他经变相比，观无量寿佛经变的构图形式形成时间很长。这一形式一旦确定，即很快成为《观无量寿佛经》图像的基本构图形式，此前的说法会形式的构图不再流行。
第217窟北壁西方净土变是现存最早的说法图与对联式条幅画结合形式的经变，不仅影响了今后西方净土变的发展，而且还影响了其他经变的构图。盛唐晚期开始，多数经变采取这一构图形式。这样的构图形式，既突出了中央说法会的庄严，又在两侧将经文具体内容表现出来，这是这一形式广泛流行的原因。
（本文曾在韩国东亚美术史学会2012年10月13日举办的“中国佛教美术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会议上宣读）
参考文献：
[1]赵声良.成都南朝浮雕弥勒经变与法华经变考论[J].敦煌研究.2001（1）.
[2]颜娟英.北齐小南海石窟与僧稠[J].（印顺导师九秩华诞祝寿文集）佛教思想的传承与发展.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5.
[3]颜娟英.北齐禅观窟的图像考[J].（京都）东方学报：第70册，1998.
[4]李裕群.关于安阳小南海石窟的几个问题[J].燕京学报，1999（新6）.
[5]吴荭，魏文斌.甘肃中东部石窟早期经变及佛教故事题材考述[J].敦煌研究，2002（3）.
[6]大西磨希子.中国河北省南响堂山石窟の西方净土变の研究[J].鹿岛美术研究：年刊别册，2003.
[7]李冠畿.隋代单体佛教造像研究[D].台北：艺术大学美术史研究所硕士论文，2006.
[8]李其琼.隋代的莫高窟艺术[C]//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2）.北京：文物出版社、平凡社，1984年（中文版）：165.
[9]张景峰.莫高窟第431窟初唐观无量寿经变与善导之法门在敦煌的流传[J].敦煌研究，2010（4）.
[10]贺世哲.从供养人题记看莫高窟部分洞窟的营建年代[C]//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