顽强的大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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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能想象这样一个局面吗：一个旗下拥有31个子公司的大集团，平日里事无巨细，不管宏观微观等事宜，集团一概要亲自过问和管理—这个集团得长着一个多么顽强的大脑啊？

没有人能做到这一点，相信我。这也是“知识论”视角下的哈耶克所总结的：应该让“在现场者”来作基于具体情况的决策，而非一个中央集权者。

这也是中国的中央和地方政府所面临的局面。

截至8月19日，中国的31个省区市上半年经济数据已全部公布。一个现象是，地方GDP增速同比出现明显放缓，并且呈现西快东慢的形势，北上广的GDP增速均低于全国平均的7.8%的水平。

应该说，西快东慢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北上广及东部地区的经济总量已经达到了一个比较庞大的程度，你不能指望它们仍和底子较薄的西部一样，保持同一个级别的或者说“一刀切”式的增长。

但与此同时，有一件事情让人感到担忧，那就是中国企业的盈利能力正在变糟。根据目前深沪两市上市公司陆续公布的半年报，有1500家公司做出了盈利预警，预计整体上市公司上半年利润同比增速会下降3%，尤其是非金融行业公司的利润将下降17%。

在全球经济疲软，出口减弱，中国内需又在高企的房价影响下无力升高的情况下，很多地方政府为了让GDP不那么难看，同时也稳住地方经济发展，只好动用投资的砝码。

它们搞出了各种名堂。除了像摊大饼一样兴建城市新区、修桥修路外，最近，一些地方政府打起了旅游的主意—各地老城区改造项目纷纷亮相，比如，有报道称，河南开封要以支付1000亿搬迁费给十几万市民作为搬迁的代价，重现北宋汴京城；大同、银川、苏州、敦煌和河北滦县等都在做着相同的事。

地方政府需要借债去做投资。目前投资占中国GDP的比重已经高达48%，而国际平均值则仅为24%。与之相随的则是地方债务危机。

但GDP崇拜并不是地方政府的错—目前中央对地方官员的考核和激励机制，是围绕经济指标来的。为了追求政绩，恐怕就很少有官员会考虑投资的合理性、可持续发展性，以及一系列的环保问题。反正一笔烂账也有中央给兜底—毕竟项目是发改委审批的。

这显然是极其危险的。与其花这样的“冤枉”钱，倒不如补贴给企业。当然，如果地方政府不追求GDP，在目前的政府管理水平下，可能会对企业形成负面影响，但从长远看政府放手GDP政绩，可以促进给企业减负等手段的实施。而只有实体经济情况真正好转了，才能实现健康的GDP。

但正如开篇提到的，这可能是一种过于理想的情况。尽管私有经济在不断壮大，各地区的重要性也在提升，但政府还是习惯于通过中央指令控制经济运行，中央政府把权力和财力都握在手里，事无巨细都要过问和管理。在当前的经济规模和情况之下，这样的做法显然是需要改变的。在一个集团变大、业务变复杂之后，给子公司更大的权力是明智的做法，让更了解本地实际情况的它们去“自负盈亏”，这样，在支配那些投资时，它们才会小心翼翼。

几十年来，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一直处在一个微妙的循环过程，经常会出现“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情况。归根结底，还是权放得不够彻底，地方政府拿到了权力后，如果也要变身为另一个中央集权机构，对企业进行层层干预，那显然改变不了问题的实质。当然，这也需要全新而科学的政绩考核机制与之相辅。

毕竟，只有保障了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才能保障中国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