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薪潮下的中国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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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外企已通过增加工作强度,化加薪于无形,而卑微的工人们
珠三角一家外资玩具工厂的流水线上,李丹迅速地对同一玩具进行组装,她一声不吭地每天劳作10小时以上,然后把她收入的60%寄回家。
在她工作的珠三角,一股加薪潮正风起云涌。如果能加薪,她当然求之不得,但她没机会计较这些,她的希望是,每月能多加班多赚点。
变了味的“加薪潮”
“公司现在跟着最低标准调高工资,但调高一次,我们的基本任务量就增加一次。以前8小时加工6000个零件就可以拿基本工资,现在8小时要做9000个才行。最低工资从770元调到920元,只涨了19%,任务量却涨了50%,员工能高兴吗?”在广东东莞一家日资电子厂工作的白春荣对《国际先驱导报》记者说。
部分外企已通过增加工作强度,化加薪于无形。而工人们对变了味的“加薪潮”当然难言满意。
“我和企业之间的唯一联系就是工资,活,他给钱,除此之外无关联。”在佛山一家日资企业工作的小蔡的说法代表了很多打工者的心态。
杭州西子联合控股有限公司工会主席吴华介绍,现在的新员工对劳动的等价交换意识很明显。老一辈的农民工在衡量工资收入时,是跟自己务农收入比,跟养家糊口的需要比,而现在他们会为自己定价,问“我值多少钱”。
一个工人凭借自己的劳动在城市体面生活,究竟需要多少工资?长期研究中国劳工问题的香港理工大学副教授潘毅介绍:在深圳,以每月食品消费约613元、恩格尔系数为0.5(即每人以月收入一半购买食物)、赡养系数1.87(每一就业人口供养1.87人)来计算,每人每月最低生活工资标准应为2293.7元;另一份按照更低标准计算的数据,来自世界银行的普查报告:考虑每人每天的营养摄入量及养育孩子的需要,在中国维持基本生活水平的费用是每人每月1684元。
工人对工资不满意,但跟企业又谈不拢。“因为我们不了解企业运营状况,也不熟悉法律,个人去谈,毫无用处。说多了企业就开除你,只能抱团。”在深圳打工的王刚刚很无奈。
“我觉得政府应该立法,让我们更好地参与薪资决定程序,而不是让我们去抱团争取权益。”白春荣说。
幸福依旧缺失
“始终日复一日的重复着同样的毫无技术含量的高强度的机械劳动,他们就是压榨劳动力。”小何曾在佛山的本田汽车配件工厂工作。他说,以前的工作就是要不断把一些零部件组装起来,“像机器人一样拿起风枪机械地将螺丝拧上去,每台限速50秒”。
专门为农民工精神生活提供服务的民间组织“草根之家”负责人徐文财在服装厂、电子厂都打过工,他告诉记者:“走进车间,看到的除了冷漠还是冷漠,感觉是所有的人都非常难过。出了问题,线长、班组长开口就骂,女员工遭遇性骚扰也很常见。”
机器和管理的冷酷熬煞了机体的大部分活力,但对许多工人来说,更可怕的是黯淡的职业前景。
“只有极少数人能从生产线上成长为课长,基本上看不到希望,企业培训课程也都集中在操作技术上,所以流动性很大。基本上一个宿舍里的人隔上两个月就能换一半。”白春荣说。
不过,职业地位、薪资的低廉仍是工人不满、缺乏幸福感的最重要原因。这和十几年前大不相同,工人,尤其是外企工人曾是令人羡慕的职业。
福建莆田一位公务员回忆说,1996年他刚大学毕业参加工作时月工资只有300元,而20年前落户当地的一国际著名运动品牌代工厂的工人工资当时也有300多,“当时进厂甚至还要找关系”。现在这个厂一线工人月平均工资在1500元左右,“甚至比街头非法营运摩的都要少”。
前途总是迷茫
刚满20岁的女工唐宋敏来自云南昭通,初中毕业后就外出打工,目前在莆田一家鞋厂当品检员。
唐宋敏有很多爱好,最近迷上了溜冰。她说,工人们的业余爱好是用钱换来的。要去逛街、溜冰,就意味着不能更多地加班,收入就大打折扣。5月份因为加班少了,她的工资比上个月少了700,只有1800元――但她在意的是,“不能再住农村”,她希望能在城里长久待下去。
这和在福建多家外企打过工的贵州籍农民工杨力想法差不多,“我的要求不高,如果每天工作8小时能拿到2000元的工资,我就满足了。这样就可以像城里人一样上下班,过周末”。但是,杨力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有时候,钱不能解决问题。
由于在城市中没有自己的圈子,农民工很难找到家的感觉。
“虽然我就生活在杭州,可我从来不觉得自己属于这个城市。这里是有钱人的天堂,我们进城只会感觉心理更不平衡,人家可以花几千元买东西,我们没有东西可买。”在东芝电子工作的陈芳春说。
浙江省委党校副教育长吴锦良教授介绍,更现实的是,受到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限制,并由此衍生出住房、医保、最低生活保障以及孩子入学等诸多不平等,新一代产业工人难以融入城市。
“第一代农民工的奔头就是攒够了钱回家,但是这一代想在城市里立足,又没有归属感,又缺乏上升的空间。”浙江省发展和改革研究所所长卓勇良说,“他们心中的奔头很多时候是空的,是画饼充饥,这是最危险的。”
梦想的代际差异
70后养家、80后追梦、90后自我,中国沿海的产业工人“分层化”明显,但他们都渴望发展空间,渴望融入城市,渴望体面地生活。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项开来、陈先锋、章苒发自厦门、广州、杭州。初夏入夜,在福建晋江外资工厂打工的何远和李明(化名)刚从理发店回来。因为晚上要去蹦迪,所以做了个新潮的“韩式头”。他们俩一天一包烟,每月1500元的工资几乎一分不剩,属于“月光族”,“我们不需要养家糊口,现在就是趁年轻出来看看”。
他俩所在的工厂要搬到厂房、宿舍条件都更好的工业园区里,但他们却不打算跟着去,因为工业区离镇上有点远,要上网、蹦迪都不方便。
“90后”的他们,似乎有点脱离了人们对“工人”的预设定义。但正是他们使我国外资企业占很大比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工人结构发生了巨大变革:大批离土离乡的50后、60后产业工人已经返乡,取而代之的则是一批80后、90后,并正逐渐成为主导力量。
夹在中间的是70后。“我们工作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养家糊口过日子,所以只要工资合理,苦点累点也无所谓,”1977年出生的杜泽峰说,现在深圳的打工环境比1999年刚来深圳时强很多,“今年我还把媳妇从老家带了过来一起工作。”本报记者走访我国东部、南部几十家工厂后普遍发现,70后打工族大体上保持着老一辈产业工人埋头苦干的心态。
正在成为产业工人主流的80后则更多的是希望出来见世面,长阅历。“人生应该有一个方向,我现在希望从这个职位一步步往上升,三五年内做到采购专员。”1983年出生的江西人李小勇现在广东做采购工作。
80后希望在人生征途上走得更高更远,而何远和李明等90后工人却大不相同:“玩心”重,工作和生活更加自我。
“在家里无聊,所以就一起出来打工,”1990年出生的小黎在东莞外企打工,他说,“在外面比较自由,可以经常逛街、上网,挺好的。至于工作在哪都无所谓,如果觉得不好就换一个工作,只要过得更舒服、开心。”对这些90后打工者来说,手机是必备品,上QQ是每天的必要活动。
国内第一家农民工网站“新农门”CEO肖克文介绍,80后、90后的农民工多不用承担家庭负担,他们对人生的规划和价值取向其实跟城市青年已经没有本质的差别。“他们的特点是不满足于一辈子打工,不停地寻找自己的上升通道;不满足低层次劳动,追求生活的意义。”肖克文说。
70后养家、80后追梦、90后自我,中国沿海的产业工人“分层化”明显,但他们都渴望发展空间,渴望融入城市,渴望体面地生活。
加薪潮难撼世界工厂地位
“配套体系发达,工资涨一倍都不会对这些企业有任何影响”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金微发自北京 “加薪潮持续蔓延”“外企或被迫迁移中国”“中国世界工厂地位丢失”……春夏之交,中国东南部沿海的一股加薪潮,让一些外国媒体浮想联翩。
不过,在东莞工作的叶亭却显得很淡定。作为一家美国家具进口商在中国的,叶亭并不担心会有工厂迁出,影响她的业务量。“2006年,我们有家台资供货商因为人民币升值和美国反倾销,把工厂从广东搬到越南,后来看那边配套部件都找不齐,就又把厂子搬回了广东。”叶亭估计,这次的“加新潮”也不会对她的供货商产生太大影响,“关闭中国工厂还早呢”。
叶亭说,其实外媒类似的担忧,也出现在两年前《劳动法》修订和《劳动合同法》颁布实施,以及2005年人民币升值前后,但最终并没有出现外资工厂的大量撤离。
“这股加薪潮对外资企业的影响实在是微不足道,说一加薪外资就跑,这完全是利益集团散布各种谣言、耸人听闻。”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仲大军在接受采访时说。
加薪潮蔓延
“我曾在珠三角地区做过大量调查,那里的GDP长期维持10%以上的增长率,企业利润实现快速增长,但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幅度相当少,基本没有增加。”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告诉《国际先驱导报》,“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这轮加薪潮是由富士康员工“12连跳”引发的。富士康6月2日和7日两次宣布加薪,通过三个月考核的一线作业员月基本工资可达到2000元。一周之内两次涨薪,部分员工薪资涨幅达122%,幅度超过了过去10年加薪的总和。
一石激起千层浪,加薪潮形成连锁反应。6月9日,深圳市将月最低工资标准调高至1100元。由于深圳企业普遍以最低工资标准来确定自己的工资水平,众多原本对加薪仍持观望心态的企业主不得不上调薪金。据统计,近期已有11个省市宣布上调最低工资标准,涨幅皆在10%以上,一些省市甚至超过20%,平均涨幅为17%。
企业主是天然的加薪反对派。有些外资企业表示,它们无法承受加薪潮的压力和冲击,并发出撤离警告。
“这样涨薪非常不合理,台商协会没人能理解!我们不会跟风,根本无法承受!”深圳台商协会会长黄明智说。台湾电机电子工业同业公会理事长焦佑钧称,在成本考量下,未来三五年内,大陆台资电子厂离开大陆将势不可当。
难寻替代
此轮加薪之后,中国工人的最低工资已超过了周边很多国家。因此一些舆论担心,加薪浪潮如果进一步蔓延,一些外资企业将会把工厂转移到东南亚和南亚。
在越南,从事最简单工作的劳动者在2008年的最低月工资标准约合人民币500元,印度的最低工资比越南稍高,而孟加拉国的最低工资则比越南要低很多。
香港工业总会近期对珠三角港商进行的调查显示,珠三角约8万家港企中,37.3%正计划将部分或者全部生产能力迁离珠三角。它们迁离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工资成本上升,而搬迁的目的地就包括越南和印度等国家。
有媒体认为,在加薪潮的影响下,中国必然会出现一定的产业转移,这些产业将集中在低端、小规模的加工制造业环节。在仲大军看来,这些要离开的企业本来就属微利行业,他们当初来中国完全是看中中国的超廉价的劳动力,现在这个行业没法干了,离开也是市场调节,“它们爱走就走”。
另一方面,国家发改委投资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投资协会会长张汉亚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现在把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与越南等对比意义不大,因为中国与越南等国家的发展阶段不同,竞争优势迥异。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姚坚也在近期表示,廉价的劳动力已不是现阶段中国吸引外资的第一位优势,中国对外资最重要的优势在于中国国内政治环境稳定、经济不断高速发展,法治环境也得到进一步的完善。
“配套体系发达,工资涨一倍都不会对这些企业有任何影响。”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韩德强说。厦门大学中国经济能源中心研究主任林伯强也认为,工资成本的增加不太可能导致大规模的产业转移发生,“中国将继续保持世界工厂地位。”
向内走,向上走
产业的集聚有很多的因素,除了工资之外,还有市场、物流、效率、税金、生活条件等等很多因素。安邦首席研究员陈功认为:“生产部门的转移不是说转就能转,也不会因为一个单一因素的变化就完全撤离。”
但是,沿海的加薪潮毕竟给外资工厂带来了成本压力,而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在产业链条中的议价能力低下,劳动力成本难以通过提价转嫁到下游,因此“逐低成本而居”仍是这些工厂的重要选项。
“如果转移,它更多的是往中西部地区转移,中国政府也鼓励这种转移。”张汉亚说,目前,富士康等企业已准备将产业更多地迁到内陆和华北。
有媒体认为,对于一些无实力搬走的珠三角小企业,这次加薪将使他们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但林伯强看到的是乐观的一面,他认为加薪潮会促进产业升级。“加薪必然促使企业提高生产效率来抵消工人成本的增加,这对于工厂提高生产技术水平有好处。”
文:陈先锋、章苒、项开来、叶超
专家会诊:经济转型,十年为限
【嘉宾】
张燕生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
袁钢明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
“加薪潮持续蔓延”“外企或被迫迁移中国”“中国世界工厂地位丢失”……夏夏季伊始,中国东南部沿海的一股加薪潮,让一些外国媒体浮想联翩。加薪潮涌,中国经济如何顺势而为,转型、调整的时机在哪?答案的探索需要从不同角度探究。
日本模式:提升收入促转型
Q:出现加薪潮是必然吗?
张燕生:劳动力成本上升是一个长期趋势,是市场调整,因为劳动力再也不可能像过去那样充裕了。现在的劳动力没有转移出来的也就1亿～1.5亿左右,这其中还包括很多难以转移出来的,再转移十年基本上就结束了。
加薪只是刚开始。不仅劳动力成本上升了,土地成本、环境的成本也会随之增加。在这种情况下,经济转型、调整将不是企业、劳动者或政府的行为,是市场的行为,是包含市场发展客观规律的行为。发展的阶段变了,不管愿意不愿意,它都会发生的。
Q:也就是说,加薪潮意味着中国经济到了转型期?
袁钢明:中国前几年就说要转型,但一直在推迟或拖延。如果还采取鸵鸟政策,是不行的。我们现在经济的转型处于一个被迫的状态。
Q:有在高速发展中转型的先例吗?
袁:日本学者常对我说,日本十年增长的过程就是普通百姓收入提高的过程。日本是一个典型的在收入上升中实现成功转型的国家。
他们是在压力下被迫提高工资和技术水平的。在日本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十年高速增长前,工厂经常出现暴力事件,甚至有人(因低工资)砍杀老板。和我们现在一样,他们当时也担心如果收入提高过快的话,企业的成本也会提高过快。
事实是,劳动者的收入提高后,在市场上造成家电热销,日本的经济当时就是靠家电热起来的;在生产方面,劳动力成本提高使企业放弃简单生产,必须提高制造业和耐久消费品的水平,这促成了公司成长。
可以说,由于整个收入水平的提高,日本顺利实现了转型。
适应期就只有10年
Q:日本在1968年、中国在2008年人均GDP分别超过3000美元,中国是否面临着类似当年日本的时机?
袁:如果按日本的模式,从60年代转型,直到80年末期,20多年就实现了头昏眼花、令人惊讶的变化。我们国家从现在开始,这二十几年的时间非常关键。再过二十几年,可能国内和国外市场都饱和了,再进行高收入和高质量的转变就不好办了。
张:中国的经济发展,前30年是一个阶段,未来30年是与过去完全不一样的阶段。
前30年是两亿农民参与国际分工,用低成本的劳动密集型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发展民营经济的模式。这30年的出口导向和招商引资是非常重要的。
这种模式作了巨大贡献,但后30年已难以为继了,因为全球需求缩水、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而且外资正发生结构性的变化。非制造业的外资比重上升很快,贸易顺差长期的趋势是下降的。
我认为,我们的适应期只有10年。未来10年是从旧阶段到新阶段、旧企业到新企业、旧模式到新模式的过渡期。
Q:真有这么急迫么?
张:调整要早而且要主动。调整晚了,会出现大量企业倒闭、工人失业、中国出口竞争优势发生变化,及至中国寻求低成本的外资外移,成功的机会就小。
袁:今后应通过收入来拉动增长。如果收入不增长,会出现社会畸形发展,一方面资本大量闲置,另一方面贫困阶层大量涌现,社会会出各种问题。
【链接】外资与中国经济转型
1978年,中国迈出改革开放步伐,大量接受外资。
2008年,中国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日本于1968年达到这一水平,经济进入剧烈的转型期。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开始外流,企业向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方向发展。
2020年,中国人均GDP将在1万美元上下,制造业的基础奠定。依日本、韩国经验,重化学工业发展饱和,钢铁、造船、石油化学等产业开始被淘汰或外迁。
2030年,中国人均GDP可望达到2万美元,即韩国当前的发展水平,钢铁、化学和纺织等传统制造业总产值大幅下降,制造业中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加速。向外迁移产业包括汽车、电气机械、工作机械等。
2050年前后,中国人均GDP超过4万美元时,将达到现今西方发达国家水平。包括金融业在内的服务业占GDP的主要比重,除了新兴的信息、生物等产业,制造业主要集中于高附加值产品,实体经济产业大量外迁。
《国际先驱导报》金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