姑姑的五彩戏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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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戏如做人,戏里乾坤唱明白了,人生的道理也悟出来了。

六岁那年我和一帮孩子骑在老树上, 扒着墙头看正月十五才有的大戏,最后一个出场的是我十八岁的姑姑,扮的是红娘,唱的是。姑姑一身绚丽的戏服,腮挂桃红,金钗步摇的宛若仙女下凡,让我在小伙伴中颇为骄傲了一把。

等姑姑卸了装,在一片夸奖声中,姑姑给我买了一小包糖豆角(这可是稀罕物),揽着我回家了。她那又粗又黑的辫梢正好垂在我耳朵旁,撩得我痒痒的,糖豆角里满满的糖水，甜得我把眼睛都笑弯了,这是一个农家孩子莫大的幸福。

正月十五的第二天，我打猪草回来，看见家里来了个陌生男人，家里唯一的小桌上堆满了我没见过的稀罕物。爸很凶很凶地抽着烟，奶奶偶尔撩起衣角擦擦眼睛，姑姑在厨房烧水，没好气地骂猪骂狗骂我。

这个男人要用钱娶走姑姑。我们这个贫穷的家，爷爷死时家里就借了好些钱,奶奶的身子也是多病多痛的,就爸一个劳力。打小我就不知道妈去哪了,在我的记忆里，她好像没留下什么影子。

那个男人再来时,我们家里就多了几袋粮食,爸手里多了一叠钱。他送来了彩礼,送来了我们一家人最渴望的东西,却抢走了我从姑姑身上得到的一点母爱和童年全部的快乐。那天晚上，我从门帘缝里偷偷看姑姑,她穿着戏衣轻轻地唱着，悠悠地舞着,三尺雪白的水袖和镶花绣凤的裙摆，舞出满屋的绚烂,也舞出姑姑心底的泪。

第二天一早,我听到拖拉机的突突声便从被窝里一骨碌爬起,姑姑和那个男人已走到门口,我一把抱住她的腿哭了。爸除了唉声就是叹气,那个男人不耐烦地说:“不要哭了,我们会常回来的,你长大了也可以去我家玩。我有一个跟你差不多大的儿子,你们可以一块玩。”什么？他都有一个和我差不多大的儿子了,那姑姑是要去给人家当后妈了？我疑惑地望着姑姑,她凄惶地躲避着我的目光，空气在一刹那凝固了。奶奶突然发疯了一样,歇斯底里把我按在地上,按着我的头重重地磕着,带着哭腔:“敏子,打今儿起,小飞就是你的儿子啦!他得孝顺你一辈子,等你老了给你披麻戴孝摔老盆。”

姑姑含泪走了，胳膊上挎着一个单薄的包袱，里面除了两件旧衣裳就是那一套五彩的戏衣。姑姑说今后不唱了,要留着它作个念想。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姑姑梳着两条黑油油的大辫子,也再没看过姑姑油彩水袖地唱戏。奶奶象院里那棵掉光了树叶的老柿树一样呆呆站了大半天,心最疼的人应该是她。

一年多后,奶奶在病床上走了,她死于对姑姑的牵挂,因为姑姑出嫁后从没回来过,隐隐风闻她日子不好过,这成了奶奶的心病。

爸又娶了一个媳妇,她对我倒也不恶,只是穷日子让她也拿不出什么来对我好。当姑姑临走前给我缝的小褂穿在身上已盖不住肚脐时,后妈生了,是俩男孩,这对于像个壮汉能吃可又干不了挣钱活的我来说，是个威胁。我不再理直气壮地拿馍盛饭，而拼命地拾柴背草喂猪。

姑姑回来了，她黝黑的头发剪得短短的，脸颊的桃红没了踪迹，眼神淡淡地把我接走了。我满心以为姑姑要把我接到她在城市里的家，眼里和心里都是对未来的憧憬和向往。可姑姑并没有把我领进家门，而是带我直接投拜了当年教她唱戏的袁师傅。姑姑从贴身的腰间掏出一个手绢包,交给师傅一叠粮票和钱,给我丢下一句话:“好好跟师傅学,挨打挨骂再苦再累都得学,学不好你永远别想见我!”

姑姑撂下这句话头也不回地走了。望着姑姑渐渐远去的窄窄背影，委屈的泪突然涌上眼眶：原来我只是一只多余的寄居蟹，连姑姑的家都没有我容身的地方。我仰望着灰色的天空，只为不让满溢的泪水流出来。在戏校里，我没命地练功,只为练功时可以忘记贫穷的家、没印象的妈妈、死去的奶奶和离我远去的姑姑。

在县城师傅那儿打好基础,我以专业第一的成绩考上了市艺校和省艺术学院。姑姑除了交学费很少来看我，也从不让我去她家,仅有的几次看望，她也从不提及她那个家里的情况,但我发现她皱纹一条比一条深,笑容一个比一个浅。姑姑没有生孩子,因为那个比爸小不了几岁的男人说，他有一个儿子就足够了。

每次得了好成绩后，我都央求姑姑带我去她家玩上几天，姑姑总是淡淡拒绝。我不依不饶地问她是不是嫌我脏，怕我跟那个男人的儿子打架，姑姑的嘴角隐隐抽搐了一下，说，是呀，小飞的姑嫌弃小飞呢。说完她就站起身拍拍我的肩膀，缓缓走了。她的背影依旧是多年前的那个窄窄背影，可我分明感到我和姑姑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了。

我分配到市里一所艺术院校做了戏曲专业的老师,我辅导的学生参赛拿到了全国戏曲界最高荣誉――小梅花奖,我拿到了辅导奖。我揣着证书和奖金回到了老家，父亲、继母高兴得不知该说什么好。我打量着家里殷实的景况，父亲说都靠姑姑多年来的扶持。说到姑姑，我们都陷入对往昔的回忆，姑姑给了这个家很多，可她这些年的日子怎么过的，我们都一无所知。或许人在攀上山峰后才会想起回望模糊的来时路，我突然那么想见一面姑姑。

一路打听着找到姑姑的家，已是人去楼空,落满灰尘的桌子上有一张登着我们院校这次得奖的报道。听邻居说,姑父去世三个月了，他儿子继承了所有遗产,姑姑一个人勉强过日子,谁也不知道她什么时候离开的。我疯了般穿过一条条街道,细心留意每一个相似的身影，希望姑姑能突然出现在我面前，告诉我她只是给我开了个玩笑。

女儿百天时，我接到县城派出所的电话，姑姑找到了，她在邻县一家养老院里。我抱着女儿带着妻子匆匆赶去，进了院子就听到收音机里咿咿呀呀的花旦唱腔。我轻轻推开门，姑的脸像是没了水分的干花，皱巴巴的,瘦瘦的身子佝偻了。苍苍一句:“是小飞吗?”唤出了我的泪，我抱着女儿咕咚一下跪在了姑的面前,姑伸出老藤般的手来回抚摸着我、女儿和妻子。

帮姑收拾衣服时，我看见了放在最下面的一套戏衣,色彩艳丽一如当年，是她当年唱《拷红》时穿的。姑有些腼腆地笑了:“有时候觉得这日子往前迈不动了,就看看这戏服哼上一段,哼着哼着,心里就不觉得憋了。你别怨姑,当年悄悄走,是不想拖累你，怕你嫌弃姑。”

姑和我们生活在一起了，女儿喊她奶奶，我和妻子喊她妈。

姑总爱摆弄那件戏衣,天好了拿出来晒晒,夏天放上两颗樟脑,没事了用掸子扫扫。我明白了姑为什么让我学戏：做戏如做人,戏里乾坤唱明白了,人生的道理也悟出来了,戏里的功夫练扎实了,人生的磨难就闯荡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