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与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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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檀：震灾将助推中国经济高通胀
《每日经济新闻》首席评论员叶檀日前撰文指出，地震对于我国经济的影响分为宏观与微观两个方面。
叶檀表示，从宏观方面来看，地震对我国控制物价不利，我国要做好在高通胀背景下发展经济的准备。地震可能加剧大米供应问题的恐慌，对于饲料、豆粕等期货价格，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此外，灾后重建将推动固定资产投资加速增长（但提升幅度可能较为温和），进而给建筑材料价格形成进一步的上涨压力。从微观方面而言，首先，地震对资本市场不会出现太大的影响。其次，灾后的重建有利于部分上市公司的业绩回暖，从事基础建设的上市公司或许未来将面临一定的投资机会。另外，震灾对保险公司的不利影响，也可能被投资空间的扩大与前期市场下跌释放风险所冲销。
考虑到我国近期自然灾害频发，我国有必要建立完善的经济质量评估体系，通过特定的管道测试所有建筑物、经济网络应对灾害的能力。这些都意味着短期内投资成本的增加。以增加的成本，防范巨大的灾难，积功于长远。摒弃机会主义的做法，建立长远的质量体系，将成为我国未来建设令人醒目的转折点。（摘自：《现代快报》2008年5月14日 编辑：张小玲）
武建东：事故凸显体制弊端
中国发展战略专家、中国改革杂志社学术顾问武建东日前表示，中国铁路现有体制其实就是一种政企不分、高度集中的垄断体制。在政企不分体制下，铁道部集“规则制订者、运动员、裁判员”三种身份于一体，什么事情都可以自己说了算。这种身份严重破坏市场公平原则，外来资金不敢轻易投入，铁路建设远远滞后于国民经济现实需要。
武建东建议，中国铁道部应参照国际当前通行的“网运分离”模式，尽快与所属企业“脱钩”，摆正政府管理职能身份，建立公正、透明、统一、高效的政府监管体系，并尽快成立一个到多个路网公司，像中国电网系统一样，专门负责铁路建设、维护和调度管理。
同时，逐步向社会开放铁路运输市场，向符合市场准入条件的其他客货运输经营公司，平等提供路网基础设施服务。（摘自：《文汇报》 2008年4月30日 编辑：张小玲）
光：补贴中石化的荒唐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光日前就国家和国有企业的利益关系和分配关系表示，国家与国有企业的利益分配关系是通过税收、利润和租金三个经济范畴表现出来的。同一个国家，在面对国有企业时却有三个身份：一个是公共管理者，一个是出资人，一个是资源所有者。三个身份不同，取得的利益不同，取得的方式也不一样。公共管理者收税，出资人取利，资源所有者索取租金。
中国国有企业的利润主要是国有垄断部门的利润，而国有垄断部门的利润之所以那么多，是由于它可以实施垄断价格，把价格定在均衡价格之上。
但是，中国的现实，不仅仅是垄断高价，而且有资源要素低价。资源要素低价使垄断部门成本非常低，利润非常大。石油部门高额利润的秘密在于占有了国家大量的租金。问题的荒谬在于，人们只讲垄断高价，不讲资源要素低价，所以，中石油、中石化以国际油价上涨为由，理直气壮地向国家要补贴：你实施成品油价格管制，你就得给我补贴；政府也觉得自己理亏。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垄断国企占用了国家大量的具有很高价值的资源，占据了国家大量的租金，国家不去收租，反而给它补贴，岂不荒唐。（摘自：《中国企业家》2008年4月29日 编辑：张小玲）
张立伟：中国面临资源保护主义压力
《21世纪经济报道》评论员张立伟日前发表评论指出，新经济泡沫破裂后，世界经济重归旧经济时代，即以传统制造业与资产市场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模式。这轮以消耗资源为标志的繁荣，在新兴市场需求增长、美元持续贬值以及过剩资本投机炒作下，造成初级产品的价格飙升以及保护主义兴起：一是欧美等国的市场保护主义，另一个就是资源保护主义。
作为新兴制造业大国，中国两头遭难：出口市场的保护主义以及上游资源垄断集团的提价。首先，必须承认当前全球需求增长较快，而供给有限，尤其是不可再生的资源(能源)以及耕地。其次，在供给方面，尽管需求旺盛，目前也不存在供求严重失衡，但问题在于初级产品市场的投资水平降低以及投资成本的高涨。从长期来看，目前较高的投资成本决定了初级产品价格难以回落
作为资源匮乏的大国，中国应该修正传统的“储蓄”思维，建立自己的实物“储备”体系，即将巨额美元纸币转换为资源储备和能源储备，尤其是对本国拥有的资源保护性开发，如煤炭、耕地等。其次，节能降耗以及寻求替代能源。这需要强大的科技力量和政策导向，对于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来说，调整的空间尽管很大，但体制重重。（摘自：《21世纪经济报道》2008年5月7日 编辑：张小玲）
陈启清：高度警惕经济下滑的风险
中央党校经济学部陈启清博士日前发表文章表示，全球性通胀通过影响世界经济会间接影响中国经济增长，而大宗商品价格的持续上涨则会直接打击中国经济。一方面，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使中国产生输入型通货膨胀，影响经济健康发展。另一方面，由于中国需要大量进口能源和原材料，价格上涨也将使得中国企业承受越来越多的压力，将有可能导致大量企业破产，拉低中国经济。如果大宗商品价格未来持续上涨，那么这两种影响也会越来越大。
从内部因素来看，多种因素的反复交叉也使得我国经济存在下滑风险。第一，宏观调控政策的时滞效应可能使政策产生超调风险。2003年以来，由于宏观经济高速增长，我们采取了宏观调控，到2007年，宏观调控政策愈加严厉，货币政策走向从紧。由于政策的时滞效应，这些政策很多将在2008年上半年前后产生效力，而此时又刚好遇到了外部环境恶化，内外紧缩可能使经济存在过度调控的风险，而这将会影响下一轮的经济增长。第二，固定资产投资尤其民间投资存在下滑的风险。从近两年的统计数据来看，固定资产投资的高增长主要是靠非国有的民间投资推动起来的。2007年国有及国有控股完成的固定资产投资仅增长16.7%，远低于25.8%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相对国有投资而言，民间投资波动性更大，对经济形势和政策更为敏感，也更为脆弱。经济环境的变化使得民间投资可能出现快速下滑：一，成本上升，企业利润下降可能使得民间投资下滑。二，紧缩政策将严重打击中小企业，投资能力大幅下降。三，未来预期不明确将使谨慎型的民间投资大量收缩。四，房地产市场的不景气可能使得房地产投资出现下滑。（摘自：《上海证券报》 2008年4月25日 编辑：张小玲）
点评：从防止经济由偏快转为过热和抑制通货膨胀到防止经济下滑的提法，体现了宏观调控思路的一个重大转变。审时度势，未雨绸缪，才能让决策更具有前瞻性。
梅新育：必须警惕热钱回流的远期风险
国家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研究员梅新育日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热钱流入会加大国内通货膨胀压力，推高资产市场的泡沫。而如果热钱出现大规模回流，则可能给我国金融秩序带来难以估量的影响。
梅新育指出，人民币汇率走势逆转的风险主要来自资本流动方向逆转，而资本流动方向逆转的潜在风险又来自以下两个基本机制：美国次贷危机传染，以及国际游资认为中国大陆汇率和资产市场收益到顶而套现。在华外资企业积累了巨额留存收益、海外游资主体借贷投入中国市场等因素又将强化这两个基本机制的冲击力。
梅新育认为，次贷危机正在继续深化，在收入锐减的情况下，如果海外机构投资者、外资企业等为了弥补总部损失而大举出售在华资产，把资金调回母国，人民币汇率将受到沉重的向下压力。
梅新育表示，自从2002年下半年人民币升值预期兴起以来，国际游资大量流入中国大陆楼市、股市等资产市场。然而，目前中国楼市已风声鹤唳，股市也出现大幅波动，汇改至今人民币汇率持续升值也意味着日益逼近这一轮升值周期的顶点。不少海外游资主体实际上是借贷投入中国市场，如果危机深化导致其偿债能力削弱，他们将很有可能不得不加快抛售中国资产套现回流。（摘自：新华网 2008年5月7日 编辑：张小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