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问题为何如此纠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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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消费占比偏低，是投资或资本形成占比偏高的结果。

有关中国消费的主流观点是消费需求不足与国际一般水平相比，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过低，因此，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偏低，长此以往，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不利，因此，必须采取有效的政策措施，促进消费需求增长。

对于这些看法，大家都比较了解，就不详细展开下面列举几个相左的观点。

张军认为，国内消费需求不足这一判断其实并不一定那么靠谱。他的立论建立在宏观总量比例的分析逻辑上。他指出：“今天的中国经济早已告别了中央计划经济时代，市场和经济开放的力量成为经济变化的指引。在这样的条件下，一个经济在宏观上的一些大的比例关系(如积累与消费、储蓄与投资等)应该会受市场和经济开放力量的支配而趋于大体合理才对，不然，其经济后果不堪设想。试想，如果由于某种原因10年来我们的国内消费开支相对于GDP的增长持续不断地下降，经济还能在增长的轨道上持续这么多年而不出轨?”由此可见，你要坚持国内消费需求不足，就要回答他最后提出的这个问题。

不过，国内消费需求不足是有统计数据支持的。要否定这一结论，就要质疑现有的统计数据。张军在他这篇文章中两处提到统计数据的问题。他强调，由于统计本身的原因，我们的消费占GDP的比重应该比我们看到的高得多，至于它在过去10年的下降趋势就更不太可信了。他还说，说不定我们在总量统计上看到的消费占比的下降更多地是统计本身的问题造成的假象，这其中像居民住房等服务消费支出在统计处理上是一个存在严重偏误的核心问题。“统计本身的问题”是什么?他提到，如果考虑到居民的服务消费开支的实际增长，我估计最终消费支出(包括了政府消费)相对于GDP并无大的变化。不过，根据服务消费占比的数据，居民服务消费开支的实际增长没有被现行居民消费统计的部分是有限的。

张宇燕则用区别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的方法，论证了“中国的消费比例不低”。他指出：“前一段时间摩根斯坦利的一个经济学家说，根据他们的计算，表面上看中美消费差距很大，美国消费占GDP的70％，中国占38％。2008年，美国消费达到了10万亿美元，中国总共消费只有1.6万亿美元。但是如果从对商品的消费看，我们是1.2万亿美元，美国3万亿美元。因为美国大量的消费是服务消费，包括金融服务的消费、法律服务的消费、住房的消费等等。所以如果按照对物质产品的消费计算，中国的消费比例已经非常高了。”这一分析是有新意的。由此可以得出一个推论，受发展阶段及制度和结构因素的制约，目前中国的服务消费水平比较低，未来消费增长的空间，有较大一块在服务消费。

石良平的观点比较尖锐。他指出，“有人认为，在消费和投资结构不平衡的基础上所产生的经济增长是令人担忧的，……但事实上，中国经济一直高速增长着，人们担忧的问题一直没有成为严重的问题，因此我们应该反省：我们对推动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原动力真正了解吗?”他根据迈克尔・波特基于国家竞争优势划分的经济发展阶段，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以及今后的经济发展大致分为三个阶段：体制导向阶段、投资导向阶段和创新导向阶段，每个阶段持续时间大约为20年。在投资导向阶段，从政府到企业都有着积极的投资意愿和能力，外国资本进入从纯粹投资开始转向技术跟进；消费率逐步有所下降，国内竞争达到白热化程度，并开始少量对外投资；产品的主要优势是低成本和规模经济；出口量激增等。他认为，我们在1998年就提出经济要靠消费拉动，当时亚洲金融危机导致中国出口受阻，不得不转向内需市场，但危机过去后出口很快重振，扩内需也就不再迫在眉睫了。几次类似的轮回，消费都是处在被迫拉动的地位，而且始终没有能够拉到位，消费率逐年走低，所以我们要正视，消费阶段还没到来，这可能是一种规律性的东西。同时，我们还必须看到，很多消费的提升要靠投资，比如教育消费、卫生医疗消费等。他的结论是，投资率不迭到一定程度，内需也不可能旺起来。从这个角度看，现在中国的消费率偏低并不是一件坏事，中国国力的增强还需要我们为未来投资，为未来更好地消费而储蓄。

简言之，张军主要认为消费被低估了，石良平强调现阶段投资的重要性，而消费率偏低并不是一件坏事，张宇燕则提供了一个观察消费问题的新视角。

进一步的分析就必须谈到灰色收入和收入分配差距。前者可能低估了实际的消费需求；后者则会降低消费需求的占比。中国目前存在的巨额灰色收入，在严重扩大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的同时，也在低估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

不过，一般地说，越是高收入的人灰色收入也越多，因此，灰色收入的消费倾向肯定不高，转化为储蓄的比例会高于转化为消费的比例。尽管如此，还是可以由此推论消费占比存在低估的问题。收入差距扩大则是真实地导致中国经济失衡，即消费和投资失衡、内需和外需失衡的原因。低收入者有消费愿望，但没有消费能力；高收入者有消费能力，但消费倾向很低，投资意愿强烈。只要不否认中国存在比较严重的收入分配差距问题，就不能忽视这一问题对消费需求的影响。

我们认为，收入不平等已成为影响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长久稳定的关键因素，就包含了对收入分配差距引致的消费需求占比过低的担心。

在GDP的三驾马车中，如果我们假定净出口为零，那么，消费和资本形成的占比就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因此，我很难理解石良平的观点：“投资率不迭到一定程度，内需也不可能旺起来”。在当期，投资率达到的程度越高，消费占比就越低。在下一期，投资转化为资本，形成供给，它可能创造一部分消费需求，也可能成为过剩的产能，抑或变成沉没成本。投资是否能使消费旺起来，是一个不确定的问题。因此，如何来决定投资，主要应该由谁来投资，才是问题的关键。

在我国，就像存在体制性的影响劳动收入的因素一样，还存在体制性的扩张投资的因素，即地方政府为了促进GDP增长，增加财政收入，总是竭力争取项目，扩大投资规模，20世纪90年代以来反复出现的“投资热”就是最好的说明，进而投资占比总是居高不下。而且，政府主导的投资往往会出现效率不高，与市场需求脱节的问题。

我认为，尽管中国的消费问题很纠结，但只要这两个体制性因素存在并发生作用，中国消费需求占比偏低，资本形成占比偏高，就应当是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