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马史诗的高度艺术性归功于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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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塞德里克・惠特曼从文学艺术的批评取向来解读荷马史诗，通过分析荷马对明喻、隐喻、意象、象征和程式的独特运用，着意于荷马寓于传统之中的艺术独创性，也即整一性。但格雷戈里・纳吉则认为荷马史诗的书面文本源于一个演进的历史过程，在创编、演述和流布的相互作用下才获得完整性和统一性。正是口述过程产生了荷马史诗，而非文本作者。

关键词：塞德里克・惠特曼;纳吉;独创性;再思考

20世纪30年代的荷马研究，以帕里和洛德为代表的口头程式理论开始盛行，研究者无论赞同还是反对，可以说是不能绕过的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里程碑之一，帕里―洛德的口头程式理论，将口头诗歌的概念运用到荷马史诗研究当中，这一理论从文本分析和口头诗歌的类比（南斯拉夫活形态的口头史诗的田野调查）两个研究方向得出结论：荷马史诗是高度程式化的（formulaic），而这种程式来自悠久的口述传统，正是口述传统的过程产生了荷马史诗。[1]帕里―洛德的口头程式理论在荷马研究史上在带来革命性影响的同时，也使后继的荷马研究者在取向上越来越偏向于民间口头诗歌的创制和表演，脱离了荷马研究的文学批评路向，20世纪60年代始，以塞德里克・惠特曼为代表的一些研究者才开始走出实证与考据的束缚，向荷马史诗文学经典的文学性回归，并着意于荷马个人在史诗中的文学独创性。但是，继惠特曼之后的研究者格雷戈里・纳吉又对惠特曼的思路发生转向，他通过比较语言学和人类学视野，提出荷马史诗的书面文本源于一个演进的历史过程，在创编、演述和流布的相互作用下，荷马史诗才日臻定型。正是口述过程产生了荷马史诗，荷马是吟诵者的典范，传统的代表。

一、整一性与艺术性

惠特曼对于帕里程式理论的实用性不以为然，他认为程式理论过于纠缠某些技术细节，而忽略了对史诗整体的、直觉的、诗性的艺术体悟，因而惠特曼的研究是一种综合，在一定程度上，惠特曼承认荷马史诗的某些程式化表达，但他的本意是要突出史诗整一的结构和艺术效果。[2]惠特曼说，“任何词语，即使是不定冠词，在一个诗学主题下都会变得具有象征性，它可能会在表象上，而不仅仅是语法上有助于主题的表达。”“意象会长措辞用语上精心选择，促使其统一；象征靠诗歌中积累的文本意义来实现。”[3]而对于那些质疑荷马用语“直接”行的观点，荷马则给出了答复：荷马的整个世界都充满了隐喻，这个英雄世界是一个巨大的关节相连的象征结构。他表面的自然、直白恰是其反面，是一个精心构思的结果，诗学的真实是一种技巧，技巧越完备，诗歌越真实。[4]

具体来说，首先是史诗中使用的明喻和隐喻。惠特曼将这些明喻语言比喻为如同镶嵌在与行动相连的三棱镜的棱锥体上。那些在史诗中频繁出现的明喻，如“享用青铜的睡眠”、“黑夜包裹了他们的双眼”等都充满了强烈的意象性和象征性，清晰、纯净而详尽。这些明喻拥有自己的结构，形成了相对独立和完整的实体，或许，对整一的重视使得诗人把这一原则也挪用到了对构组明喻的制约。[5]例如，荷马将迎战埃阿斯的阿基琉斯比作狮子，荷马并没有简单地用一两句话来浅显地说明他的勇猛和刚健，而是用了一个场景使之构成了完整的比喻：

玻琉斯之子像一头雄狮猛冲上前

……

它收拢全身，血盆张开，唾沫

漫出齿龈，胸膛里强健的心魂发出呻叹

它扬起尾巴，拍打自己的肚肋和股腹两边

鼓起厮杀的狂烈，瞪着闪光的眼睛

……

在这里，明喻扩大了自己的篇幅，衬托了情节语言的展开，并在情节语言的框架里营造自己的结构，在更复杂的构思层面上坚固了故事的整一。

其次是程式语的运用。口诵诗人的工作需要大量的程式化用语和重复性语句的支持，惠特曼认为，在这种从史诗传统继承来的口头方式并不缺少荷马的天才创造。帕里在史诗研究方面强调程式的传统来源和实用主义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荷马的独创性则在于对这些普通程式语的不普通的运用。[6]具体来说，在表达方式上，荷马有一个不同于传统的巨大变化，惠特曼承认荷马的天才创造并没有主要放在创造新的程式方面，而是他赋予了这些词语，尤其是名词-特性形容词以新的表现力，象征的诗意性，也即史诗的艺术性。例如，惠特曼列举了荷马史诗中不同人物对同一个纺织描述（weaving）程式的不同象征意义，海伦在史诗中出现了两次不同的纺织情景，一次是她在织一匹紫色布料，上面纺织的内容是特洛亚的战争场面，其象征意义是女人的罪恶；另一次是战争结束后他回到斯巴达手执纺锤，象征她恪守妇道，重新赢得主妇在家庭的地位；而佩涅罗佩的纺织则是她对丈夫忠贞和公公孝敬的表达。在这里，惠特曼分析，荷马将同一个程式化表达用于不同的人物和心境，使之产生了艺术效果各异的象征意义。口头传统提供给荷马一种不需艺术转换的语言，而荷马则在程式语象征性的表达中赋予其意义和艺术性。荷马协调了诗学与联想创造之间的关系，这就是程式应用的不一般方式。[7]

二、纳吉的理论及对惠特曼所谓“独创性”的再思考

帕里―洛德将荷马史诗纳入口头诗歌传统的演进过程中，将荷马史诗的创作更多地归功于一种传统，他们认为荷马采用的是口头诗歌的创制方式，并且依传统而来，风格的个人性、独创性对荷马而言，毫无意义[8]现在看来，依照惠特曼的分析，这一观点似乎是有失偏颇的，毋庸置疑，惠特曼承认荷马对传统的继承，他的成功有赖于传统，同时更重要的是指出，荷马个人之于荷马史诗的独创性。似乎作为“统一派”，惠特曼更突出的是荷马个人诗艺的伟大。格雷戈里・纳吉作为对帕里―洛德口头传统理论的继承者，他通过比较语言学和人类学的视野提出了一个新的历史模型，他的理论吸收了活形态口头史诗传统，演述及史诗形式的再创编，这二者的类比证据证明荷马史诗的书面文本源于一个演进的历史过程中，在创编、演述和流布的相互作用下，荷马史诗才日臻定型。[11]他在某种程度上同意“荷马用一种新的方式去说”，但又强调这样的创新并没有超越传统。演述的那个人正是置身于传统之中来演述的。纳吉认为，将荷马过于个人化，而无视演述和创编的传统活力，进而也无视历史性和共时性。[12]

在这一点上笔者比较认同纳吉的观点，但笔者的质疑是：这种艺术独创性，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属于荷马个人的？如果有，那这些荷马的创新又如何与浩瀚的历史传统和众多歌人的散落的零星独创性分得清楚明白？说到底，还是脱离不了一个传统问题。惠特曼不以口头文学的传统为重，而是认为，书写的艺术会打动一位创造性的诗人，惠特曼对口头文学的纠偏显得像是要回到书面文学本身，[9]惠特曼对荷马史诗的分析大多建立在对文本的细读和阐释上，其实质是荷马史诗的艺术创造力落实到书面文学中。那么，新的问题又来了，经梳理荷马史诗的文本形成过程可知：荷马史诗最初在颂诗人之间口头流传，但在荷马时代可能就已经有写本了，荷马史诗传入雅典之后，成为奥林匹亚赛会的助兴活动，也逐渐成为贵族子弟的教材，此时所流下来的城邦本和手抄本就成为亚历山大学者编纂、增删的底本。经过大规模的修订，泽被万世的荷马史诗文本才得以形成[10]很明显，这里的荷马史诗的文本作者就不止是荷马一个人了，没有那些亚历山大学者的润色、加工、修饰，或许荷马史诗的伟大和高度艺术性将大大折扣。

(作者单位: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航天长征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注 释：

[1][2][8][9]陈戎女，《论塞德里克・惠特曼的荷马研究》，国外文学，2007年第2期.

[3][4][6][7]Cedric Whiteman, Homer and the heroic tradition (Cmbridge:Haverd University Press,1958) P108, P126，P127，P112,P125.

[5]陈中梅，《神圣的荷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P50.

[10]程志敏，荷马史诗的文本形成过程，国外文学，2008年第1期.

[11][12]格雷戈里・纳吉，《荷马诸问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P33,P18，P34.

参考文献：

[1]荷马 著，《荷马史诗・伊利亚特》，罗念生、王焕生 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11月.

[2]荷马 著，《荷马史诗・奥德赛》，罗念生、王焕生 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5月.

[3]陈戎女，《论塞德里克・惠特曼的荷马研究》，国外文学，2007年第2期.

[4]Cedric Whiteman, Homer and the heroic tradition (Cmbridge:Haverd University Press,1958).

[5]陈中梅，《神圣的荷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6]程志敏，荷马史诗的文本形成过程，国外文学，2008年第1期.

[7]格雷戈里・纳吉，《荷马诸问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