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编辑实践中的作者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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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作为我国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不但以坚实的文学创作，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无人可替代的崇高地位，而且投身编辑出版工作，将其当做文化事业和民族解放事业的一部分，为之呕心沥血，无私奉献。

无论是作为一项社会文化工作还是作为一种社会专门职业，编辑工作都离不开作者。“我们是作者的知音。了解作者才能帮助作者，懂得作品才能加工作品。作者是作品的创作者，我们是作品的组织者、发现者、加工者。在把优秀作品转化为优秀出版物的过程中，我们是作者最亲密、最忠实的伙伴。”在鲁迅的编辑实践中表现尤为突出的是他持有的尊重作者、关爱作者的意识。他以一个青年导师的身份，以编辑出版家的眼光，注重对作者的发现、爱护和培养，不但保证了书刊的发展与创新，更显示出了鲁迅作为一个编辑家卓越的见识和高尚的品格。

一、尊重作者的劳动成果，及时、严格地审阅稿件，并给予热情答复

文稿是作者的精神成果，凝结着作者的智慧和汗水。及时、严格审阅稿件，不仅反映了一个编辑对工作的责任心，更能显示出编辑对作者劳动成果的尊重。“在编辑工作中，他随时收到稿件随时看，从不积压。”“编刊物的时候，遇有不能采用的稿件，他总是及时退给作者，能用的稿件，他就认真地修改。”鲁迅总是尽其所能，以最快的速度审阅来稿。邮局的一个小职员给（《奔流》杂志社寄稿，鲁迅审阅后回复：“蒙寄译诗，甚感。但极希望先生许我从中择取四首，于《奔流》发表，余两首附回，希谅察为幸。”鲁迅认真负责的编辑作风，对作者亲切委婉的态度，不仅显示出他对来之不易的作者劳动成果的珍惜与尊重，更显示出他对无名来稿的关爱与帮助，显示出一个编辑所具有的敬业精神。

二、以质选稿，不唯名家，公平对待作者

在编辑过程中，鲁迅对于审稿是极为严格、细致、全面的。他绝不因为作者是名家，就放松对稿件的审阅，把稿不把人，他对所有稿件都一视同仁，严肃审核，一丝不苟，他从不认为作者的名气大、地位高，稿件就想当然地质量高。以名声、名气作为审稿、用稿的原则，是鲁迅一贯所反对的。他不追求名人效应，不相信名家手笔。即使是名不见经传的无名小辈，只要稿件质量高，鲁迅同样会毫不犹豫地采用。李霁野先生在回忆左翼文化活动时期鲁迅对“工农兵通讯”和办刊物问题的谈话写道：“鲁迅先生对办刊物，有三点重要的指示：（一）刊物不一定都要名人的文章，因为名人不一定事实上写出的文章都好；（二）要好好地把工农兵通讯运动搞起来，从这中间找稿件，找作家，（三）要认真对待泥腿子（农民）……”从中可以看出鲁迅对待作者的态度。张天翼的处女作《三天半的梦》，曾被几个刊物退回，最后他抱着“试一试”的心理寄给了鲁迅。鲁迅并不因其是无名小卒就轻视他的文稿，相反在审阅之后，迅即给予了热情的鼓励和具体的指导，并将其发表在自己主编的《奔流》杂志上。他在《奔流》杂志第一卷第一期写道：“本刊亦选登来稿，凡有出自心裁，非奉命执笔，如明清八股者，极望惠寄。”“新做文章的人，在我所编的报上，也比较地易于登出。”这不仅给了那些徘徊于文学大门之外的青年作者以信心与机会，更表达出鲁迅审稿时对无名作者的公正、公平及爱护的原则。

三、善于发现和培养作者，帮助提携文学青年尽快成才

鲁迅早年是信奉进化论的。在他看来，青年人是国家的希望和栋梁，他们那献身社会的热诚和无可限量的未来，常常令鲁迅感到欣慰。鲁迅热爱青年，关心青年，寄希望于青年。他曾在《华盖集・题记》中写道：“我早就很希望中国的青年站出来，对于中国的社会，文明，都毫无忌惮地加以批评，因此曾编印（《莽原周刊》，作为发言之地，可惜来说话的竟很少。”鲁迅乐于也愿意帮助青年，甘做青年人的朋友，他在主编《莽原》《语丝》《未名丛刊》《乌合丛书》时培养了一大批青年作者。正如他自己所说：“在我倒是一向就注意新的青年战士的养成的，曾经弄过几个文学团体……”“我这几年来，常想给别人出一点力，所以在北京时，拼命地做，忘记吃饭，减少睡眠，吃了药来编辑、校对，作文。”对于新发现的作者，鲁迅总是不计心血，倾心爱护，加以培养。许广平先生曾说：“先生每编一种刊物，即留心发现投稿中的可造之才，不惜奖掖备至，稍可录用，无不从宽。”李霁野翻译的《黑假面人》，在投寄给多家杂志社毫无音讯之后，他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把它寄给了鲁迅。鲁迅不但帮助他校正了译稿，还为他推荐出版，引导李霁野走上了文学道路。后来在现代文坛上取得重大成就的许多作家，比如冯雪峰、巴金、周立波、蹇先艾、欧阳山、沙汀、艾芜、冯至、叶紫、汪静之等等，可以说都是在鲁迅的指导下成长起来的。他是青年心目中的导师，是他们生命的指引者和领路者。他以宽阔博大的胸襟，任劳任怨的精神，竭尽全力地发现、爱护、培养、造就新的作者队伍。他说：“然而时代是在不息地进行，现在新的、年青的、没有名的作家的作品站在这里了，以清醒的意识和坚强的努力，在榛莽中露出了日见生长的健壮的新芽。自然，这是很幼小的。但是，惟其幼小，所以希望就正在这一面。”对新作者的发现与培养，不仅使鲁迅主编的期刊获得了常久弥新的活力和生机，更为中国文学造就了一大批有才之士，他们的作品以丰富而深刻的社会内容，个性独特迥然有异的风格，为中国新文学带来了清新朗然的气息，为后人留下提供了无穷的、宝贵的精神宝库。

四、热心为作者服务，真诚地帮助作者

作为一名编辑，时时处处替作者着想，想作者之所想，急作者之所急，可以说是分内的事。一方面，因为编辑工作有一定的依附性，编辑所进行的文化创造，无论是增进文化积累，推进文化创新，还是进行优化选择，促进文化交流，都离不开作者的创作，在编辑过程中编辑的创造性劳动是以作者创作的作品为基础的；另一方面，作者创作的作品，只有经过编辑人员的选择、加工，才能进入物质生产过程，转化为具有一定物质载体的文化产品。正是由于编辑活动是出版活动的中心环节，编辑处于读者、编者、作者三者关系链上的核心位置，一些编辑往往自视甚高，居高临下，对作者采取冷淡甚至回绝的态度。鲁迅对作者的热情关心与真诚服务不仅体现为认真审阅他们的稿件，及时答复意见，更体现为帮助他们出版著作，以赤诚之心解决作者在写作中甚至生活中遇到的困难与问题。鲁迅在长期的编辑生涯中，交往结识了许多文学青年，虽然其中也曾有个别人因偏狭的自我和多变的情绪令鲁迅受到伤害，但是，鲁迅并不因一时的责难就放弃帮助作者、提携青年的念头，相反始终一如既往，与许多作者建立了良好的感情。“据一份资料统计，他曾收到过一千二百多封青年人的来信，并亲笔回复了三千五百余封。”这些青年人中相当一部分是文学青年。以徐诗荃为例，从1928年5月到1936年7月，鲁迅给他的信就多达三百三十余封。对于有才华的青年作者，鲁迅更是通过多种方式热情帮助他们在文坛上立足。他对青年作者充满了爱心，他曾说：“作品……起初幼稚，不算耻辱的，因为倘不遭了戕贼，他就会生长、成熟、老成。”他常常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为一些不认识的进步青年作者做种种事情，给他们看稿、改稿、介绍稿件，出钱替他们刊印作品。萧军、萧红刚从东北来到上海，生活极为困难，鲁迅热情地帮助了他们，向他们引见上海文艺界的朋友，为萧军的《八月的乡村》、萧红的《生死场》作序，并自己出钱想办法帮他们出版。在鲁迅的编辑生涯中，他和许多作者、译者不仅建立了良好的同志式的互助合作关系，而且同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对萧红、萧军、叶紫、孙勇、徐诗荃、荆有麟、张友松等人的帮助已成为文坛上的佳话。鲁迅这种处处为作者着想的做法，是他编辑实践中作者意识的具体体现，不仅在当时受到称赞，更是后人学习的典范。

五、尊重作者的人格与创作风格，产生分歧时及时交换意见，平等协商讨论

鲁迅对于作者寄来的稿件，总是仔细阅读，认真撰写审读意见，对于作品的优点他总是予以积极的肯定。“这自然还过是略图，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然而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这是他对萧红的《生死场》的评价。他尊重作者，把作者的劳动及权利放在重要位置，对于能用的稿件，除改正错字外，从不乱加删改。如稿件存在缺陷要做大的改动，未经作者同意，他不擅自改动作品。通常先与作者联系，提出自己详细的修改意见，请作者斟酌处理。如果是在不可能与作者取得联系而作品又必须修改迫不得已之下对某些地方做了改动，他务必登告示，以告作者。凡是认为需要值得商榷的地方，他总是以平等待人的态度与作者协商解决，而不是以教训人的口吻或高高在上的姿态，发出指令式或武断式的意见。鲁迅反对对文稿随便地做大刀阔斧的改动，完全背离作品原意随意删改的做法，更是鲁迅极力反对的。1924年1月11日，鲁迅在编完许钦文的短篇小说集《故乡》后，致信作者的朋友孙伏园说：“钦文小说已看过两遍，以写学生社会者最好，乡村生活者次之；写工人之两篇，则近乎于失败。如加淘汰，可存二十六篇，更严则可存二十三四篇。现在先存廿七篇，只可先以交起孟，问其可收入《文艺丛书》否？而于阴历年底取回交我，我可于是后再加订正之。”鲁迅时时设身处地替作者着想、不以个人好恶行事的编辑风格，充分体现了鲁迅的作者意识。

鲁迅深深地意识到作者对于编辑工作、对于文化事业的重要意义，因而，以一心为作者服务的无私奉献精神，以尊重作者、服务作者的崇高职业道德，以积极扶植、培养新生作者甘做幕后人的自我牺牲的风范，实践着自己的编辑理想。鲁迅在甘做人梯、勤奋实干的编辑实践中体现出来的“刻苦耐劳，认真周密，情愿作牺牲……”的精神特质，与他不朽的文学创作一样在现代文学史上留下深刻的影响一样，为中国现代文化史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

（作者单位系文心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