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主的原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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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史上，“后主”是个让人不愉快的词，它意味着一个王朝的覆灭，管理上的破局，而且覆灭和破局的责任往往集中在“后主”的身上。例如刘后主刘禅，陈后主陈叔宝，李后主李煜，三个后主，亲自书写三个王朝的覆灭。而后主的前面往往有一个英明的先帝，这样一来，后主的原罪更不可赦免。

事实真的如此吗？我们不妨以刘后主刘禅为个案进行分析。

蜀汉后主刘禅的罪就是导致天下三足鼎立，蜀汉占其一的格局破产，先帝刘备，蜀相诸葛亮的事业皆付诸东流。《三国志》评价他后期为“昏暗之后”。

其实，蜀国早在刘禅之前就有两次破局了，而第一次破局的责任人就在于先帝刘备。他在公元221年那次错误的军事行动中，被东吴火烧连营，丧失了蜀国相当一部分精锐，蜀国的东翼荆州，再也收不回了，诸葛亮所策划的两路并进中原的策略破局。

其后，诸葛亮在这个破局上苦心经营，单方面挥军进取中原，因为受前一个破局的掣肘，不能有任何进展，这是第二次破局。这两次破局，刘禅没任何责任，但后果要他来承担。

在第一次破局之后，病重的刘备在白帝城深深地为儿子将来的管理局面担忧。按一般游戏规则，创业君王对于下一代君王素质的期待是“仁孝”、“守本”，然而，刘备父子面临的局面很特殊，蜀汉本来就偏安一方，魏国和东吴都是致命的强有力对手，荆州丢失后，面临着随时会覆灭的危险格局。这对下一代管理者所要求的不只是保本，更要能进取，哪怕就是保本，也得具备英武的素质。

父亲刘备对此做了两手安排，一手是将重担托付给相国诸葛亮，要求刘禅兄弟“父事丞相”；另一手是提高儿子的管理素质和经营智慧。刘备让诸葛亮书写了“六韬”、“商君书”、“申子”、“韩非子”、“管子”等一系列书籍，希望刘禅能用心研读这些法家和兵家书籍，增长韬略才干，“益人意智”。

刘备更深一层的考虑是：在诸葛亮抵挡支撑一阵子之后，刘家的继承人最终还是得直接面对残酷的竞争局面，禀赋不优秀不行。鉴于这个无法躲避的未来，他预先给第二代管理者指定了培训教材，甚至这些教材是针对第三代的。

例如蜀汉大臣孟光的思想就和刘备一线相承，他有一回过问刘禅的儿子刘睿的教育，老师回答说：太子对父母“虔恭”，对其他人“仁恕”。孟光否定了这个教育目标，他说：我问的是太子的“智略”如何，“今天下未定，智意为先”，天下还没定，对于管理者首先要求的是谋略方面的智慧，而不是“仁恕”之类的品质。培养管理者，“当务其急者”，所谓急者，就是韬略的培养。

孟光与刘备关于管理者方面的教育，可谓达到惊人的高度一致。

而作为英明先帝的并不英明的继承人，刘禅忠实地继承了父亲的遗愿。他不英明，但做到了开明，他将蜀汉的经营权开拓权全盘交给了经理人诸葛亮，他对于诸葛亮的信任，超过了父亲刘备，不自信就得信他。诸葛亮在第二代管理者的手下，施展得更加充分。就这一点而言，儿子刘禅比父亲刘备表现得好，是一位“循理之君”。

父亲刘备期待的第一步格局实现了，至于第二步格局：通过法家兵家教材，培养出杰出的政治军事素质，那就不是客观情势所能允许的了。庸主可以培养成贤主，却怎么也不可能培养成英主，英雄是天成的，不是培养而成的。诸葛亮死后，资质平平的刘禅直接面对孙权邓艾司马炎这一类天纵英才，庸主和英主之间的落差不是几本教材所能填平的。

刘备或许也意识到了第二代管理者刘禅的不堪，遗诏中的那几本教材或许只是对自己临终前的一个安慰吧。作为刘禅而言，他没有对不起刘备，他做得合情合理，他不过分，既不过分地糟糕，也不过分地杰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