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经济学把美丽的贫穷变为富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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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经济学是一种人生状态。不说吴敬琏从孙冶方和顾准身上得到学习真理、探索真理并坚守真理的启发，信手拈来，很多人都把经济学当作人生的教科书。

比如：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与妻子罗斯・弗里德曼，他们在晚年撰写的回忆录――《两个幸运的人――弗里德曼回忆录》，就是一本与经济学缠绕的书，书中记载了他们的人生历练；法国人安德列・傅颂，给女儿写的长信，居然被翻译成了《巧克力经济学》。曾在北大做过教授的经济学家和经济学翻译家梁小民，在《看不见的心》一书的序言里写道：“经济学是一门学以致用的科学”，它“帮助人认识世界”，是“指导个人决策的工具”。

小到个人大到民族国家，经济学的魅力在于运用一种工具性科学思维与逻辑，解释人类生活中遇到的一切。比如，我和太太在深圳参加张五常《佃农理论》发表40周年纪念研讨会时，见到了《经济学消息报》前总编辑高小勇。他在点评张五常的学术贡献时，告诉我们，能认识交易成本问题是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及他杰出的中国学生张五常的理论发现。他俩分别在“交易成本”与“合约”的理论研究上，有自己的独特建树。

对此，我的理解是：产权制度发生垄断时，加大企业的“交易成本”易导致腐败――效率的耗散与公平的丧失；而从舍约委托理论角度，合理或必需的“交易成本”制度化，反而可以大幅提高效率。

当年在重庆就敢骂的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关于人口问题的忠告，至今还是1949年后出生的中国人需要接受的“教训”。资源与人口之间，是存在一道不可逾越的“增长的极限”的，尽管今天人类还在不断冲击着这个极限。不懂得约束人口的无限增长，就意味着得忍受贫穷。粮食供求不平衡、人的需求大于物质资源循环再生的能力，是世界上许多发展中国家至今受穷，许多家庭还在温饱线下挣扎的原因。

当然贫困的原因不仅仅来自人口增长失衡。不时翻翻茅于轼的《谁妨碍了我们致富》一书，总会得到一些新启发。计划经济下，人们是不相信或不了解现代经济学看好的市场经济对人生有什么影响的。20世纪70年代，我在《学习与批判》杂志上读过当时一位复旦大学教授写的连载文章《商品自述》，上面讲的全是单维的资产阶级如何“撕毁了一切温情脉脉的面纱”的罪恶。这与我们今天读到经济学家相信市场是“披着狼皮的羊”，“狼外表下蕴藏着一颗火热仁慈的心”，“市场是对全人类的真正关怀”，是何等的天壤之别。

可怜啊!当我们真诚地相信“披着狼皮”的“狼”就是狼时，我们也就与市场经济智慧――现代经济学绝缘了。于是我们经历了许多年吃不饱的“生理”危机；于是我们许多从不得温饱的年代过来的人，至今还保留着饕餮大餐的习惯，以致仅仅是过上了小康，却患上各种结构性富营养的毛病。于是当我们倒过来相信市场是“披着狼皮的羊”时，“真正的狼”却来了――金融海啸，惊涛拍岸。中国虽不在风暴的中心，但受深度牵连。我们不少在珠三角上打工的农民工同乡，为此离岗返乡。他们可能没啃过经济学教科书的课本，却一样在被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左右自己的去留。市场对他们时而是“羊”，时而是“狼”。能在市场上享受温情与仁慈，还是遭遇残酷与凶狠。除了取决于机遇、国际国内经济大势之外，还取决于进入市场前自身“素质”的准备。

“现在没文化的人有什么出息?没文化出去打工都不行”，这是黎平县副县长欧定祥说过的一句话。他口中的“文化”似乎与《富饶的贫困》一书界定的贫困本质是人的素质相一致。但素质是什么?是学历与文化?那文化又是什么?最近我和朋友参与资助出版了一本精美的书籍――《苗绣》，它表明简单说经济上比较贫穷的苗族没文化，是错的，但这种美丽的民间民族文化没有转变成现代市场经济社会意义上的财富确是事实。据此，说苗族群众的文化与经济状态是美丽的贫穷可能并不过分。经济学对此应该有一种“仁慈”，那就是变美丽的贫穷为美丽的富饶，做一篇惊世骇俗的翻案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