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艰难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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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辈子最明智的决定是跟劳拉结婚，最艰难的抉择是戒酒。

在耶鲁读书时，我的座右铭是：“努力学，拼命玩。”我勉强做到了前者，超额完成了后者。大学四年级时，我去普林斯顿大学看橄榄球赛。那次耶鲁获胜了，我喝了不少酒。比赛结束后，我领着一帮喝醉的同伴冲进球场拆球门。普林斯顿的保安把我从球门横梁上拉下来，关进了警车。在场的耶鲁学生围住警车大喊：“放了布什！放了布什！”眼看就要闹出大事，我的朋友罗伊・奥斯丁――耶鲁球队的队长，平息了事态，并陪我去警察局。在罗伊的交涉下，警方对我免于刑事处罚。但校方警告我以后再也不许踏进普林斯顿校园半步――直到今天，我也没有再去过普林斯顿。而罗伊被我牵连，也受到了同样的警告，不过我仍然很佩服他的外交才能。40年后，在我的推荐下，罗伊成为美国驻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大使。

大学毕业后，酒精给我惹的麻烦也不少。1976年春天，我的两个朋友，唐和查理邀请我去奥德萨市参加维利・纳尔逊的演唱会。开场前，我们已经喝了好几瓶威士忌，每人口袋里还装了一瓶。剧场的工作人员提醒我们不能带酒精类饮料入场，于是我们把剩下的威士忌统统喝光，摇摇摆摆地进了场。演唱会中场休息时，我觉得需要借酒助兴。查理便去后台找到舞台管理员，告诉他说维利・纳尔逊需要两箱啤酒，管理员居然信以为真。啤酒买回来后，查理留了一箱给纳尔逊，把另外一箱偷偷搬到我们坐的地方。于是3个酒鬼弓着腰，在座位上大喝特喝起来。

酒精壮胆，我和查理竟然跑上舞台向纳尔逊敬酒。表演结束的时候，我们把剩下的啤酒藏在衬衣里面，结果从衣服里滑出来，砸在了大理石地板上，发出的巨响听起来像炸弹爆炸。剧场里顿时乱成一团，我们怕这事被媒体曝光，于是跌跌撞撞地从紧急出口逃走。

不久以后，我去缅因州的家族别墅过劳动节。晚上，我在一个酒吧里跟朋友聚会，又喝高了。那天开车回家的路上，我因酒后驾车被罚款150美元，驾驶执照被吊销3个月。现在想想还算幸运，我没给别人和自己带来更大的伤害。

30多岁时，酒精已经成为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1986年，为了庆祝我和妻子40岁生日，朋友请我们去科罗拉多州的布罗德莫度假。庆祝会上，我照例又喝多了。早上起来，劳拉突然问：“乔治，你有过一整天不沾酒精的时候吗？”“当然有。”我愤愤不平地回答。她平静地反问：“哪一天？”我开始回忆，竟然发现自己真的没有哪天是不喝酒的。

我想，表面上看我是贪杯，实际却是太自私――我只顾喝酒取乐，却没考虑酒瘾对妻女的伤害。我下定决心戒酒。“我以后不会再喝酒了。”我对劳拉说。她平静地答：“很好，乔治。”从那天开始，我再没沾过一滴酒。有很多次，我忍不住想放弃坚持，但劳拉和女儿们不断地提醒我、鼓励我，现在我已经完全不受酒精的诱惑了。

戒酒是我一生中最艰难的决定。如果当年没有做出这个抉择，我多半不会拥有自己的公司，后来不会当上得州州长，现在更不会是在写回忆录的前总统，而很可能是蹲在某个小酒馆角落里的一个老酒鬼。

（摘自《环球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