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红不让张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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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聚五星阵容的《窝头会馆》、莫言编剧的《我们的荆轲》、陈道明主演的《喜剧的忧伤》、复排的经典剧目《原野》、《蔡文姬》、《龙须沟》、《李白》、《家》、《鸟人》等，再加上莫斯科艺术剧院三台大戏访华演出，近些年来人艺的舞台上可谓亮点频现。人艺的票房更是从2007年的一千多万元，到2008年的1439万元；2009年是2767万元；2010年是3200万元；去年再获3227万元的好成绩。北京人艺在它成立六十周年之际，似乎再次呈现出了一种新的面貌，新的繁荣，这与四年前张和平院长的加入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但是挂在张和平嘴边的却永远是：这是北京人艺所有在世的、不在世的，在编的、不在编的人艺人努力的结果。是方方面面给予它支持与培育的结果。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是一块金字招牌，虽然它只是北京市委宣传部下属的一个文艺团体，却代表着中国话剧的最高水平。今年，北京人艺将迎来建院六十周年，这对一个剧院以及中国当代话剧来说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可以说，北京人艺参与了中国当代话剧发展的全过程，是中国话剧艺术成就的一个缩影，并创作和上演了无数经典剧目。

上世纪90年代后，人艺和许多文艺团体一样，在经济转型过程中一度迷失，加之院长一职数年缺位与队伍的不团结，人艺一直处于一种比较松散的状态。而张和平的到来，给人艺带来的最大变化就是加强了人艺的凝聚力，不仅徐帆、胡军等曾经已经离开了人艺舞台多年的人艺人再次回到舞台上，而且刘恒、莫言、陈薪伊、陈道明等包括编剧、导演、演员等各方面的大腕都聚集到了人艺的舞台上。“我有个长处，就是尊重艺术家、文学家，和他们有共同的追求。刘恒、陈道明都是我多年的朋友。如果你这人比较卑劣，或者心里不干净的话，永远交不了朋友。我原来跟刘恒合作过《张思德》、《云水谣》都很成功，所以人家看我来了也愿意帮我。《窝头会馆》一炮而红，在社会上我们赢得了信任，就是人艺还行；在剧院内部赢得了一个信心，就是咱们还行。你老打胜仗士气就高。”张院长如是说。

无论是小剧场的制作人制、还是明星的加入，张和平的到来确实给人艺带来了一种新的生机，即使一直坚守在人艺舞台上的濮存昕都深有感触，“之前有一部作品，说好由我演男主角，我也跟着谈了五六次剧本，应该签约了，但我还觉着没有创作感觉，就辞演。他没有流露出一点儿的不满，这是他作为艺术管理者的气度和心胸。要知道为了我，整个演出计划都调整了，他心里的失望我能想象到，但他尊重我的艺术状态，这让我很感动。”

从北京文化艺术音像出版社到北京紫禁城影业公司，从北京市文化局局长到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北京人艺可谓是张和平50年艺术工作的最后一站，对于已经花甲之年的他来说，这好像是冥冥中的一种安排，从话剧表演出发，自己的艺术生涯又回到原点。“现在，名对我来说已经不需要了；我的年龄也不是升官的岁数。就是一种情结，我当学生时的最高理想就是到人艺做个演员，能来人艺是圆我人生的一个梦。”

BQ＝《北京青年》周刊ZH＝张和平

《茶馆》、《雷雨》、《龙须沟》人艺的老树如何开新花？

BQ：从2007年底您担任人艺院长以来，人艺复排了很多老戏，有很多曾经的年轻演员成为主角，给观众带来很多惊喜，您是怎么考虑的？

ZH：说是老戏，其实是新戏，因为绝大多数青年人都没看过。这些老戏其实是人艺的根。人艺的社会形象是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首都剧场，这是硬件，再一部分就是人艺的剧目，例如《茶馆》、《雷雨》等这些经典剧目，就是郭沫若、老舍、曹禺他们三位大师的戏撑起了人艺的话剧殿堂。

我有一个情结，就是对人艺那些老艺术家们的敬仰。我记得2007年11月23日到院里宣布我任职的第一天，当时就觉得面对的无论是那些艺术家，还是那些作品，都有高山仰止的感觉。所以2008年就搞了第一次“北京人艺经典剧目演出季”，接连搞了三年。这三年恢复了《家》、《原野》、《鸟人》、《李白》、《龙须沟》 等剧目。我觉得这样做不仅是恢复了一些剧目，也是恢复了一种传统，恢复了一种精神，因为人艺的精神和传统最后都体现在剧目里面。

BQ：您曾经说过，人艺更需要的是继承，但这几年的复排有很多让一些老观众也会感觉很惊讶的地方，例如《鸟人》中何冰扮演的三爷，包括很多年轻导演崭露头角，您是不是也有培养新一代人艺人的想法呢？

ZH：是这样，这因为有一个传承的关系。例如何冰原来在《鸟人》里面是跑龙套的，他在舞台上看这 个戏不知道看了多少场了。这也是一个规律，再不提携他们，他们就要过景儿了。所以我也有个思路就是让正当年的这些艺术家们充分发挥出来，另外也充分发挥老艺术家们的作用，再一个就是充分培养年轻同志。与此同时，也包括适当地、恰当地吸收院外的，和群众戏剧对接好。这几个思路对于人才的培养和积累都是很重要的。

没有人才，这个香火也就不能延续下去了。

今年，丁志诚也将主演一部戏，新排的《推销员之死》。原来是阿瑟.米勒的剧本，英若诚翻译并主演的，这也是人艺的一部经典剧目，这次就决定起用丁志诚接替英若诚。那天晚上我专门邀请他谈这个事儿，他非常感慨。因为他也是人艺学员班毕业的，和陈小艺、徐帆都是一届的，但是他从来没在人艺的舞台上演过主角。小剧场演过《关系》，大剧场真是头一次。他非常留恋人艺曾经的创作氛围，因为他是从那时候过来的，他其实已经接了一部电视剧，订金都收了，结果还是把订金退了。

现在，人艺所有的明星演员在人艺的舞台上都有表现了，这在其他的院团里也是少见的。

BQ：这些年，复排老戏的同时，您也引进了一些院外的编剧、导演、演员去做了一些新戏，在您看来新戏和老戏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和比例呢？

ZH：新戏要注意质量，少而精，对得起人艺这块牌子。我前年在全院大会上，提出的口号就是：“在继承中发展，为建设世界一流的学者型剧院而努力奋斗！”这个口号得到了全院的认可，“在继承中发展”就是在比较多地强调“继承”的同时也注重了发展。

人艺有一个博物馆，在戏剧院团有博物馆的似乎只有人艺。所以我首先想到，首都剧场本身就是一个博物馆，舞台上那些剧目应该都是经典。我觉得有些院团很可惜，他们其实都有代表自己风格、形象的剧目，但是丢了。尊重、仰慕我们的前人们，为我们打下了这片江山，用最好的办法把他们的经典传承下去，而我觉得留下的不只是剧目，还包括它承载的精神、传统和风格。所以我觉得恢复一个剧目不仅是丰富了演出的内容，更是宣示着一种追求和对前人的尊重。

宋丹丹、徐帆、陈道明

明星大腕频频上演“凤还巢”

BQ：您来到人艺之后，人艺好像更具凝聚力了，很多人都回来了，您觉得是什么吸引了他们？

ZH：首先他们都具有人艺精神，这使我觉得是最重要的，是他们的内因，是他们自己对人艺的态度、感情。当然，我也不否认与我在剧院努力的这个外因还是有关系的。主要就是跟他们交朋友，在艺术院团里面很多时候行政命令不是最好使的。因为每一位艺术家都有自己的个性，除了他们艺术上的个性之外，也有他们性格上的个性，这种个性是很可贵的，要珍惜他们。没有个性就失去了艺术家的特征，他们最吸引人、打动人的地方恰恰可能就是他们的个性，要尊重他们的个性，尊重他们的价值。知人善任，找到他们适合、恰当的角色和剧目，他们是肯于牺牲的。

所以剧本是第一位的，没有好的剧本谁都不愿意上你这儿浪费时间。人家一看剧本，你再说什么，他自己心里面会有杆秤，这杆秤就能约出将来是一个什么结果。例如刘恒的《窝头会馆》为什么能够凝聚这样一个五星级阵容呢？何冰、濮存昕、宋丹丹、徐帆、杨立新，其中徐帆当时正在拍《唐山大地震》，为了请她上这个戏我特意跑到唐山。白天人家都拍戏呢，我是等到晚上和她谈的。

BQ：不过，对于人艺近段时间的剧目利用明星宣传的方法，还是有些质疑的声音，认为这样好像有违人艺的做法，把明星推到最前面，您怎么看？

ZH：一个作品得符合三个规律，首先是这部作品所应该承载的社会责任方面的规律；第二是有它的艺术规律；第三就是市场规律。明星带来的号召力是不言而喻的，但也不是绝对的。我担任院长以来召开的所有的会议，第一个议题都是剧本。剧本是一剧之本，有了好的剧本就会吸引好的演员来参加创作，还有当然也离不开导演的号召力。

1500元演出费PK百万片酬话剧演员必备“艺术情结”

BQ：另外，我发现人艺好像已经起用一些年轻制作人，独立制作一些小剧场话剧，这是人艺改制的一个标志吗？

ZH：制作人制是人艺在机制改革中迈出的一步。人艺作为一个国家级的院团，不存在改企、专制这样的问题，但是我们也必需要看到有很多束缚它发展的机制上的弊病。制作人制现在主要是在小剧场，规模相对比较小，也比较灵便。大剧场的戏还是要量力而行，我觉得还是要慎重。这就是人艺承载的责任，对文化的积累，其实有时候市场化是要损失艺术的。但是艺术水准很高的作品也同时具备了市场性，如果一味地迎合，观众总是有腻的时候，最永恒的还是文化的品质。所以我曾经说过，GDP不是人艺追求的目标。

比如说原来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拿演出费举例子吧，我刚来的时候，一号演员演出费是八百元一场。我们后来研究通过，改成一千五百元，当然我觉得是实在不高，我知道他们在外面可能得再加一个零。

BQ：这样的话对于一些大牌演员似乎也不是很有吸引力，他们在人艺演出为的可能更多是一种精神上的满足？

ZH：但是也有一个投入和产出的问题，一场话剧就那么多观众，票也不可能太贵了。尤其人艺还有一种社会责任，一些低收入的观众也应该看到人艺的话剧，所以这些年来人艺一直坚持保留一部分低价票，特别是对学生这个群体，最低只有二十块钱。因为这将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现在青年话剧很活跃应该说是人艺在里面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所以给的演出费过高也是不得体的，但也不代表不动。人艺除了制作人制之外，今年又有一个比较大的动作，成立了“人艺北大方正文化基金”。北大方正每年拿出五百万元，连续三年支持人艺的赴外演出以及青年人的培养和激励机制。

BQ：那在激励机制上，您采用了什么样的措施呢？

ZH：现在首都剧场大厅设立了几个触摸屏，观众可以拿着票根选择你最喜欢的演员，每场评出前五位，最高每场补助一千元，依次递减一百元。虽 然钱不多，但是个激励机制，演员们很在乎谁被观众评出来了，这是一种荣誉。钱对于明星演员来说不那么重要，他们演一集电视剧的酬金早已经突破二三十万，四五十万甚至更多。演一晚上话剧，和电视剧两三天就拍一集，在钱上怎么平衡？所以如果没有精神是不行的。而且我觉得艺术家就是艺术家，他们还是比较看重自己在艺术上的发展。例如陈道明，他排《喜剧的忧伤》不算前期培育剧本，光排练就将近两个月，演出一个月，三个月他能挣多少钱？我现在这个戏一共演了十八场，总共四百三十九万元的票房，都给他也不够啊。但陈道明为什么肯于“蹦子儿不要”，这是他自己说的，也要来人艺演出，因为他是学话剧表演出身的。

他最开始在天津人艺，后来到了中戏，毕业之后分配到中国电视剧艺术委员会。我们就是那时候认识的，他于1982年毕业，我就是那时到那帮助筹备第一期全国电视剧导演培训班，在筒子楼的楼道里认识的他。他始终有一种情结，我觉得是艺术家的情结，因为他学的是话剧，话剧的功底使他有后来的发展，所以他还愿意回来为话剧这门艺术贡献点什么。

人艺60年，小剧场30年2012迈步从头越

BQ：今年是人艺建院六十周年，目前今年的演出是怎么安排的，会有什么样的纪念活动呢？

ZH：我们今年第一个开门的戏是《龙须沟》，关门的戏是《全家福》。全年一共分四个板块，第一个板块“辉煌起点”，第二个板块“永恒经典”，第三个板块“他山之玉”，第四个板块“走向经典”。

“辉煌起点”就是以《龙须沟》为代表的，因为先有的《龙须沟》后有的北京人艺。北京人艺分两部分，一部分是50年成立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是一个集话剧、歌剧、音乐、舞蹈为一体的综合性剧院，1952年成立了专业化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所以1952年到现在正好六十周年。但是50年人艺刚成立，老舍就写出了《龙须沟》，1952年建立之后，又重新调整上演，所以说《龙须沟》奠定了人艺的基础。第一，《龙须沟》奠定了人艺的政治方向，人艺与人民同在，与祖国同在；第二，艺术风格，京味儿的，具有地域特色的，因此《龙须沟》无论在政治上还是艺术上对人艺都是至关重要的。

BQ：与此同时，今年还是中国小剧场话剧诞生三十周年，诞生地也是人艺，这也应该是值得纪念的。

ZH：现在小剧场话剧几乎已经成为话剧的主体了，从某种角度上说它的普及性超过了大剧场。三十年前，林兆华等人做的《绝对信号》，于1982年8月18日排练完，9月18日经党艺委审查通过，9月19日首演。那时候没有小剧场，就在一楼的排练厅演，请观众来看，不卖票，中国小剧场话剧就是这么开始的。同年的11月5日，人艺四楼才有了第一个小剧场，那里原来是个宴会厅。所以2012年我们准备在9月19日那天，还是在那个小剧场隆重地推出一部林兆华新排的小剧场话剧。现在他正在创作过程当中。这个活动也被纳入到了人艺成立六十周年的一部分。

BQ：您好像也是学话剧出身，人艺在您心中是一种什么样的位置呢？

ZH：我是1961年考入的北京艺术学院话剧表演系，到今天也整整五十年了。我从话剧入门，最后又回到了话剧舞台上。那时候就觉得，毕业之后能够到人艺当个普通的演员都是最高的追求了。所以我来了之后一直很欣慰，能够为这么一个伟大的剧院尽自己的绵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