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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野地之花,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她们了。野地已几乎被闪亮锋利的犁铧蚕食尽净,被沉重庞大的钢筋水泥森林侵掠盘据。这近乎疯狂的肆意鲸吞,野地已经难觅,我很难再见到她们了。
她们,那些可爱的野地之花,在荒草离离的远郊,在蛙声如鼓的乡间小路旁,在山坡上,在山溪河畔的水边,曾经自在地生长,自由地开放。不是为了什么人的观赏,独自荣枯,无以为憾。
失去了野地,失去了她们。
在我的记忆里,那些野地之花,永难磨灭。现在跟孩子们说,竟无异于童话:我们曾经有过那些美丽的野地,有过那些可爱的野地之花!
那时,老家有很多野地。那时,我还是个孩子,在那些野地里,披草而行,清香盈袖,到处疯跑。
老家是个小山村,依山临河。山坡上、山脚下,成片的草场,牧牛放马;河岸上、河湾里,一个个鸟虫栖息活动的草滩,虫吟鸟鸣。离村不远,田坝中间,还有一大片草地。这里曾经是个坟场,古墓石碑早已倾圮,还剩下几个爬满野地瓜藤的红土坟堆,横卧在茅草、缨花草丛中。一条古驿道,翻越村后的大山,从村前经过,跨过村前小河上的石拱桥,走出山外。沿着古驿道,两旁一个个石堆,一个沙堆,那是每年雨季,滚滚山洪,从村后山箐里冲刷而来沉积在那里的。
那时,在这些野地里,大自然建造了一座座百花园。春天,白刺花、鸡爪花、攀枝花、老龙刺花、辣他药刺花,竞相开放,白的高洁,蓝的淡雅,黄的富丽,红的热烈而深沉;夏天,几场雷阵雨浇过,灯盏花、风藤草花、碾转果花、仙人掌花、野百合花,如火如荼,开得热闹,还有不少叫不上名字的小野花,星星点点,这里那里,绽放开来,尽展风姿;秋天,天高云淡,风清露冷,野被露水洗得水灵灵的,在秋风中灿烂着,牵牛花,紫红的、深蓝的、粉白的,开了又谢,谢了又开,装点着迷人的秋色;冬天,野地并不寂寞,枯草丛中依然还有雁来红、鹅菜花、野豌豆花,一蓬蓬,一簇簇,给野地缀上一片盎然生气。
野地里的白刺花最香。春末夏初的阵阵薰风,把它馥郁的香气传送得很远很远。难怪有人把它叫做“七里香”,有人甚至把它叫做“十里香”。白刺花开了,远远看去,那是一堆堆白雪。走近了,你才看清,花丛中藤蔓和绿叶交错盘结,洁白玲珑的小花朵,密密匝匝,几朵花共用一个长长的花柄,攒成一小束一小束的花枝,挤挤挨挨,开得繁密而浪漫。
很多年过去了,我才知道,老家这野地里常见的白刺花,原来就是汪曾祺美文里馨香着的木香花。
上世纪四十年代初,汪曾祺在西南联大读书,在昆明生活过许多年,云南的这野地之花,给他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他写过一篇《木香花》,写道:“昆明木香花极多。观音寺南面,有一道水渠,渠的两沿,密密地长了木香。”四十多年后,回忆这段难忘的岁月,在给当年一位校友写的一首诗里,他以优美的意象和词藻,将这野地之花生长的“野地”氛围,渲染得十分浓郁:“莲花池外少行人,野店苔痕一寸深。浊酒一杯天过午,木香花湿雨沉沉。”在这短短的几句“景语”中,寄托着他深深的怀旧之情。
抗战初期,冰心从事创作和文化救亡活动,也在昆明居住过,爱上了那时昆明城郊随处可见的木香花,后来一直念念不忘。生前她和去看望她的云南作家谈到昆明,多次谈到昆明的这野地之花。上世纪九十年代,几位作家根据冰心先生的描述,找遍昆明城乡,木香花已难得找到。最后在一个什么僻静的角落里找到了,却因木香花花期已过,花已凋零,想送给老人一束鲜花的愿望已不能够,只能拍些照片送给老人。照片送到了冰心住院的病床上,老人很自然地把照片放到鼻子前闻了闻,脸上绽放出灿烂的笑容,似乎又闻到了这野地之花特有的芳香。
汪曾祺写昆明的风物,写了木香花,写了报春花、粉团花、杜鹃花,没写到攀枝花。攀枝花是亚热带花木,昆明海拔近一千九百米,气候温凉,不容易生长。
攀枝花绝非栽培在花盆、花坛和庭院里的花木。在金沙江干热河谷地区,在老家的野地里,岁末年底,小草还没发芽露头,攀枝花树光秃秃的枝杈上,却早已花蕾累累,好似麇集枝头的鸟群,热热闹闹的了。粉红色的花苞,正从厚实紧束的花萼中,一点一点地冒出头来,等待着绽放的时机。春节一过,攀枝花陆陆续续地就开了。五片红色肥硕的花瓣舒展开来,怀抱着一束橙黄绵密的花蕊,一朵朵都有碗口那么大,在颤巍巍的枝头,被黑褐色的花萼托举着,好似一朵朵尽情燃烧、欢快跳跃的火苗。
老家的村前,曾是茶马古道的古驿道旁,就有一处名叫“大攀枝花树”,一处名叫“小攀枝花树”。那是因为有两株高达三十余米的攀枝花树,犹如两位躯干伟岸的巨人,站在这旷野里,上百年了,伸展着长达五六米的花枝,热情招呼远道而来的客商行旅。
就因为这攀枝花树,枝干挺拔,树姿巍峨,开花时,一树红花,犹如激情燃烧、光焰迸射的火炬,瑰丽雄奇,又被人誉之为英雄树、英雄花。当年,它们的英雄形象,曾伴着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激昂舞曲,出现在表演样板戏的舞台天幕上。大幕徐徐拉开,在五指山麓、万泉河畔,娘子军战士,手中挥舞着大刀,踮着脚尖,一个个身体齐刷刷地向上提升,体重呼呼地抽空和挥发,腾空飞跃,女主角一个空中大劈叉,倒踢紫金冠,后腿踢到自己的后脑。娘子军战士的飒爽英姿,与天幕上的英雄树、英雄花交相辉映。
还因为攀枝花初夏凋谢后,所结的长圆形蒴果成熟,自动裂开,里头充满轻盈的棉絮,可做枕头、棉被的填充材料,又被人叫做木棉树、木棉花。在舒婷的《致橡树》里,诗人让如花的女性,挺拔成一株木棉树的形象,和伟岸的“橡树”站在一起,成为理想的爱情婚姻的意象,倾倒了一代读者。以致不少痴情少女,把《致橡树》奉为爱情宝典,把这首诗称之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妇女的爱情宣言书”:“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憧憬着自己心中的“橡树”,并努力把自己培育成一株“木棉”。矗立在舒婷诗中的这一株木棉,曾一度成为女性生命自由和人格独立的象征。
一位西哲有言,生活中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很遗憾,生活中许许多多美的事物,都是别人发现了,我们才认识。当我从作家、诗人们的笔下,知道了这些平常的,我所熟悉的、亲近过的野地之花,她们的美,竟是文学,竟是诗,我既惊奇又惊喜。然而,她们已经和野地一起,从我的视野里消失了。白刺花没有了。攀枝花和以攀枝花命名的地名,也一起被在河谷盆地里蜿蜒迂回的国道吞没了。留给人的是无尽的惆怅和伤感。
如今,她们到哪里去了?我还能找到她们吗?那些可爱的野地之花!
今年清明节,我回老家去给母亲扫墓。母亲葬在老家村后的山顶上,一片松树林里。那些山,海拔二千五六百米。往年扫墓,我们都是沿着村后那条早已废弃的古驿道,一步步攀爬上去的,大约要一个多小时。今年,儿子把车开到山脚下,并未停车,他说,今年就不用爬山了吧,车可以从乔甸坝绕上山去,路是绕远了点,可用的时间差不多。
车沿着铁城河,行驶在吃凉水箐里的国道上,两岸青峰对峙,头顶一线青天。从前,铁城河两岸的那一蓬蓬白刺花,山崖上的那一株株伟岸挺拔的攀枝花,现在全不见了踪影。河水常年断流,淤塞的河道大部分被开垦成了农田,种植烤烟、柑橘、葡萄。
车出吃凉水箐,调头往南,行驶到老家东南面的乔甸坝。我们从坝子西面,驶进了大山的腹地,在一条通往林场的简易车道上,七弯八拐,绕来绕去,颠颠簸簸,向老家村后的山顶驶去。车行至半山腰,眼前出现一片一片小松树林,云南马尾松,郁郁葱葱的,从车窗前一晃而过。突然,一阵白刺花香袭来,芳香醉人。我从车窗望出去,路旁山箐边,果然有两蓬白刺花,白花花的,正在开花。还有一株攀枝花树,花已谢了,一树绿叶。我感到心跳急促,止不住一阵狂喜,就像见到了初恋的情人。
久违了,你们,可爱的野地之花,我终于找到你们了!你们原来是藏到这深山里来了。虽说木香花已不再有当年的繁荣茂盛,攀枝花也不再有伟岸的英姿,但你们毕竟还生活着呵!多年来,我寻找你们,不止是为了诗,为了艺术,还为了寻找我童年的乐园——那生长着千姿百态的野花的野地。多年来,我离开老家生活在外地,常常怀念老家,怀念老家的野地,怀念去世了的母亲。母亲和老家的野地给予我的,让我一生永远感激。它们牵动着我的全部思绪,是我的向往,我的动力,我倾诉的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