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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音乐选秀看大众审美观念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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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场经济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推动下,文化艺术的规模化、批量化生产,使得艺术与商品的结合日益紧密。艺术为谋求生存不得不将自己装扮成商品,而商品要想走向市场往往将自己包装成艺术。于是,艺术与商品结合后,借助大众传媒的作用,作为精神消费和物质消费的对象便进入了大众的审美生活,从而形成了一种有别于以往审美形态的大众审美文化。在这种审美文化的影响下,艺术与生活的界限已经逐渐模糊,艺术的独立性在逐渐消解,审美观念逐渐生活化、世俗化、商业化。其中音乐选秀节目就是当前大众审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从2004年《超级女声》到2012年的《中国好声音》,音乐选秀类节目经过了“七年之痒”,如今已经开始逐步进入良性发展轨道,它所反映的正是大众审美观念的逐步成熟。本文以此为例,分析大众文化的特点、与传统审美观念的差异以及当前大众审美观念的转型问题。

一、大众文化的传播与音乐选秀节目的兴起

“大众文化”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奥尔特加的《大众的反抗》一书中,指的是与精英主义文化相对的,为大众所信奉和接受的文化。大众文化的主体是由城市里的大多数,即进城后的农民转变而来的工人阶级和城市居民所构成。奥尔特加认为:“不能把大众简单地理解为或主要地理解为‘劳动阶级’,大众就是平均的人。从这一点上来看,纯粹的数量概念——大多数人、群众——就转变为一种质量上的限定:它被用来指一种一般的社会属性,这种人与其他人没有什么两样,但在他身上却体现出一种种属的类型。”也就是说,这里的“大众”其实是指受到工业化的改造和压制而成的“平均的人”,它是随着资本生产模式下劳动分工日益破碎化等社会现象而出现的;是由于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外在的客体世界变得越来越强大,以至于强大到淹没和消解了主体的个性差别,最终导致主体对客体的不自觉、无意识地屈从而形成的。由此,大众文化也常常由于其肤浅、媚俗、功利等特点而被原有文化的掌握者(即主流文化)和少数的知识阶层(即精英文化)所批评。

美国文化理论家詹姆逊说到:“在十九世纪,文化还被理解为只是听听高雅的音乐、欣赏绘画或看歌剧,文化依然是逃避现实的一种方式。而到了后现代主义阶段,文化已经完全大众化了,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距离正在消失……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已经从过去特定‘文化圈层’中扩张出来,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消费品。”尽管我国还远没有进入“后现代主义阶段”,但是诸多颠覆传统审美观念的文化现象的出现已然成为事实。自2004年湖南卫视《超级女声》开始,表征大众文化特征的音乐类选秀节目如井喷一般出现在我国的各大媒体之中:从《梦想中国》到《星光大道》,从《激情唱响》到《完美声音》,从《中国梦想秀》到《中国达人秀》,还有当下迅速走红的《中国好声音》无不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以商业性、消费性、娱乐性为主要特征的大众文化正以越来越强劲的势头对传统审美观念造成巨大冲击。

大众审美文化的这些新特点由于背离了传统主流价值观,因此在其出现之初就一直受到主流文化和精英文化的批判。文化部原部长、全国政委常委兼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刘忠德曾三批超女,称其低俗、玷污艺术,并建议对其进行干预。然而相关数据显示,2006《超级女声》平均收视率8.54%;决赛期平均收视率11%,居同时段收视首位;今年的《中国好声音》收视率更是节节高升,第三期节目以3.039%创下收视新高,第四期收视率达3.34%,位列同时段节目榜首。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央视宣布以专业性、艺术性著称,推出过宋祖英、阎维文、毛阿敏等著名歌唱家的“青歌赛”今年停办。这一现象说明,大众文化已经成为我国当前的一种客观的社会文化事实,成为社会主义文化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主观的批判和单纯的行政手段都是徒劳的,进行理论上的反思则或许能够使我们更加清楚地看清问题的实质。

二、西方大众文化的发展及其美学原因

我国流行的音乐选秀节目大多并非“中国创造”,而是从西方引进的“泊来品”或国外音乐选秀节目的“山寨版”。“超级女声”总导演的彭志坚就坦诚,该声乐选秀节目在诞生之初确实参考了海外同类节目的制作经验;《中国达人秀》版权购自英国一台同名选秀节目;而《中国好声音》的版权方则是荷兰节目《The Voice of Holland》。人民网上有评论惊呼:“为何收视率高的娱乐节目都非原创?”原因就是,西方国家中大众审美文化的出现远远早于我国,其表现形式也更为成熟完善。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大众文化”是西方工业文明的产物,因此需要从西方审美语境中考察其根源所在。

西方文明的形成受希腊文明的理性精神和希伯来文明的宗教主义的双重影响。前者注重理性与思辨,后者强调理想和信仰,这两种精神集中地体现在对现代西方美学观念产生重大影响的德国古典美学思想之中,表现为一种理想化的、以理性为中心的审美传统。如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认为审美判断具有如下特征:第一,无功利而产生;第二,单称判断而有普遍性;第三,不自觉而发现目的性;第四,非概念而必然产生。从中不难看出,康德所认为的审美判断最终围绕的还是人的理性认识活动。在康德看来,美本身还不具备自己的独立个性,骨子里脱不开理性、脱不开“真”的规定的。黑格尔用简明的命题对美做出了回答,提出“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这一论断。他将审美确定为绝对精神自我发展史上的一个历史性环节,因而最终还是要接受宗教和哲学的超越。由此可见,西方传统审美观念以人的理性和信仰为基础,而其中理性精神占据主导地位。于是,艺术和美学便不自觉地担当了用理性进行人类精神拯救的工作。

然而,随着科学技术和大众传媒的发展,西方传统美学的理性精神和宗教精神也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商品作为文化和艺术的载体得以进入大众视野从而导致了大众文化的产生,直至今天成为许多西方社会文化的主流形态。这当然会对传统审美观念产生巨大的冲击。反之,其本身也必然受到传统理性审美观的抵制和批判。当大众文化作为工业社会的客观现象出现之后,其无个性、标准化、肤浅、感性、媚俗、功利、商业化等诸多特征一直受到传统审美观念的强烈批判。因为大众审美文化使得艺术和美学不再是人类精神的拯救者,而成为人类精神的消费品。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指出了艺术被商品生产渗透的现象:“新奇的东西本身不是商品,然而今天它已经彻头彻尾地变成商品了;艺术抛弃了自己的自主性,反而因为自己变成消费品而感到无比自豪。”然而这些批判大众文化的知识分子最终却无奈地发现,在工业化的社会里,强调艺术的自主性不过是个浪漫的幻想。英国学者特里·伊格尔顿说:“文化深陷在商品生产的结构之中;但是这种结构的一种效果,是把它放松为某种意识形态的自律性,这就允许用它来反对社会秩序却与之具有一种有罪的同谋关系,但是也使反抗极度痛苦而没有效果,只是一种形式化的姿态而不是愤怒的攻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