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交易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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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试点的7个省市基于配额的碳交易并不对外。对于未来如何进行跨区域交易，一位交易所负责人解释说，“等到国内市场真正建立的时候，国家将建立统一的标准。”

碳交易的中介机构遭受亏损日渐趋冷，以政府名义推动的名目繁多的碳交易平台却日渐火热。

酝酿一年多的全国7个碳交易试点省市，将在2013年相继发力。根据试点要求，今年要在试点省市启动碳交易市场，两年后建成全国性市场。与此同时，各地纷纷推出与碳有关的交易所。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国内各省市已建或正筹建的碳交易所达100多家。这预示着，一场大规模的地方性碳交易平台正在集结。

所谓“碳交易”，是为促进全球温室气体减排，减少全球二氧化碳排放所采用的市场机制。其基本原理是，合同的一方支付另一方获得碳减排额，买方可以将购得的减排额用于减缓温室效应，从而实现减排的目标。

多年来，国内碳交易普遍处于自发状态，成交量寥寥。不同以往的是，从今年开始国家将逐步在7个试点省市推行强制性碳配额交易。这意味着，国家将按照欧盟碳市场强制易的规则开拓国内市场，只不过目前仅是试探性的开始，现实远比想象的更复杂。

掘金碳市场

基于对政策以及市场前景的预期，各地与“碳”相关的交易所纷纷崛起。在7个试点省市以外的地区，如河北、辽宁、山西、青海、贵阳、厦门等省市，纷纷成立类似的环境能源交易所、排污权交易所，以应对国内即将强行铺开的碳交易市场。

对此，今年1月刚成立的江西赣州环境能源交易所负责人在接受《能源》杂志采访时表示：“目前我们主要是依靠当地丰富的森林和水资源在摸索如何交易，先打基础边试边做，不断完善制度并进行一些技术方面的调整。我们要提前谋划未雨绸缪，等2015年以后全面推行时就可以直接做了。”

根据世界银行测算，在过去4年间，全球碳交易市场规模达每年500亿欧元。在全球碳交易市场中，中国将是最大的卖家。该预测还显示，全球碳交易总额2020年可能达到3.5万亿美元，从而超过石油市场成为世界第一大交易市场。

对于工业领域的耗能大户而言，2013年将是碳资产管理元年。其主要原因在于，上海、北京、天津、重庆、湖北、广东及深圳7个省市率先进行的碳排放权交易试点，要在今年初步完成碳交易体系的建立和形成交易。

天津排放权交易所总经理王靖对《能源》杂志记者表示：“国内在总量控制的情况下，将实施强制交易，不是你想不想的问题，而是必须做。” 同时，这种试点也将为在全国建立统一的碳排放交易市场进行探索。

与这些声势浩大的地方性碳交易平台相比，此前基于CDM（清洁发展机制）的中介机构，两年前却进入了冰冻期。当时，在CDM的巨大商机下，国内成立了众多咨询公司，这些公司以中介的身份，帮助具有减排项目的企业售卖额度，并开出了非常诱人的条件：“我帮你卖，所有的成本都是我的，卖出的钱三七或四六分，你不需要出任何东西。”

看似简单而颇具商机的市场，在国际经济危机的影响下一泻千里。王靖称，“现在做国外的CDM买卖，肯定不好做了，市场发生变化了。”记者从龙源电力提供的一份内部资料上看到：自2011年下半年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的碳排因工业活动收缩而降低，导致国际碳价直线下跌，由最高的每吨12欧元跌至1欧元左右，跌幅超过90%。

在这种情况下，大量中介型买家纷纷违约。要么拒绝付款，要么拒绝推进项目，甚至迫使业主重签合同，导致国内CDM企业普遍遭受巨大损失。尽管碳交易这个产业依然值得期待，但是随着市场参与主体不断增加，交易规则不断变化，新问题也日渐出现。

如今，对于各地纷纷出现的环境交易所，不免让人担忧。曾担任北京环境交易所副总经理的刚给出了这样的判断，各地方所成立的碳交易中心，其好处在于可以将碳金融资本集聚在一起。如此一来，资本的集中、产业技术的发展和机构的设立，将促成一个产业的诞生。

事实上，地方政府建立这些碳交易，更多地是为了表明一种姿态，表明当地致力于节能减排。然而，节能减排与地方经济发展速度难免出现冲突，这并不一定是他们的本意。

配额难题

2013年以前，国内碳交易的主要方式有两种：一是我国和发达国家间的CDM项目；二是国内企业的VER（自愿减排项目）。后者更多地是出于一种社会责任。

业内人士坦言，由于没有强制性要求，碳交易的国内业务量“微不足道”。这是因为国内尚未赋予碳排放权商品属性，也没有形成碳排放权的分配机制。

今年在国内推行的7个试点省市，将改变这种现状。与记者交流的多位业内人士表示，在参与试点的7个省市，国家将采取总量控制和对重点行业企业进行强制易的措施。这将彻底打破原有只是为了企业形象或是社会责任进行的简单交易。

但问题也随之而来。从当前的情况来看，如何进行碳交易的总量控制，以及对那些被纳入强制减排的企业如何进行配额，将是政府和企业面临的最大挑战。换而言之，对于碳交易的总量控制和碳排放权配额的分配，关系到碳交易市场的效率和公平，这也将是碳市场能否真正推广的关键。

业内分析人士指出，只有合理地设定了碳排放的总量，按照国内法律覆盖整个碳市场，合理处理配额和交易比例，并及时跟踪价格变动，才有可能应对未来出现的困局。

在政策制定中，基于操作性的问题也需要政策制定者们考虑。比如，减排目标比例加大的发电企业，其95%的能耗是给下游的输电方，自用能耗只占5%。所以，为了确保公平分配碳配额，这些发电企业在计算能耗时要看综合能耗。只有这些实际操作当中的细节，寄予充分考虑才能少走弯路。

当然，基于这种强制性减排的碳交易，在地方上推行也有一定的难度。新能源商会低碳专家臧万普说，“这些进行碳交易的企业主要是各地方跟工业发展相关的企业，而且也是耗能大户，要求他们进行强制减排，对他们生产、成本都会有影响。”

对于国家目前仅把碳交易的试点放在中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人士也有不同看法。青海环境能源交易所执行总裁徐潇潇在接受《能源》杂志采访时表示：“只有湖北是中部，其他都是东部省市，试点面有点窄，应该把面扩大一些，向西部倾斜。青海、西安都应该考虑一下。”

目前，国内碳市场的真正启动还需要一段时间。徐潇潇解释说，碳交易在欧洲都做了很长时间，国内则需要从政策、金融体系、风险控制和规则设定等最为核心的做起，这些做好之后，未来才能跟欧洲接轨。

碳市场出路

与国内众多的碳交易市场一样，徐潇潇所在的青海环境能源交易所也在做碳交易，而他们更看重的是基于当地丰富的森林和水资源。

徐潇潇介绍说，“我们做了三江源标准，把气候和生态结合起来这是我们的核心业务。”

据了解，三江源地区的高原森林、湿地和草地等生态系统是重要的碳库和二氧化碳吸收器，具有开展碳汇交易的巨大潜力。除了高原林地和高原湿地，仅青藏高原的草地生态系统，每年的碳固定能力就达到1000万吨，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4600万吨。

徐潇潇认为，青海应该加速推进对三江源的森林、湿地、草地的碳储存量和碳汇潜力等评估，按照国内外碳汇市场规则，把三江源区的林地、湿地、草地生态系统纳入碳汇交易系统，拓宽生态补偿资金渠道。

而基于具体CDM项目的碳交易，她认为占不了太多交易量。她的理解是，未来真正的碳交易应该像欧盟的EUPS。EUPS机制，必须针对耗能产品的节能环保要求贯穿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在欧盟国家，该机制涉及所有销售或使用的用能产品（除交通工具外），包括电机、锅炉、水泵、电光源、灯具等。项目涵盖包括产品的能效、噪声、辐射、电磁兼容、污染排放（对大气、土壤和水体）以及废旧产品的再利用和回收。徐潇潇认为，“中国以后也是这样一种趋势，这个才是严格意义上的碳交易。”

另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交易平台之间的对接。其中，包括国内众多交易平台相互之间以及国内与国际交易平台如何对接。

对于国内碳交易平台，按照规划要求：预计在2015年将形成完善的区域碳排放权交易平台；同时，“十三五”期间，将打造全国性的碳排放全交易平台。

王靖告诉记者，“目前，我们试点并不跨区域，都是自己搞。跨区域也搞不起来，配额给区域内的企业发放才有效，给其他地方的企业发放也不算。而且，很多都是按照国家制定的标准来做的。”

也就是说，目前试点的7个省市基于配额的碳交易，并不对外。而对于未来如何进行跨区域交易，王靖解释说，“等到国内市场真正建立的时候，国家肯定会建立统一的标准。”

而未来涉及与国际碳市场的对接，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提供的中国碳交易市场的发展路线图来看，在经过碳交易试点探索、完善推广、全国市场建设三个阶段后，大约在2030以后才会进入第四个阶段——逐步实现国内与国际市场的接轨。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距离规划中的国内外碳交易接轨的时间，仍有近20年。而这期间，国际碳交易市场将存在很大变数，为此如何对接国际碳市场，只有边实践边摸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