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特区经济”今与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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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危机时期是开发区转变增长方式的关键时刻。
1981年，在沿海开放城市建立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决议得到国务院批准，至今已然近30年时间。此30年，和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历程差不多两相重叠，与中国一贯推行的“先试验再推广”的发展思路也互为印证。
所谓开发区，是指由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在城市规划区内设立的经济技术开发区、保税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家旅游度假区等实行国家特定优惠政策的各类经济区域。
正是由于有特殊的优惠政策，人们对比深圳特区的称呼，又将开发区视为“小特区”。
政策为特定地区的经济建设护航，是中国一大特色。30年来，“小特区”依托各项资源，激流勇进。如同音乐一曲，起承转合，至今仍唱鸣不息。
时间卷轴：1981～2010年
国家成立深圳、海南等经济特区相类似，中国各地各级开发区最早也是作为地方经济“小特区”出现的。
在得到国务院的批准3年后，1984年，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正式对外开放。
与此同时，这些城市获准在此后的数年时间内，陆陆续续建立属于自己的经济技术开发区。这一年，大连等城市率先起步，建立了中国最早的一批经济技术开发区。
同时，这也是中国最早的一批开发区。而所谓的高新经技术开发区，还要等到1998年才能出现。
这里有必要说明，开发区涵盖种类有多种。其中经济技术开发区，是指中国在沿海开放城市设立的以发展知识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工业为主的特定区域。
经济技术开发区通过举办中外合资经营、合作经营和外商独资经营的生产性企业，以及中外合作的科学研究机构，开发新技术、新产品、发展新兴产业，为中国的经济建设探路。
而高新技术开发区，则是指中国在一些知识密集、技术密集的大中城市和沿海地区建立的发展高新技术的产业开发区。它更加指向今时今日的热门词汇――创新。
1986年8月和1988年8月，国务院又先后批准将上海市的闵行、虹桥和漕河泾开发区列为经济技术开发区。
至1993年初，中国已有13个开放城市建立了经济技术开发区，即沈阳、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宁波、福州、广州、湛江、上海。
随后，又相继决定将珠江三角洲，闽南厦(门)、漳(州)、泉(州)三角地带，长江三角洲以及山东半岛，辽东半岛辟为经济开放区，并着手在这些地区组建一系列经济技术开发区。
随着“贸工技”模式的不断发展，中国开始向“技工贸”转型。此时，成立一批注重高新技术的特定经济区，则成为政府的案头决议。
1998年8月，中国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化发展计划――“火炬计划”开始实施，创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被明确列入火炬计划的重要内容。
在火炬计划的推动下，各地纷纷结合当地特点和条件，积极创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自1991年以后，国务院先后共批准建立了五十多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这些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涵盖面非常广泛。范围包括：微电子科学和电子信息技术，材料科学和新材料技术，光电子科学和光机电一体化技术，生命科学和生物工程技术，能源科学和新能源、高效节能技术，生态科学和环境保护技术，医药科学和生物医学工程等等。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兴建有利于促进高新技术成果商品化、产业化。它对于中国调整产业结构，推进传统产业的改造，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强国际竞争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在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之外，一批拥有特殊优惠政策的保税区也逐步建立。比如，2D06年设立的滨海新区保税区等。
30年来，改革开放取得良好势头的中国经济，一路高歌猛进，“小特区”们也犹如经济建设先锋，成就突出。
建区以来，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得到了超常规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道路。
发展脉络：一路荣辱沉浮
回顾30年来开发区的发展历程，地方政府、开发区管委会、企业的各类业界人士，无不感叹良多。
上世纪八十年代，是开发区的摸索发展阶段。“主要靠税收优惠，优势在成本低廉”，是这一阶段的关键词，也是此时开发区建设的重要写照。
九十年代，“主要靠硬件环境完备，优势在生产环境利好”。不过，进入这一阶段，开发区已呈遍地开花之势，彼此的竞争也激烈起来。
“影响发展的主要因素是硬件环境，首先解决的是‘七通一平’、‘九通一平’等。”北京某开发区负责人回忆说。可是，当这些已成为普遍存在时，开发区的光芒便开始腿色了。
进入21世纪的前几年，这一关键词变成了“主要靠产业配套环境，优势在生产效率提高。”
此时，全球化浪潮促使跨国公司必须缩短供应链，提高循环速度。哪里产业配套环境好，哪里就对企业有吸引力。坐落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星网工业园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星网工业园以诺基亚移动通信产品为龙头，联合同行业最优秀的上下游配套企业近20家，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条，真正做到了按订单生产，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和综合竞争力。
但是开发区也并非一路凯歌，其间也免不了问题重重。伴随着时间的推移，开发区的数量有增无减。许多地方仓促上马，盲目推进，不仅没有带来良好的投资效应，反而在占用耕地等方面造成了不小的负面影响。
以2002年为例：全国49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的GDP为3109.5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同比增长29.23％，比全国增幅高22.23百分点。但与此同时，全国各地各类开发区达3837家，而但经国务院批准的只有232家，省级批准的也不过1019家，有将近7成的开发区不在国家规划范围之内。
而到了2004年初，全国开发区的总数竟然高达6015个，半数所谓开发区根本没有经过合法审批。并且，这些违规设立的开发区普遍存在滥占耕地、田地撂荒、私改用途甚至强制拆迁等，不但影响了经济发展，还引发了大量社会矛盾。
某开发区的一位负责人的话更直接明了：虽然来了很多国内外的著名企业，但感觉彼此没有什么关系，各干各的，几十万平米的园区有点冷清。这样下去怎么能行?
2004年，国家开始大规模清理整治开发区。该年4月，国土资源部部长孙文盛披露：当年全国原有各类开发区总数为6015个，撤销了3763个。开发区原有规划面积3.54万平方公里，后核减规划用地面积1.7万平方公里：开发区共退回土地1600多平方公里，复耕土地1100多平方公里。
这场声势浩大、暴风疾雨式的开发区清理整顿行动历时长久，在全国各地尤其是各级各类开发区产生了巨大影响，也取得了不小的整治效果。
如果说上述问题还只是数量和表现，那么开发区的
制度建设，开发区竞争力问题，以及开发区企业的创新问题则是质量和根本问题了。“最根本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创新能力依然是影响发展的主要因素。”官方评价说。
2008年的金融风暴，正是对官方这一评价的有力印证。这两年间，许多处于经济发展水平一线的开发区，首当其中，损失严重。
开发区内的制造业企业，尤其是外资主导的出口加工企业，主要集中在价值链低端的简单制造加工环节，往往依赖成本比较低的劳动力、能源、土地、环境等要素，在商务成本持续上升的情况下，结构调整和产业提升的任务较重，急需向价值链高端延伸。
除此之外，开发区存在的问题还包括：开发区政策优势弱化；开发区自给压力大，收支平衡困难：资源瓶颈制约凸显等。
这场金融风暴虽然没有让那些国家级开发区产生直接冲击，但对开发区管委会的主任们来说，却不得不思考一个沉甸甸的话题：开发区下一步应该怎么走?中国的开发区怎么走?
调整转型：上升的关键期
中国社科院区域经济专家魏后凯向记者表示，在中国市场经济日益深入的当前，那些过去的特殊政策将越来越少，政策影响越来越有限，开发区越来越面临如何调整结构、进行转型的问题。
世界经济一体化不断加深，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统一，优惠政策的空间越来越有限，开发区发展的外部环境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发展模式转型已经势在必行。
魏后凯认为，今后一个时期，是开发区发展的重要转型时期，也是开发区转变增长方式的关键时期。
以往开发区发展主要得益于优惠政策和要素驱动，随着体制的完善和要素成本的增加，不可能再走要素驱动的路子，必须依靠知识创新、技术创新、体制创新和机制创新。
以往开发区发展主要依靠吸纳生产要素，通过要素集聚实现产业发展。进入发展新阶段，必然需要实施产业集群化战略，着力培育产业集群，提高要素的配置效率。
以往开发区建设重点是投资硬环境，特别重视水电路讯等基础设施和园区配套设施建设。进入发展新阶段，必然要更加注重创新创业的软环境建设，进一步提高管理机构的办事效率和服务水平。
专家建议，各地的开发区应当从各自的实际情况出发，根据区位优势和市场、资源、环境等要素，找准自己的发展定位。
以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为核心的亦庄新城是北京重点发展的三个新城之一，是以高新技术产业和先进制造业聚集发展为依托的综合产业新城，也是辐射并带动京津城镇走廊产业发展的区域产业中心。
亦庄新城在自身的功能定位上花了不少功夫。
“我们主要建成三项功能，即高新技术产业中心、高端产业服务基地和国际宜业宜居新城。”该区管委会负责人说：“作出这一功能定位，是在深入结合北京这一可以背靠的大区位而定的。”
这位负责人强调，作为政府部门，对开发区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规划导航作用。
他同时表示，过去无论政府把硬件环境建设得多么完备，如果不能提供企业需要的发展软环境和专业化服务，如果不能提供适应时代要求和满足利益各方要求的制度和规则，企业依旧很难得到充分的增长。
近两年来，改革政府的管理方式，提高政府的服务意识，越来越成为大家的共识。因此，如果要问未来最根本的靠什么?专家们的普遍回答是，主要靠政府的高效服务和软环境建设，靠鼓励创新的制度安排和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