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深处的细节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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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颇蔺相如列传》是中学语文教材的传统经典篇目,对每一届学生都教读这篇传记文章,次数多了,居然生出些许疑问。在浩淼苍茫的时间之河上,蔺相如形象只是历史深处的一处经典细节,然而就是这细节,在今天的我反复读来,却是意味悠长。

一、 “完璧归赵”事件是否可以不发生?

思考了许久,最后还是决定把“廉蔺列传”中人们通常说的“完璧归赵”故事定性为一个事件(因为在历史中,它是一次冲突的发生,尽管司马迁可能对它进行了艺术加工)。这一事件尽管对赵国的历史走向没起到根本性的影响,但对一个人来说,却是命运转折的分水岭。“完璧归赵”事件直接让“舍人”蔺相如变成了“大夫”蔺相如,让一个人从社会的底层迅速站在了权力舞台的中央。

经验告诉我,历史往往是经不住细看的,“完璧归赵”事件,是否可以不发生呢?

这个问题需要我们放在具体的历史背景下去分析。在整个赵惠文王时代,赵国尽管数次东击齐国,但却无力与秦国抗衡,“秦强赵弱”是历史的选择。也就是在这种前提下,当强秦以“十五城请易璧”的国书到达赵国后,才使得赵国上下一片混乱,明知“易璧”为假,“索璧”为实,却只能焦急得团团转。这个时候,赵国需要一个头脑冷静者,需要一个能对形势作出准确的预判者,可惜此时君臣相觑,六神无主。现在,我们可以从容地进行一番假设和推断。假设赵国不同意“易璧”,其结果会如何?无非两种,一是秦王暴怒,遣重兵打击赵国;二是没事儿,秦王并未派兵惩治大胆的赵国。假设赵国同意“易璧”,其结果会如何?也无非两种,一是秦王十分高兴,接下来相安无事;二是秦王兴奋,接下来再提出割地(割城或其他秦王认为必要的要求)。既然赵国所有的恐惧都是建立在秦有可能打击自己的前提下,不论这次同不同意“易璧”,最终受打击的可能性都是存在的,除非举国降秦。以强秦的野心与作派,同意不同意“易璧”不是避免被打击的办法。也就是说,此时的赵国国君如果明白自己国家的处境,可断然拒绝或以外交辞令婉拒秦的无理要求。果如此,“完璧归赵”事件就可以不发生。

而从蔺相如“奉璧出使”到达秦国后的具体情况看,似乎“完璧归赵”也可以不发生。相如“奉璧”至秦后,秦昭襄王“大喜,传以示美人及左右”,在蔺相如以言语巧骗重新拥有和氏璧并指责其不当举止后,昭襄王“召有司案图”割城、斋戒五日,最后在朝堂上设九宾大礼重新迎接蔺相如。然而,一个让阅读者最为担心的事情此后并未发生,即当秦昭襄王得知蔺相如背信,已差人“怀其璧,从径道亡”时,并未动虎狼之威杀掉这个巧舌如簧不讲信用又动不动以命相搏的赵使者。面对既成的事实,他竟然说出“今杀相如,终不能得璧也,而绝秦赵之欢。不如因而厚遇之,使归赵,赵王岂以一璧之故欺秦邪”这样的话,尽管言语中透着无礼与傲慢,但也并未有具体的言语斥责。秦昭襄王不仅轻轻放过了如此胆大妄为的蔺相如,而且坚持在朝堂之上接见了他,礼毕后让其返回了赵国。为一璧之故,秦王修国书,斋戒五日,行九宾大礼,召有司案图佯装割城。这表明,秦昭襄王的确喜欢且想得到和氏璧。但从他在章台突见和氏璧的“大喜”来看,似乎对赵国会派人专程奉送宝璧并没有充足的思想准备。而从蔺相如暗中派人怀璧归国后秦王的言行看,正如秦王自己所说,和氏璧仅一璧而已。所以,从事件的实际发生看,既然璧到秦王之手得而复失强秦都并未动怒,赵国不“奉璧”遣使似乎也应该不会遭致重兵打击。如此,“完璧归赵”委实应该发生不了。

另外,在整个事件过程中,如果赵惠文王最初担心因璧惹事会遭到强秦的武力打压,那么蔺相如的完璧归赵岂不是更让秦国恼羞成怒?当蔺氏在朝廷之上当着君臣说出“城不入,臣请完璧归赵”的豪言壮语时,赵王就应该清醒地知道蔺相如的出使是在玩火,这样的出使尚不如不出。如此的话,“完璧归赵”事件似乎也不应在历史中发生。

这样说来,我们至少能从三个方面判定“完璧归赵”事件可以不发生。但历史不是假设,弱势的赵国在想象的危险面前不可能做出清醒的判断,这在国家层面就奠定了事件发生的基础。而当宦者令缪贤口中说出蔺相如的名字时,就已经注定“完璧归赵”必将成为千年流传的历史定格,门客蔺相如以冠冕堂皇的理由为自己的横空出世争取了这一事件的发生。

明凌稚隆的《史记评林》中有一段引同朝前人邵宝点评这一事件的话,现辑录如下:

赵王知相如之必能完璧乎?曰:不知。相如能知秦之必归璧乎?曰:不知也。然则何以使之?曰:相如以死殉赵,王以意气任相如。璧完而相如归,赵重矣;璧不返相如死之,赵亦重矣。国势之重轻,于是系焉。

我很难同意这样的出使价值判断。实际上,当赵王做出了奉璧出使的选择时,就已经没有了国家的尊严,还谈什么“国势之重轻”呢?璧归与不归,与国之轻重没有任何干系,只对蔺相如个人的命运发生意义。但其中的一点邵宝说得很正确,蔺相如也不知道和氏璧能否完归。他在赵王面前信誓旦旦地保证只是在争取一次人生的冒险机会而已,尽管这次机会风险极大,自己的身家性命十之八九要留在秦国,但不去冒险,自己只能久居人下。永无出头之日大概是智勇双全的蔺相如无法忍受的,因此,他宁愿拿性命豪赌一把。于是,当国势弱小、群臣无谋、求使者不得的窘境让赵惠文王焦急万分、六神无主之后,蔺相如用简洁有力、条理清晰、信誓旦旦的言辞给自己争取到了一次历史事件的发生。

细究赵王与蔺相如的对话,处处留下蔺相如不能自圆其说的事理逻辑,只是此时的赵王已无心细究,他需要的仅是此时有一个人能给他作保证。赵王问:“秦王以十五城请易寡人之璧,可予不?”蔺相如的回答是:“秦强而赵弱,不可不许。”这是建立在“不许”就要遭受军事打击的假设前提之下的,然而假设的依据何在?我们从蔺相如的话语里找不出答案,他只给了赵王一个貌似肯定的判断,而这样的判断也恰是赵王的担心与判断。赵王再问:“取吾璧,不予吾城,奈何?”蔺相如回答:“秦以城求璧,而赵不许,曲在赵。赵予璧而秦不予赵城,曲在秦。均之二策,宁许以负秦曲。”这是一个急于寻找人生出口的人脱口而出的妄语,裸地站在了秦的立场上发表意见。什么叫“秦以城求璧,而赵不许,曲在赵”呢?以物易物也须是两厢情愿的事情,这样的强盗逻辑居然从蔺氏的口中替秦说出,让人哑然失笑。什么叫“赵予璧而秦不予赵城,曲在秦”呢?对一个强盗国家谈曲直,如果蔺相如不迂腐,那肯定有他自己的企图。“均之二策,宁许以负秦曲”,在内心已乱的赵国君臣面前,蔺相如用简洁、清晰、貌似合理的言辞亮出了自己的立场,并最终以“城入赵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请完璧归赵”这样毫无保障的豪言壮语搏得了改变人生轨迹的冒险机会。

综上所述,尽管“完璧归赵”事件的发生完全应该在历史中避免,但由于弱国心态特别是一个蔺相如的出现,秦王的无理要求最终演变为一段流传千年的智勇故事,“完璧归赵”事件的发生也就只能成为历史的必然。这一事件虽然没有改变赵国的历史轨迹,但却改变了一个人的根本命运。不要说群雄纷争的春秋战国时代,个人命运的重大转折往往建立在偶然的事件上,即便今天也同样如此。只是,个人机遇的把握,人生机会的选择,许多时候往往是道德与价值观念的考量,人与人之间有着巨大的选择差异。至于蔺相如对此等机会的创造,相信不同的人也会做出不同的价值判断。在我看来,蔺相如只是一个政治投机者。

二、 “将相和”事件中的主观动意与客观结果

“将相和”或曰“负荆请罪”是“廉蔺列传”中的另一著名事件,千百年来,在人们的口头、文字或舞台演绎中,蔺相如总是一个胸襟坦荡,不计个人得失,忍辱负重,一心为公的君子。太史公对蔺氏的评价是:“相如一奋其气,威信敌国,退而让颇,名重太山,其处智勇,可谓兼之矣!”然而,每读此传,我总想,在朝秦暮楚、人格弱化、国家道德观念淡薄的春秋战国时代,在一个为实现自我抱负挤入上层社会而不惜创造“完璧归赵”事件的个人面前,后人给予的礼遇,是否有些过头了呢?

在整个“将相和”事件中,冲突是因廉颇不甘居于蔺相如之下挑起,廉颇扬言“我见相如,必辱之”。获此消息的蔺相如为此做了三件事,一是不上朝,“每朝时,常称病”;二是路遇廉颇,“引车避匿”;三是面对舍人质疑,慷慨陈辞,说出“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人恩怨的至理名言。结果,听说此事的廉大将军“肉袒负荆”,至蔺相如府门谢罪。宋人黄震在《黄氏日抄》中有一段对廉蔺二人的评价,抄录如下:

蔺相如庭辱强秦之君,而引车避廉颇;廉颇以勇气闻诸侯,而肉袒谢相如。先公后私,分弃前憾,皆烈丈夫也,勇气各得其所矣。

我的体会是,“先公后私”对廉公来说十分恰当,放在蔺氏身上未必合适。观整个“负荆请罪”事件,我始终有一个疑问,就廉颇闻他人所言即负荆道歉的举止看,这是一个耿直、爽气、知错即改、毫无心计的大丈夫,也是一个心无城府、简单、意气用事的武夫,以聪明的蔺相如多年对廉颇的了解,以蔺相如的口才与勇气,若其亲赴廉府,晓以利害,没理由说不通廉颇。直接的沟通不比别人间接的传言更好吗?蔺相如为什么不这么做呢?

这得从蔺相如的主观动意来分析。门客出身的蔺相如不仅有“完璧归赵”“渑池会”中不怕死的勇与谋,从他力阻自己最初的主人缪贤“亡赵走燕”看,他还是一个能审时度势、有战略眼光的谋家。以他的聪明才智,对付正直、简单的廉颇应该是易如反掌的事。蔺相如的绝顶聪明之处在于,他知道什么才是一劳永逸地解决廉颇仇恨的最佳方案。因此,蔺相如要让全朝廷的君臣知道自己怕廉将军,要让社会上更多的人知道自己怕廉将军,连走路遇到都怕得“引车避匿”。他要逼出舍人的质疑,从而以光辉的道德高标昭示天下,让所有的人明白蔺氏的“怕”原是为赵国的安宁而息事宁人。这种计谋果然轻而易举地降伏了简单、耿直、心无城府的廉大将军。蔺氏知道,对待廉公这样的人,只须如此一次,之后他就只会因佩服而对自己言听计从、肝脑涂地,今后,自己再在赵国朝廷上行走,绝无吹胡子瞪眼睛的拦坝之人。可以说,整个事件的发展完全依照了蔺氏设计的轨道。在强秦面前,蔺相如需要视死如归的勇气加智谋,在廉颇这里,蔺氏只能用也只需用一点心计即可。

对一个政治投机者来说,解决“将相危机”的主观动意很难说是“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它只是解决个人危机的一次恰当的智谋应用。然而对于这一事件的客观结果,则应另当别论。不论出于什么样的动机,蔺相如运用谋略化解危机,事件最后得到完美解决,这在客观效果上既化解了个人恩怨,又保全了国家利益,使得强秦不敢加兵谋赵十余年。或许正是在这个角度上,后人才对“将相和”中的蔺相如溢美不绝,赞赏有加。我以为,对生命个体的评价似乎还不能完全根据他造成的某种结果和结局来衡量,若如此,我们实在无法理解在今天的法国诺曼底,每年的六月五日,都有当年的盟军老兵为战死在这块沙滩上的德国士兵默默献上鲜花。

太史公在《史记》中说蔺相如“一奋其气,威信敌国,退而让颇,名重太山,其处智勇,可谓兼之矣”,我虽然无法赞同太史公对蔺氏“名重太山”的评价,但也不会认为蔺氏为一恶人、小人,是为达到个人目的不择手段之人。在远去的历史和不断叠加的时间面前,我们最好还是把蔺相如看成一个“人”,凡人皆有优劣之品、好恶之性,彻底的完人没有,彻底的恶人难寻,蔺氏有才,勇谋兼具,善于捕捉人生机缘,但也城府极深,极喜投机。在人格弱化、国家道德观念淡漠的那个时代,对蔺相如的评价,我以为如此已足够。

这样的追问,不具代表性,只是个人教书读史中生发的点滴疑惑后的思考,呈示于此,谨供交流批判。

(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2141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