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的新发展: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兼容与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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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诞生于19世纪的社会学和人类学是两门基础而又综合的学科，在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思潮影响下，社会学与人类学的理论范式是兼容和贯通的。作为社会学和人类学学科的基本特征，兼容与贯通弥补了学科壁垒的裂缝，学科际是社会科学发展的新趋势。

【关键词】社会学；人类学；理论范式；学科际

【作 者】章立明，女，云南大学社会学系人类学博士，教授，昆明，650091；曾益群，云南生物多样性及传统知识保护学会人类学硕士，助研，昆明，650041；余翠娥，女，云南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学硕士，讲师，昆明，650091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06)04-0044-008

The New Development of Social Sciences: Have a Thorough

Knowledge of Both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Zhang Liming， Zeng Yiqun， Yu Cuier

Abstract: The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that were born in the 19th century are two basic and comprehensive discipline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sciencism and humanism， the theoretical patterns of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are compatible and have a thorough knowledge. As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it makes up the rift of disciplines obstacles. Inter-discipline is a new trend of social science developing.

Key words: sociology; anthropology; theoretical patterns; inter-discipline

“19世纪以来，许多欧洲国家的新的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正在迅速改变日益增多的人口的生活与工作条件，而社会科学直接或间接反映了对这种社会问题的广泛关注，而且它还意味着空间限于当地而历史上一线连绵的生活圈子正在向越来越广大的人群的扩散，意味着文化问题――即文化的及民族的本体基本内容为何――变得与现代性问题同等迫切。对这两个根本问题的探索贯穿于19世纪欧洲的全部历史”①，以现代性和文化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社会科学就是社会学和人类学，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关系最为密切，人类学②基于“人文关怀和理解”的理论是其他学科了解和尊重异文化的基础，“社会科学世界观的这块基本建筑石料是由人类学家最详细地加以强调的"(沃勒斯坦语)，马塞尔・毛斯(Marcel Mauss)认为“社会学现象都是生命现象，社会学像人类心理学一样，是人类学(它是生物学的一部分)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它是包括了一切认为人是有生命的、有意识的和社会的存在的科学。社会学绝对是人类学的"③。

诞生于19世纪的社会学和人类学，深受现代西方哲学两大思潮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影响。在英语中，科学(science)是自然科学(natural science)的简称，指的是“关于自然现象的有条理的知识，可以说是对于表达自然现象的各种概念之间的关系的理性研究”④，这种把科学作为认识世界的唯一维度，求真是其唯一的目的，哲学思潮被称为“科学主义”。与其相对应的是人文主义，指的是以人的存在作为出发点，从人的信仰、道德、审美等维度来认识世界，解决科学主义不能解决的真、善、美等价值问题。前者对应的是自然科学，后者对应的是社会科学。直到19世纪初，社会科学的研究因其思辨性、形而上学等特征并不被自然科学认可为科学，社会科学家却从未放弃过使社会知识科学化的努力，他们借用自然科学的还原法、实证法、数据分析法、模型法，力求采用可实证的、量化的数据来理解人类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的规律和逻辑。当然，在社会科学中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是并存不悖的，正如沃勒斯坦所说的“19世纪被称为‘社会科学’东西就被方法论特征包围着，这种方法论争论上的古典形式，是根据两个选择性的认识论而提出的，一方面，有一些人相信研究的目标是辨明人类行为的普遍法则，这些法则在所有时间和空间中都具有真实性，他们公开承认的模式是尽可能模仿古典物理的方法，从而复制它的科学(或社会上)上的成功……另一方面，还有一些人相信研究普遍法则不仅是徒劳无益的而且是危险的，这使得一些学者从前述的团体中分离出来”⑤。

在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下，社会学和人类学因其本文化和异文化的研究视角，形成实证主义-解释主义和科学主义-人文主义兼容的理论范式(paradigm)⑥，社区研究等分支学科的发展是其理论范式贯通的标志。

一、本文化与异文化的研究视角

1839年，孔德在《实证哲学教程》第四卷把社会学称为“社会物理学"，指的是社会学在社会科学体系中的基础地位，而且社会学还是一门“综合并专注于一般地研究人类社会"的学科(帕累托语)⑦；它的任务在于揭示存在于人类各历史阶段的各种形态的社会结构及其发展的过程和规律。按照这种界定，社会学具有双重目的，其一是了解社会生活的动力学，解决如下问题：什么是社会，它是如何发生作用，它如何变化，各种社会结构之间有何不同；其二则是了解社会对个人行为和集体行为的影响。实现这双重目的的基本假设是：人类的一切活动都受到社会的影响，在一个人的整个生活过程中，各种社会结构将冲击个体的生物“原材料”――塑造它，改造它影响它，这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

社会学研究视角是本文化的，因为“文化是一种概括一个群体区分于其他群体的方式，这表示这个群体内共有的一些特征，而且假设它同时不与外界共有(或者不完全共有)这些特征”⑧，所以，以研究者当下生活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结构作为对象，这种社会生活和社会结构对研究者而言是近距离的，是“活生生的现实”。具体而言，包括社会的各种组织：家庭、村寨、城镇、都市、部落、民族及各种团体；社会的各种制度：亲属制度、经济制度、政治和法律制度、宗教制度、教育制度等；社会的各种活动：舆论的沟通、信息的传播、价值观念的变动；社会的整合或一体化：冲突、战争和革命等；社会的各种现实的问题及其解决办法，如婚姻问题、劳动就业问题、犯罪越轨问题、贫困问题、环保生态问题、人口问题、移民问题等。

众所周知，人类学研究的是人类文化，包括“人类为了生存要克服自然界的限制，要与他人相处，就有物质文化或技术文化，社群文化或伦理文化；人类还要克服自我，于是就有精神文化或表达文化”⑨，而且是以异文化研究见长的⑩。在古希腊的《历史》和中国的《史记》中，都有对异文化和异族群的描述。15世纪地理大发现以来，以西班牙人为主的欧洲人登陆美洲大陆，英、法、荷等国的势力深入到东南亚和太平洋群岛地区，随之而来的就是管理原住民和传播基督教教义的需要，因此，这些地区的民俗、家庭婚姻制度、宗教和种族特征成为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一个典型的人类学家要如同马林诺夫斯基一样经历在这里(being here)、到过那里(being there)及回到这里(coming home)三个阶段，这里-那里-这里成为人类学家的研究之旅[11]。作为异文化代名词的“那里”，指的是与人类学家生活的现实社会“这里”同时并存的其他社会。

20世纪50年代以后，人类学的研究领域扩展到食物营养、民族植物、都市问题、民间医药、教育、政府决策、法律制定、环境问题以及产品开发销售等，而且很多国际项目很重视人类学家参与评估。人类学的意义在于为研究现代社会提供参照系，帮助解决现代社会的问题，因为“每一个社会都在既存人类诸种可能性范围内做了它自己的某种选择，各种不同的选择之间无从加以比较，所有选择全部同样真实有效”[12]，哈维兰明确指出“由于人类学长期致力于研究全世界各民族，而且在研究方法上面采用整体的观点，因此，它比其他学科更有办法解决20世纪最近一些年来全人类所面临的一些重大问题，当代世界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社区，在这个社区中，所有的人们互相依赖，所以，生活于世界某一地区的人们的所作所为往往对生活于其他地区的人产生重要的影响，由于人类互相之间都有这种依赖性而且在技术上都有能力给别人造成许多伤害，因此，了解别人成了一件最重要的事情，人类学对当代生活所作的贡献是理解其他民族并引导人们正确看待其他民族，而这正是我们生活于当今世界所必需的基本技能”[13]。

从本文化到异文化的研究或者说异文化再到本文化的研究，这两种视角之间是可以互相切换的，法国社会学家兼人类学家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n)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成功例证。从1958年起，布氏在非洲的阿尔及利亚进行田野工作，出版了一系列有关阿尔及利亚的民族志，此后，他转向产业化程度高、社会分化成熟的欧洲社会，运用民族志方法研究西方社会的美感、教育制度、社会时空等社会现象，提出了一套解释象征与社会、个人与政治以及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辩证法理论，深化了对西方社会的批判性分析，鲜明地体现了布氏对社会生活和社会结构的真正参与。

二、社会学和人类学理论范式的兼容

1.实证主义-解释主义和科学主义-人文主义传统

19世纪以来，社会学形成了实证主义和解释主义理论范式。实证主义(positivism)，有时也被称为现代主义(modernism)、逻辑实证主义(logical positivism)、逻辑经验主义(logical empiricism)、实用主义(operationalism)和客观主义(objectivism)。实证主义认为社会和自然界在本质上是相似的，因此，社会学家可以用自然科学的观察与测量方法来研究人类社会，寻找那些凌驾于个人之上的外部规律。实证主义创始人孔德认为社会学的任务就是描述经验事实并找出它们之间的规律，一切关于事实的知识都以经验的实证材料为依据，提倡对社会事物进行精确测量和计算，强调用统计数据来分析变量之间的因果联系的定量研究，但是孔德基本上停留在一种形而上学的角度；斯宾塞借用生物学的概念把社会比拟为一个类似生物有机体的有机系统，提出“社会有机体论”，主张用实证科学的精神来研究社会历史，把社会历史的研究变成实证的社会学；在实证思想基础上，涂尔干提出社会学自己的研究对象――社会事实，真正实现了实证主义的理论主张，《自杀论》就是一项实证主义研究的经典例子。随着帕森斯(T.Parsons)时代的来临，《社会行动的结构》在强调行动者的主观选择的同时，也注意到了外在的社会结构性因素对行动者的影响，而《社会系统》则是系统论功能主义宏大理论体系的建构标志；墨顿的“中层理论”、米尔斯和达伦多夫的冲突论，关注对社会结构的强制性研究和社会变迁的普遍性研究。

在对实证主义唯科学主义的批判基础上，产生了社会学的解释主义(interpretivism)范式，它也被称为实验主义(Experientialism)，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自然主义(naturalism)，人文主义(humanism)和后实证主义(post positivism)等。解释主义首先否认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本质的同一性，社会学家不可能像自然科学家那样通过反复测验同一对象来验证结果；其次认为人是有差异的，自然科学家可以通过观测一个分子推断全部物质的属性，社会学家则不可能，因此，社会学家只能用定性研究方法对具体的个人和事件进行解释和说明，即对个人经验、生活经历、社会制度背景、历史条件和环境等因素进行实地研究，获得经验材料并归纳出具有理论特性的命题和阐释框架。

作为解释主义范式创造人的齐美尔和韦伯，认为社会学理论研究的重点应该是关注社会行动者主体和主观性，反对在对社会现象的研究中简单套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解释主义理论包括，以布鲁默为创始人，以库利、米德等为代表的符号互动论，认为个体行动和社会结构都是符号沟通的结果，关注沟通的符号运用；以舒茨的现象学为基础，注重从微观和主观的角度研究社会的常人方法论认为，传统社会学忽视了对社会学最基本的问题，强调对人们日常生活世界的实践活动进行经验研究；以霍曼斯和布劳的社会交换论，则把人与人的交往看成是计算得失的交换过程，并在此基础上重新解释社会群体、社会地位、权力、制度等问题，建构起一个相对完整的社会交换体系。

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国际人类学界中正在进行着一场关于“人类学是一门科学的学科，还是一门人文的学科”的争论[14]，争论的焦点正是人类学的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范式。

在人类学理论流派中，结构-功能主义、文化唯物主义和文化生态学在传统上及现在都被看成是比社会科学更像科学。结构-功能主义的代表人物拉德克利夫-布朗声称“在自然科学中并没有这种意义上的‘学派’的位置，而我则把社会人类学当作是自然科学的一个分支”。“我认为社会人类学是一门有关人类社会的理论性自然科学，它研究社会现象，所用的方法与物理和生理科学所用的方法基本上相同[15]。文化唯物主义提供了一个观察制度的较为动态的观点，它在其构架中包括了远比结构-功能学派更多的超社会学的因素，自然环境、技术的发展、人口的规模和分配以及人们获取食物和住所的方法等因素都得到了充分的考虑，而且人类学中的统计分析和人口研究、土地利用以及诸如此类的研究中，主观的因素可能也是最小的。文化生态学把人类种群和他们的自然共居者(动植物)看作是同一个整合系统里的部分而加以研究，诸如温度、雨量和人口密度这些可量度因素为人类学者提供了使用数学和以统计学来论证其发现的机会。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人类学家为了寻找人类社会文化发展的普同规律和因果规律，有意识地从物理学、生物学中借用假设、解剖等方法去分析、了解复杂的心理和社会行为，提倡实证法和比较法，即他们的结论都是有据可查(历史文献梳理)和多方比较后才得出的。尽管我们可以对他们的证据提出质疑，因为它们大多是见于游记和历史文献，很少有人类学者到实地做田野调查。对科学结论的追求使人类学界到实地搜集资料的呼声越来越高，而欧洲殖民地以及美洲印第安部落则给当时的人类学家提供了场所和对话语境。马林诺夫斯基到特洛布里恩岛进行了2年多的调查，出版了《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成为现代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典范。自他之后，田野调查成为人类学者必须身体力行的实践，在其基础上完成的民族志[16]和所构建的理论才可能有较高的可信度。

1950年，埃文斯-普里查德将人类学视为一门非科学的学科，认为人类学家应该寻找意义，即解释(interpretation)，而不是寻找科学规律，即说明(explanation)，这是由人类学的人文性所决定的，因为人类学的重要研究领域是意识形态、亲属体系、宗教、经济、政治、艺术和法律体系。从古典人类学者开始，人类学家就把人类的心智发展和性质作为社会和文化进化的影响因素之一；语言人类学提出了语言深层结构影响人类思维和认知的假想；列维－斯特劳斯通过对文化深层语法结构的分析而探寻人类本性中的共同因素，二元对立结构方法在亲属关系和神话研究领域得到了广泛的运用；符号人类学家通过对符号的形成、意义和关系的研究来理解人类的认知；认知人类学从民间分类系统中的概念分类结构以及它们在系统中的意义编码，研究不同民族的认知类型；解释人类学将文化视为一个有系统的意义网络，文化系统的意义建立在人与人互动过程中的象征性行动上，强调针对行动的象征意义解读文化的深层结构和内涵。解释人类学转变了学者们对文化的看法，从关心文化的运作转为关心文化的象征意义。

后现代主义者是“人类学是科学”观点最为激烈的批评者，他们指出田野调查者必须考虑他本人的背景、个性、偏好，虽然人类学者研究的对象可以是同一个文化或同一种文化现象，但他们可能对它产生不同的阐释，从而使他们提供的知识具有相对性[17]，而且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间的权力关系也值得关注[18]。人类学者与被研究者的互动以及为西方读者提供的知识是受西方-非西方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关系制约的，这种制约的后果就是导致文化描写服务于西方人类学权威的建构，并通过这种学术权威的建构造成西方文化的霸权(hegemony)，或者说，权威和文化霸权的建构也致使人类学者的描写缺乏对被研究者的话语和个性的尊重，缺乏一种把自身的理论与实践同世界政治经济过程相联系的态度。

2.多元兼容的学科走势

社会学和人类学之所以能在较短的时间内走向成熟，在成为一门学科的同时，也在丰富和发展自己，并形成多元化的学科格局，这与其自始至终对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范式的兼容有关。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社会学中的实证主义与解释主义从相互对立到相互渗透，社会学出现了一种与帕森斯学派曾达到的“一元集合”态势不同的“多元兼容”态势。在坚持功能主义传统的基础上，美国的亚历山大、德国的卢曼、英国的阿切尔等人广泛吸收了互动论、冲突论、交换论和批判理论等对立学派的主要观点，将它们整合进了新功能主义的研究框架中去；英国的吉登斯在其代表作《社会的建构――结构化理论大纲》中系统阐述了一种新的结构化理论，结构化理论从符号互动论、现象学等主观社会学的角度填平社会学理论中长期存在的宏观与微观、主观与客观之间的沟壑；德国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体现在其《沟通行动理论》等著作中，这种理论利用结构功能主义、理解社会学、符号互动论以及批判理论等已有成果对社会过程中沟通行动、生活世界和系统三者的性质、控制及其相互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讨论，从而形成了全新的综合理论；此外，美国科尔曼的理性选择理论、法国布迪厄的实践理性及德国埃利亚斯的思想等，也对社会学兼容理论取向做出了突出尝试并获得广泛认同。

20世纪50年代以来，人类学中除传统的人文研究还坚守自己的研究领地外，生态人类学已经改变了自己单一的科学主义理论范式，转向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范式兼容的研究[19]。生态人类学最初探讨的是环境在人类文化形成、变迁中的作用，人类学者把文化与环境断然对立，认为环境特征单向影响文化特征的形成；此后，学者们引用生态系统分析框架来探讨文化与环境是如何相互作用而形成多样文化特征的，虽然强调了文化行为对环境的适应，但仍有环境决定论色彩；随后，人类学学者们逐渐走出环境决定论，把环境与文化联系在一起，把对文化的理解置入一定的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中。这时，学者们开始批判基于因果律来理解环境与文化的关系，而是强调从当地人的视角出发来理解他们是怎样理解他们自己的文化和环境及相关的行为方式，因而学者们转向对社区认知环境和利用管理自然资源的传统知识的研究，并认为这些传统知识与科学知识一样都是真实的，可用于当地决策和发展规划中。在这个实践过程中，生态人类学的方法和研究内容早以超越对文化与环境交互影响的研究，与生态学、地理学、土壤学、植物学、环境科学等学科早有跨学科应用的实践，在社会变革中发挥巨大潜力。

三、社会学与人类学理论范式的贯通

如果说兼容是横向的综合，那么贯通就是纵向的综合，兼容和贯通构成了社会学与人类学这两门综合学科的纵横两维。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理论范式之所以应该是贯通的，就在于它们必须把学科分化留下的空白地带填补起来，适应现代学科整合的新需要，“孔德很久以前就看到，每一门科学都必须有它自己独特的研究内容，但是在研究战线上，各个学科却愈来愈发现它们的边疆总是有人来争夺，这是因为原来的学科已不再能够反映今天的科学家们所进行的工作之复杂、分支和多样化，各种专业在科学研究的过程中不断生长，使得正式的学科出现裂纹，学科的边界线已经显得人为而专断。在相邻的学科之间存在着一片片空白或尚未开拓的土地"[20]。学科际(Interdisciplinarity)的出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从分化到贯通的普遍趋向，即把两个或更多学科中的某些部分组合成为一门新学科，如性别研究，从20世纪60年代早期的一场社会运动发端，变成了一个最为引人注目的研究课题，在社会学和人类学中都引起极大关注，出现性别社会学和性别人类学等称谓。

社会学与人类学理论范式贯通的典型标志是社区研究，早在20世纪40年代，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指出，社会学的发展趋势在于从另外一个层次上去得到一个研究社会现象的综合立场，而维持社会学综合性的路线之一就是社区研究，即在具体的有限的时空坐标内研究全盘社会结构。他认为“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的一部分通了家，人类学研究文化的一部分也发生了社区研究的趋势，所以这两门学问在这一点上幅辏会合的……美国社会学大师派克Park很早就说，社会学和人类学应当并家，他所主持的芝加哥都市研究就是应用人类学的方法，即社区分析法”[21]。中国早期的社会学研究，最突出的就是社区研究，吴文藻、吴景超等都明确倡导把社区作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费孝通、林耀华等身兼二任，既是社会学家也是人类学家，《江村经济》、《金翼》等并不容易分辩是人类学家还是社会学家的作品。

在社会学社区研究方面，最著名的经典是1929年出版的林德夫妇的《中镇：一项美国文化研究》(Middletown：A Study in American Culture)。1925年，林德夫妇率领助手，参与了印地安纳州一座名为杨基市的小镇生活，以这个约3.8万人口的美国社区为特定对象，对其进行综合研究。林德夫妇一方面参考了人类学的田野调查经验，在调查之前，先向人类学家威斯勒(C.Wissler)请教，后者提供了人类学田野调查的表格作为参考；另一方面，又采用了实证研究中典型的问卷法收集资料，除此以外，还整理了该镇1890至1925年的历史文献资料、编纂统计资料并进行参与观察和现场访谈，就是对定量与定性方法的综合运用。

中镇研究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详细记录了中镇的社会生活面貌，具体包括六个方面的生活：(1)中镇人的谋生手段。包括他们靠什么谋生、养家人是谁、工作中的权威状况以及勤奋工作的动力来源等。(2)住房与家庭。展示了中镇人的住房状况、婚姻、衣食、家务劳动和子女抚养等情况。(3)子女教育。包括谁该去上学、儿童的学习内容、教育者、学校“生活”等。(4)闲暇时间的利用。包括中镇人的传统休闲方式及其创新、休闲娱乐组织等。(5)宗教生活。包括情况、宗教仪式的举行时间、地点、主持者与参加者等。(6)参与社区活动。包括对政府机构、保健、社会救济、信息、群体整合等机制的描述。二是深入展示和分析了工业化对城镇社区生活变迁所产生的影响，书中写道：“城市生活的其他方面的变化速度不断加快，的压倒优势的日趋下降已变得更为明显。与35年前那种悠闲自在的村庄生活相比，工业化的浪潮影响太多了，而且更倾向于‘努力争取’，而不是教会所说的‘谦卑顺从就是福’”[22]。林德夫妇开始只是研究中镇的和各种活动，但是很快发现，宗教不是孤立的，它与社区中的其他制度和机构有密切联系，因此要理解宗教就要同时涉及与其他社会现象的关系。中镇研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开创了社区研究中的综合研究形式，即描述社区的各个不同部分并解释这些不同部分的相互关系。

如果说，社会学的社区研究是纯学术探讨的话，那么，人类学的社区研究则是应用性的，最著名的就是维柯斯和福科斯计划[23]。维柯斯是秘鲁高山地带的一个庄园，1952年，庄园有1703人，373户，主要是印第安人，他们以农业为生，种植谷物、土豆、小麦等，也有少量的畜牧业。这个庄园原属于一个慈善机构，每5-10年以公开招标的形式把庄园租给开价最高的承租人，租金用来维持当地一家医院的开支，承租人都是当地的特权阶级和权势人物，承租人每年只要付几百美元，就成了庄园的领主，由他及聘请的非印第安管理人员维持庄园的运作，并利用维柯斯印第安人的无偿劳动进行商业性种植，维柯斯人以向领主提供劳役为代价，换取几亩土地的耕种权，以维持自己家庭的贫困生活。维柯斯人作为庄园土地的附属，和领主的关系是残酷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

在秘鲁的土著事务研究所的支持下，美国康奈尔大学租下维柯斯庄园，交由该校的人类学家霍姆伯格负责。1951-1964年的维柯斯计划(Vicos Project)是一个改变社会关系、引进技术变迁和鼓励当地人寻求自治并成为一个自由社区的社区发展项目，其最大特色在于抛弃过去人类学家只担任观察和分析角色的传统，而代之以一种积极的参与介入，他们既是观察者、也是设计者、指导者、辩护人、保护人和变迁促进者等。整个计划的首要目标是实现权力的逐渐转移，使维柯斯人能自己控制自己的命运，开发维柯斯人作为决策者的才能是这一实践过程的重心之一，在历时五年的过程中，当维柯斯人逐渐掌握权力后，外来的人类学家开始谨慎地退出，结果顺利地完成了把以往领力向维柯斯人社区集体的移交。维柯斯人的社区议会成为社区权力的掌握者与代表者，农奴社会的维柯斯社区转变为具有公社管理、民主决策能力、个体家庭拥有自己土地和制定发展计划的自由社区。其次进行引进薯种、施肥、喷洒农药等农业技术改革，致力于改善当地印第安人的经济生产，并促使教育普及、实用技术培训及兴办正规教育等措施的实施。最后，柯维斯人在人类学家有目的、有计划的指导下完成了社会变迁，其教育水平和价值观念都得到了改变。

与康奈尔大学的人类学家不同，美国芝加哥大学的人类学家却认为人类学家不应该把自己的价值观带入社区，人类学家也不应该过多参与到社会变迁的行动中去，不要去指导当地人怎样改变，而是去发现问题和发现什么是可能改变的，人类学家在研究中只是尽量发现问题，尽量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而对它们的主观价值判断是由社区来自我决定的，社区才是发展的主体。福克斯计划(Fox Project)就是致力于促成福克斯印第安人社区自决能力提高的项目。衣阿华州塔马地区的福克斯印第安部落较多保持自己的文化，他们反对白人做出的对他们进行改变的政策和行动，但在白人长期涵化政策的作用下，部落内部的社会组织和决策层已不能担任传统的功能，呈现出社会秩序紊乱、社会组织制度瘫痪、权威和领导制度的分散等状况。

福克斯计划通过福克斯人认同的塔马工艺品的制作和销售，提高他们自己的生活水平，增强同白人世界的联系；人类学家利用媒体、宣传册等手段减少白人对福克斯人的成见；提供大学教育机会来促使其民族精英成为维持土著社区与白人社会的媒介。在整个福克斯计划中，人类学家强调的是福克斯人的主动参与，包括熟悉本民族文化又与外界有良好认知的精英人物，这些精英人物在计划中的作用非常大，他所取得的成就和见识使他在社区内具有权威性和号召力。

这两个应用项目都具有多重目的，在理论上，是要对特定社区的变迁历程进行实验性的研究；在实践上，则是要帮助特定印第安人社区摆脱依附、屈辱的境地，拥有自主的生活并广泛地参与当地社区的公共事务；在方法论上，是对社区调查法、统计法、参与观察和访谈等定量与定性方法的检验。尽管这两个项目有着不同的视角、理论和实施程序，也无论参与变革的人们是主动或被动，都改变不了他们一定范围的初步成功乃至进一步的发展都必须依赖于更大的社会框架的事实，即如何将一个特殊社区的实验或意向嵌进更大区域或世界结构中去的问题。

四、结语：社会科学发展的新趋势

现代社会科学面临着双重困难：既要适应社会的需要，又是保持理论体系的完整。社会学和人类学已经走过了学科分化的时代，进入了学科综合的时代。基于以上对兼容性和贯通性的理解，我们可以对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发展趋势作进一步的思考：

一是关于专门化。在学科分化发展的时代，一个学科如果不能做到专门化，它就没有独立的地位；但在学科交叉综合的时代，如果一味固守原来意义上的专门化，就可能丧失许多发展机会。因为专门化并不意味着单一化，专门化和多样化，甚至和多元化从来都是并行不悖的，可以说，只有在多样化中才有真正有意义的专门化。社会学在关注现代性与全球化，在经济与社会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协调发展的社会问题上能展示自己的解释与分析能力；在食物营养、民族植物、都市问题、民间医药、教育、政府决策、法律制定、环境问题、产品开发销售及国际项目评估方面，人类学的学科前景无庸置疑。

二是关于规范化。就社会学和人类学来说，其核心不再是学科存在的合法性问题，而是确立某些准则，防止功能上的分化使学科研究陷于过于支离破碎。规范化具有便于明确学术问题、利于学术积累、易于比较和交流等优点，常常被看作一个学科成熟和完善的标志，但如果囿于程式化，它也会是一门学科凋蔽的源头，所以，强调学科的规范化必须有利于激发而不是阻碍学科的自由创造和自由生长。

注释：

①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社会科学与公共政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

②特指美国文化人类学(Cultural anthropology)。1901年美国考古学家W.H.霍姆斯创造这一专用名称。在英法等国，也称其为社会人类学(Social anthropology)或者社会-文化人类学，是研究物质文化背后的民族精神(ethnos)和文化的民族学与社会学许多因素的结合。

③(法)马塞尔・毛斯：《社会学与人类学》，佘碧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231页。

④W. C. 丹皮尔著，李珩译《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见www.省略/readingroom/kxsjqyzxhzjdgx/default.htm

⑤(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沃勒斯坦精粹》黄光耀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88页。

⑥范式：是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首创的概念，指科学共同体的共有信念，包括已形成的理论、信念、方法等，在科学研究中起着定向的作用。

⑦在国际社会学协会所属的研究委员会中就有研究教育、法律、科学、宗教、医学、价值观念、知识、政治、经济、家庭、休闲、体育运动、越轨行为、交际、异化、农业、组织机构、帝国主义、心理健康、迁徙、性别、青年等方面的社会学，此外，还有农村社会学、城市社会学、会学、比较社会学、社会语言学、社会心理学、社会控制论、社会生态学和其他方面的各个委员会。

⑧(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沃勒斯坦精粹》，黄光耀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17页。

⑨李亦园：《我的人类学观：说文化》，《社会文化人类学讲演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3-54页。

⑩章立明：《他者的人类学及其本土化思考》，《学术探索》，2002年第5期。

[11]王铬铭：《远方文化之迷》，《社会文化人类学讲演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49页。

[12](法)列维-斯特劳斯：《忧郁的热带》，王志明译，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502页。

[13](美)威廉.A.哈维兰：《当代人类学》，王铭铭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页。

[14]何大伟：《人类学是否是科学？》，选自王筑生主编：《人类学与西南民族》，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7页。

[15](英)A.R拉德克利夫-布朗：《原始社会的结构与功能》，潘蛟等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211-212页。

[16]民族志(ethnography)，是对特定的民族文化的系统性描述，通常通过田野调查来完成。

[17](英)柰杰尔・巴利的《天真的人类学家》出版于1983年，那时候人类学开始流行后现代，反思式的民族志，其重点在于强调田野调查的暧昧性以及调查者自向对民族志材料所施加的影响，这类著作虽然对田野调查的可信度提出正当的质疑，但最终却过度强调研究者自身的主宰性，而使民族志知识的客观地位几乎完全沦丧。

[18]乔治・E.马尔库斯(Marcus)，米开尔・M.费彻尔(Fischer)：《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三联书店，1998年版。该书自1986年出版以来，成为欧美人类学乃至其它社会人文科学研究和理论反思的主要参考文献之一。

[19]凯・密尔顿著“多种生态学：人类学，文化与环境”，见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人类学的趋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94页。

[20]马太・多冈：《新的社会科学：学科壁垒上的裂缝》，选自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社会科学与公共政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43页。

[21]费孝通：《乡土中国》，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94-95页。

[22](美)罗伯特・S.林德，海伦・梅里尔・林德著 ，李银河译：《米德尔敦：当代美国文化研究》，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455页。

[23]石奕龙：《应用人类学》，厦门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