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结构调整的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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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业的竞争力离不开制造业的支撑；对“新兴产业”的政策偏好，极有可能带来中国工业“高不成、低不就”的风险，丧失刚刚获得的产业竞争优势

关于“结构调整”的话题讨论不断，但行动步伐迟缓，似有“只闻隆隆雷声，未见大雨”的感觉。实际上，这也是“两难”中的抉择：在经济增速较快的时候，政府和企业都缺乏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动力；在经济增速放缓时，又面临着更大的结构调整压力。而现实是，产业结构调整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唯一出路。

如何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当前，我们经常会看到“政府热、企业冷”的现象，政府产业结构调整热情高涨，提出了各项规划，但企业反响一般。这也就让我们思考是否产业结构调整能够规划出来，结构调整的内在动力和微观机制是什么，政府的行为边界，以及在产业结构调整中追求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在GDP中所占比重是否偏颇等等问题。这些问题背后，都需要我们厘清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基本逻辑，即政府和企业、工业和服务业、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之间的关系。

政府VS企业

产业结构调整的根本动力来自于企业。“春江水暖鸭先知”，企业长期处于市场一线，对于市场需求有着准确把握，同时对于自身实力也有着清楚的认识，企业的行为选择是外部环境和内部资源相互匹配的结果，企业的行为选择最终表现为产业结构的调整。事实上，企业是产业结构调整的探索者和实践者，只有企业才最理解“春江的美景”。因为，产业结构调整本身就是不断探索的过程，不是可以规划出来的。所以，我们应该将产业结构调整的空间留给企业，充分发挥企业的想象力。

以下是笔者长期跟踪的一个案例：浙江省玉环县水暖阀门的产值占到全国同行业50%以上，出口超过10亿美元，形成包括总装、配件、专用机械、铜棒加工、电镀、模具、包装等完整的产业配套体系，是一个典型的劳动密集型、出口导向型产业集群，也是中国制造业的一个微观缩影。当外需不足、内需不振、铜价和劳动力价格上升来临时，他们也面临着最现实的“产业结构调整”。最初，当地政府主管部门提出阀门产业从民用转向工业用的结构调整路径，并准备写入“十二五”产业发展规划中。但在同企业家进行座谈、了解实际情况后发现，这一路径不切实际。理论上讲，这符合高技术、高附加值、高端产品的要求，是结构调整的方向，但现实中企业将面临产品设计、制造技术、销售渠道、客户关系等多方面的障碍，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民用领域走“无铅新材料”、“电子控制”等调整的路径更具可行性，更符合市场和企业的实际。最后，政府采纳了企业界的意见。

从上述案例中可以看出，政府并不总是比企业“智慧”，也不应该将手伸到企业中去，而应该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做好公共服务。“3·15”刚刚过去，大家都在议论如何将“活动”、“运动”变成“长效机制”，这背后实际上反映了全社会对公平竞争的渴望。“劣质品”驱逐“优质品”，招标背景下，“低技术产品”驱逐“高技术产品”，以及“关系优势”驱逐“技术优势”等等，这些现象都反映了公平竞争环境的缺失，缺乏公平竞争环境对企业的结构调整行为的正向激励。

此外，产业结构调整在一定意义上讲还是一个技术创新的过程，技术创新需要长期投入，需要企业付出成本，而收益又具有不确定性。因此，产业结构调整之于企业又是一次风险之旅，也就需要政府为企业创造技术创新的公共服务平台，使企业技术创新的成功率更高，获得创新资源更加便利。在日本，这样的技术创新公共服务平台被称为“创新高速公路”。

最终，企业是产业结构调整的探索者和实践者，企业的积极性决定了产业结构调整的成败，而政府应该成为公平竞争环境、市场秩序和公共服务的提供者。政府的重点更应该放在这些“功能性”政策方面，而不总是将注意力集中在“选择性”政策上，走出多年来形成的“规划式”思维惯性，恐怕这才是政府“智慧”的体现。

工业VS服务业

一谈到产业结构调整，通常人们的第一反应就是，降低工业在GDP中的比重，提高服务业在GDP中的比重。而这一反应在政府工作行为中直接表现为对服务业的“宠爱”和对工业的“冷落”，并设定硬性、具体的服务业发展目标，似有不达到一定比重不罢休的意思，乃至一些地方官员都在议论：“你看主管工业的副市长一般都进不了常委，足见工业的地位”。实际上，上述理解是将产业结构调整简单等同于产业产值比重调整。

这一认识忽略了工业和服务业之间的内在联系，忽略了两者之间互动、协同发展的基本规律。实际上，无论是工业还是服务业都是满足人们特定需求的产业表现，在现实微观层面两者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对于当下流行的苹果产品，你很难将它界定为工业还是服务业领域，对于手持终端本身而言，它属于工业领域，但是当用户利用这个手持终端在App Store上购买各种软件服务时，它又属于服务业领域。记得前一段时间媒体，App Store的点击率已经超过560亿次，创造了超乎人们想象的价值。

实际上，苹果产品成功的关键是满足了人们对于移动互联网络的需求，而这一需求推动了智能手机产业的发展，改写了手机产业竞争的版图。而这一结构调整的初衷，绝不是单纯要发展服务业，而是要满足顾客的新需求——移动互联，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需求驱动，顾客需求的力量才是推动产业结构调整的不竭源泉。这类“一头连着制造业，另一头连着服务业”的产业实际上才是我国现有产业基础能够发挥优势的地方，也是我们产业调整的重要方向之一。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制造业服务化”。

服务业发展离不开工业的支撑。产业发展本身是社会分工不断深化的表现。就服务业而言，很多生产业的需求来源于工业，同时生产业本身也是工业发展分工不断深化的结果，如设计业、物流业等。从某种程度上讲，如果服务业脱离工业发展，将会既失去购买者，也会失去供应者。

另外，值得强调的是，工业还是服务业的重要知识和技能来源。工业发展本身是知识和技能积累的重要环节，同时还是新知识需求的提出者和检验者。美国“再工业化”、“制造业复兴计划”提出的初衷就在于此，就是要重塑本土化的知识和技能基础，因为研发环节是不能够同制造环节相脱离的，也就是说服务业的竞争力离不开制造业的支撑。如果离开了工业发展服务业，结果只能是“心欲腾飞而力不足”。

工业结构调整任务艰巨。经过多年的发展，工业内部产业间的比重已经基本处于稳态，下一步结构调整的任务是产业层次内发展质量、技术水平和生产效率的提升，或者说是同一产业层次内发展方式的调整。通过大量投资和先进装备引进，实现快速规模化生产，这是多年来中国工业发展的方式，但是生产能力并不等于技术创新能力，先进的技术装备并不等于先进的管理水平。近年来，中国工业发展的装备化提升，快于企业管理和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技术创新空心化和管理空心化的风险日益显现。因此，实现从规模化、粗放化发展向定制化、精细化发展的转变，提升产业层次，将是工业结构调整的一项长期任务。

传统产业VS战略性新兴产业

用“现代”代替“传统”，这是我们语言表达的偏好，同时也在一些地方的产业结构调整政策和规划上得到体现，大有言必称“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架势，好像传统产业就意味着“落后”，意味着“夕阳”，而“新兴产业”则代表了“现代”。当然，我们也不排除这里面有“拉大旗，作虎皮”，争取土地、税收等政策空间的意图，但这着实错怪了“传统产业”。而且这种政策偏好，也极有可能带来中国工业“高不成、低不就”的风险，丧失刚刚获得的产业竞争优势。记得一次在宁波调研时，一位从事服装加工的企业家告诉笔者，其竞争对手不在欧美，而在印度、越南。这是一位企业家对刚刚获得市场竞争优势的担忧。

其实，对于产业的理解关键在于“动态性”。任何产业，无论传统还是新兴产业，只要丧失了其“动态性”，处于“静止状态”，也就丧失了其投资价值，会逐步走向衰败。传统产业并不意味着它不具有“动态性”，因为人们的需求总是在不断发展的。瑞典学者Asheim教授曾告诉笔者，全世界除了美国拥有创新型产业之外，日本、德国等国的产业竞争优势也主要来源于机械、电子等传统产业。

我们应该走产业融合发展之路。战略性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发展密不可分，在战略性新兴产业还未成为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阶段，这一点尤为重要。一方面传统产业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基础，既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提供一定的配套，又提出新的产业需求；另一方面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将会带动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和升级，提升传统产业技术水平。事实上，智慧、敢于创新的中国企业家已经在做产业融合发展的探索。前面介绍的浙江玉环水暖阀门产业集群中，一家原来从事阀门加工的企业，已经将太阳能技术引入，生产成套太阳能卫浴产品；还有一家企业将水处理技术引入，结合原有的水暖阀门制品，生产全套家庭水处理系统，产品出口国外。产业还是那个传统产业，但是企业的产品已经属于“新兴产业”的领域了。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