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的大型中药工厂和工商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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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元年（1912年），乐达仁先生在北京大栅栏创办京都达仁堂乐家老药铺。转年3月，上海的京都达仁堂在英大马路南首抛绣球场129号开业。同年秋天，京都达仁堂汉口店在黄陂街瞿家巷口开门纳客。1914年农历四月二十八日药王诞辰，京都达仁堂天津店在估衣街西口隆重开业。一向自视甚高、架子特大的伶界大王谭鑫培，赴津捧场，在城里广东会馆达仁堂开业堂会上露演，津城为之轰动。1916年乐达仁买下内阁总理唐绍仪座落于大经路（今中山路）的私家花园，兴建了达仁堂制药厂（当时名称为达仁堂药栈）。

稍有规模的中药铺，历来都是前店后场，前面临街的铺面做零售生意，后边的加工作坊做丸散膏丹和胶酒饮片，而且一律是手工作业，传统式管理。天津中山路的达仁堂制药厂是个纯粹的中药工厂，车间、科室、食堂、宿舍、球场一应俱全，碾药用电动设备，印宣传材料有印刷机，为制备清洁制药用水还建有深水机井和水塔。达仁堂还从国外进口冷冻机，建立冷藏室，用以储藏容易生虫腐坏的药材和药品。生产工人按工种分为料房、细料、蜜丸、膏药、药酒、刀房、斗房、蜡丸等小组，非生产人员分隶会计、统计、文牍、总务、木工、铁工等部门。职工每周休息1天，每个工作日工作8小时（始于1926年）。

中药生产工厂化，传统药行划分为中药工业与中药商业，其创始者，就是天津达仁堂制药厂。

达仁堂创办以后，生意兴隆，发展迅速。根据需要，先后开设了一处养蜂场和九处鹿苑，又在北京和成都分别设立了参号，在河北祁州开办了经营广药的广生达药庄。从1917年开始，达仁堂在外省商业重镇的繁华地段，选址设立外埠分号。西安竹芭市、长春三道街、福州南大街、长沙黄兴南路、大连长江路、郑州大同路、香港上环中路，以及青岛、开封等地的繁华商业区，都有挂着京都达仁堂牌匾的中药店。此时上海达仁堂也已搬到更繁华的南京路上。1933年8月，在上海八仙桥（金陵中路36号），达仁堂上海第二分号开张。1938年，达仁堂上海第三分号，以“树仁堂”为名在南京东路751号开业。1930年2月3日，达仁堂在天津的第二个药铺，在滨江道挂牌。不算蜂场、鹿苑、参号和经营广药的祁州广生达，达仁堂以天津中山路的制药工厂为总部，在全国设有分号总计18处。

中山路上的天津达仁堂制药厂，设有总管理处，总管理处下面有一个部门叫“总分店”，负责达仁堂商业经营。各号店铺不论本地外埠，店员悉由总部派出，查柜（经理）由乐达仁、乐肇基选派任命。分号只设账桌（即出纳），财务不独立。各分号所售商品，除少数品种用总部提供的半成品进行加工之外，一律由总部配送。分号只搞零售，不得把本厂药品批发他人，或由他人代售，更不准分号代卖他人产品。外埠分号查柜须定期写号讯，向总部汇报业务。各分号无论店堂大小，装饰风格和牌匾，以及与迎面柜台通长的大算盘，均保持一致。

达仁堂总部虽然强调“一体化”，注重塑造统一的企业形象，但是在经营上不搞一刀切。不是天津工厂生产什么，各地店铺就卖什么。按照中药消费习惯，因地域不同而有别，有的差异还很大。各地达仁堂药店都根据当地特点，从达仁堂数百种产品中，挑出适于本地销售的品种，引导当地人尝试接受达仁堂的药。各地达仁堂药店还动脑筋想出不少点子，吸引当地人的视线。例如名伶高盛麟是高氏老生创始人高庆奎之子，幼年坐科北京富连成，以文武老生名扬大江南北。高盛麟在武汉有不少追随者。高盛麟与达仁堂渊源很深，汉口达仁堂就经常请高盛麟到店中作客，渐渐地许多戏迷成为达仁堂忠实消费者。汉口有家汤包馆，店名叫四季美，是汉口著名小吃店。店主田玉山经常服用达仁堂的黄连上清丸，他知道达仁堂的药好，经常在店中为达仁堂做宣传。长沙达仁堂的店员差不多都懂点医，曾为过往行人摸脉义诊，因此常有顾客到店中咨询用药，于是该店生意越做越好。西安达仁堂在当地名气很大。著名作家贾平凹在《老西安――历史的记忆》中写道：“南广济街有广育堂，配制的痧药和杏核眼药颇具声名，更有达仁堂、藻露堂中药店。”在解放前的几十年里，达仁堂各分号利润丰盈，无一家亏损。

一座大型工厂，与分布在全国各地的18家商业店铺，通过严密的组织，结成一个工商一体化的企业集团，在古老的中药行业，天津达仁堂是第一家。这个工商一体的中药集团，运转良好，业务发达，经济效益显著，堪称中药行业史上的一个奇迹。

几十年以后，工商一体化的中药集团公司倒不少见，但是经营业绩好的不多，而且“一体”之内的企业，不是在一市，就是在一省。像天津达仁堂这样，地域分布之广、盈利能力之强的中药集团，大概直至今天也是绝无仅有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