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教改革与政改紧密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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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教育部《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简称《意见》），明确提出或重申了本科招生停止扩招、推行学院试点改革、完善学院内部治理结构、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等条款。而在此后不久，作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先行者的南科大，获批正式建立。

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已有经年，但依然弊端丛生。究竟剑指何方，恐怕还须倾听各方意见。

当年高校扩招政策，暴露的是政府决策的老毛病――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没有统筹兼顾。想让更多的人能享受高等教育，却没考虑到高校的教育能力与教育资源的承受力。高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也像经济人一样，“公立大学”演变成“功利大学”，招得多，从政府获得的资源也自然多，所以高校对扩招是欢迎的。过去十年，高校过度追求量的增长，加上高校的行政化、工科化、数量化的管理，不少大学背离教书育人宗旨，背离以人为本的公理原则。

“高校产业化”似乎没有在教育部文件中正式提出，但是客观上有这样的做法与趋势。在教育学理论上，似乎在一定范围内有必要把高等教育看成是产业，因为过去太不注重这个，却容易矫枉过正――讲教育“产业”的同时却把教育产业化了。中国高校的许多行为，不以理论为指导，是非理性的。高校是理论家最集中的地方，却像基层政府一样只讲GDP，不讲理性，不重视理论。

目前提出高校本科招生规模将保持相对稳定，或适当减少是适宜的。我认为今后要加强高校的专业学位教育。根据各国研究生教育的发展趋势，以及中国社会对人才的需求，高校的研究生教育应当把重点逐渐从科学学位转向专业学位，比如法学院应当把研究生培养对象，从法学硕士向法律硕士转移。法学硕士作为科学学位，培养的是理论型人才，这个社会只需要少量的理论型人才，他们可与博士学位直接挂钩甚至硕博连读。

教授给本科生上课本是很正常的事。不知从何时起高校推广了工科管理模式搞数量化的考评，迫使教授们为数量而发表文章，为经费而搞科研了。目的与手段颠倒了之后，大学的功能也颠倒了―教书育人成为次要的功能了。

推行试点学院的改革我是赞成的，也是我过去当法学院院长期间努力尝试过的。我深知中国高校改革之难，它与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紧密关联。改革，知易行难。有的改革之难非客观决定的，而是人的主观决心问题。

我不赞成把“教授治校”说成是“自由主义的”。它非自由主义独有的，它是现代大学制度的应有之义。要把教授治校看作一项大学制度中的基本原则，而不是一种单一的治理模式。单一的治理模式只是强调以一种权力抗衡另一种权力。不应作如此狭窄的理解，而应作为中国大学制度的基本原则。教授治校具有丰富内涵，它体现的是大学治理的规律，是与学术自由、大学自治一脉相承。“教授治校”中所谓的“教授”是一个代名词，指全体从事学术活动的教育主体。他们的权力是一种学术权力，他们与大学管理者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分权的关系，学术性问题不能听命于管理者。在兼有学术性与行政性的边沿问题上，可以由学术权与管理权之间进行协商。而“教授治学”听上去像句废话，教授不治学，谁来治学？

在高等教育发展的不同阶段，大学治理中的权力关系问题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教授治校原则，体现的是学术权力，它并不否定其他权力，而只是强调与其他来自不同主体的权力在合理的制度下并存，相互促进、相互监督、相互配合。

可根据不同阶段、不同大学的实际情况来把握“教授治校”的内涵。在处长、科长强势的大学，倡导教授治校就是为了与大学官僚化抗争；在工科强势的大学，则是为了与工科主导决策者进行抗争，强调尊重学科的规律与本专业专家的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