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广慈.“鸟儿问答”的问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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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广慈去年放弃了生活工作10年的上海，举家迁往北京。在这北京生活的一年半时间里，他在北京建工作室、去香港办个展、在北京开衍生品店、打高尔夫，大家几乎忘记了他还是一位雕塑艺术家。但是就是在这段时间里，瞿广慈开始了全新的创作，在迈进40岁的时候，他开始用一种中年男人的耐心去塑造具有精致细节的作品，这些全新之作在偏锋新艺术空间以“鸟儿问答”的中国式趣味呈现出来。
Q：你去年从上海迁到北京居住和创作，这次在偏锋新艺术空间的“鸟儿问答”展览是你未北京后在这里举办的第一次个展，也是这段时间的创作总结。那么未北京之后你的创作和心境有了哪些变化?
A：这次展览上，除了两件作品，其他都是在北京做的。我觉得前面两件作品我的注意力似乎也在改变，我自己也在反思自己最早做的那些与政治有关的作品，很多人说我其实挺年轻的，时才出生，为什么总在做带有政治意味的作品?我谈到了泛政治化的概念，在我们生活当中你会发现这种政治、体制造成的社会关系无处不在。但这主要与我当时研究生分配以及后来在大学里当老师的体制有关。但是慢慢的，我发现之前对于政治体制的感觉在我生活和生命当中慢慢削弱，我相信很多人都是这样。而且这几年中国经济的发展，对中国艺术家带来了经济上的红利，物质上各方面的变化也非常大。每个人都重新思考自己的生存境遇，我觉得这种生存境遇不同，内心面对的方向其实也不同。我想这种转变，或许每个人多多少少有一些，我这个人对外界社会的转变，或者个人在社会生态体系当中所处的状态比较敏感，我自己强烈的感觉到了这一点。前一段时间因为朱朱给我写了一篇文章，文章中谈到这种转变未必太快了。为什么原来对社会政治如此敏感的人，突然之间缩到自己个人的世界里去了。
Q：事实是这样吗?
A：我觉得在中国不可能兼而有之，不可能脚踏两只船，原来我的作品更像是打乒乓球，一个球打过来就打过去，直接的反应。现在我自己觉得更像是竹子一样自我生长。现在我在北京工作室基本没有任何外界干扰，这就是我现在的生活和心理状态。所以我觉得这种转变，在我的作品里是挺清楚，作品不再是很强烈、很纠结、很张扬的。这次展览叫“乌儿问答”，其实人就像一个动物一样，不需要思考太多，他是很自由的。当他是没有表情时，我觉得他是自由的状态。所以我就把鸟做大，把人做小，这可能也是我目前的一种心情。
Q：之前从你的雕塑中我们可以看到非常激烈的戏剧化场面，在这次作品中是不是依然保留了戏剧化的情节，还是在讲一个故事吗?
A：我觉得不是，我觉得我过去作品中的故事是在一个戏剧当中突然的停顿，它在制作过程当中是立体的。摄影师在给我的新作品拍照时，除了一些大的场景外，我始终要求摄影师拍成正面的形象。我要把它拍成平面的，它是凝聚不动的，像一幅画一样。我希望这种凝聚和不动，能够让我产生一种平静感。“乌儿问答”这次展览的作品从很多角度看都挺漂亮，可是我还是希望它能呈现出一个平面，一个中国化的线条。这里包含了很多艺术语言，我也希望艺术本身的语言能够发出声音，不要被背后的故事强大到声音跑到前面来。能从作品中首先感觉到的是一种旋律和节奏，而不是分贝。
Q：在这次展览中你把人物做到背景里，人物形象和环境是一种融合，中间充满了“天人合一”的中国传统美学因素，而且你这次展览还特意运来一些假山石，你想营造一种什么样的现场?
A：我应该算是一个美术家，只是从一个美术角度未理解中国文化、中国美学，其实我也没有深究，我只是觉得中国画当中的人物放得那么小，始终处在高山流水之中的一个物，跟一个动物、一棵树是一样的。所以它不会把一个人放得那么巨大。其实你也发现现在社会的确把人放得够大，可能你上午在这里，下午不知道在哪里了。时间和地理位置会轻易地被超越，一个人借助现代工具很容易就可以把高山跨过去了，可是过去人走在自然环境里，就变成自然的一部分，因为它是无法用脚去超越，只能用内心。所以最后我们变成一种虚无主义的东西，我们是用内心去超越自然的。我在想什么样的作品算是人文作品，什么样的一块石头算是文人笔下的石头。我觉得文化是人主观的东西，把人的主观放到这个东西里，并且能够把这种所谓的文化传递到物件上，这个物件成为一个载体，不断释放，不断地传下去。中国人很多古董卖得特别贵，都不是从地下挖出来的，是传世的，古人玩过的。中国人始终对人文的传续是很讲究的，我也很希望看看一个假山石和作品放在一起能否协调。
其实做这样的展览我很担心两点，第一，我很担心自然的主观比人的主观要大。我们艺术家做的作品最后放到自然里，自然抢了作品的地位，这是很可怕的。另外一种担心，所谓艺术作品就是人文的作品，和自然的主观之间的对比关系会产生什么样的感觉。过去的假山石是处在中国园林之中的，中国园林事实上是人营造的一种人文环境，假山石是处在人文环境的一部分，那么现在它变成了我作品的一种环境。但是我不想把展览做成一个园林，中国园林已经是非常经典和完美了，我的展览超越园林的是什么?和园林的区别是什么?这是我担心同时也期待的。
Q：你今年5月份做在香港的个展“飞天使者”，天使是一个西方的称谓，而这次展览叫“鸟儿问答”，这名字具有一种中国式的举重若轻，你是怎么在一年内举办两次类型完全不同的展览?
A：对。我觉得你还是抓住了我这个展览引出问题的本质，其实我也对你这个问题非常感兴趣。这也是到了我这个年龄，一直在考虑的问题。一切回归到我自己本人来说，我不是一个古人，我处在当下的社会变动中。就如同我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隐士，我还在北京高端的银泰百货开了店，这本身就是一个很纠结的事。但我觉得这种纠结正是一个现代性的一种诱惑和魅力。
在香港做《飞天使者》的个展，因为香港就像一个使者。我们一直把香港作为一个窗户，不管是从文化进入还是文化输出，还是经济相互交流的最初平台，就是香港。我觉得通过一个展览，我了解了一个城市，香港很多人，包括有钱人，他们完全受的是西方教育。跟他们交流时我发现特别有意思，中国人就是中国人，再受了西方教育也是中国人。尤其他们在西方世界里，中国人这张脸就决定了他们的中国性，已经被定性了，没办法了。所以我当时在香港做这个展览，非常有针对性，我觉得这是艺术家本身对展览的把控。因为展览是要发出声音的，它不仅仅是自言自语，毫无疑问，首先任何时候它需要放大器和扩音器的效果。所以我在想，如果真的只是一个隐者的话，我觉得根本没必要在“798”这种地方做展览，我在自己的房间搭一个就可以了。
我在北京已经一年多了，很多人都不知道我在做雕塑。整天看我在打高尔夫球，跟商业有点关系，偶尔会出现在媒体里，也总见不着人。因为我总是与相关的几个朋友一起玩玩，我觉得这也是作为艺术家身份的保持。因为我想我41岁了，正好也进入了一个人生的平稳期，这个10年在我看来是非常重要的，不管是对我来说，还是对中国当代艺术来说都是很关键的。所以这10年必须要努力去做，不像过去爆炸性、拔苗助长性的，因为债都是要还的。我做了这个展览，投入了很多的时间。哪怕每天2小时、3小时的时间，不断地放到我的作品里，通过我的手能够把它放进去，把时间印进去。所以我希望这个展览是非常有细节的展览，经得住看的展览，并不像过去带有激烈的戏剧性。我所指戏剧性的效果，是透过最后一排的人，通过一个肢体语言就知道他想做什么。我希望即使把镜头拉到跟前，都能够看到完美的细节。很显然我觉得一年半做出这些东西已经不错了，比过去花的时间多得多。我始终觉得现在艺术家做的作品太快了。
Q：作品融入中国元素是不是你未来的一个方向?
A：我不太敢这样说，至少我现在挺享受这种感觉的。就像喝了一点黄酒觉得挺上瘾的，其实我很难做到反复去做一个题材，因为我觉得一个题材做完后，对我来说已经完成了。再反复的话，可能是因为其他原因，比如卖得比较好。但是卖得比较好的作品，在做第二件的时候肯定不如第一件作品。因为原始的动力已经变质了，但随着我对某种东西逐步地研究和深入的喜好，也许会不断地做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