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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金山空难追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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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两名中国女孩死亡的韩亚航空OZ214旧金山空难,虽然初步锁定飞机降落时航速过慢是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但导致飞机自动油门系统未能将航速维持在设定速度的原因,究竟是系统故障还是操作失误,仍有待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NTSB)和韩国航空事故调查委员会组成的调查小组进一步确认。 当地时间 2013年7月8日,美国 CNN 公布韩国坠毁客机视频。7月6日,韩亚航空自首尔出发的 OZ214 航班坠毁在旧金山国际机场,2 名中国学生丧生,180 余人受伤住院。

失事飞机上共有16名机组成员和291名乘客,除了两名中国女孩遇难,有180余人受伤送医,其中6人重伤。重伤者中也有两位中国女孩,与遇难者一样,都是浙江省衢州市江山中学的学生,原计划随学校组织的游学团前往洛杉矶基督教会学校参加夏令营。

带着妻儿赴美游玩的幸存者徐达(化名)表示,出事后,一家三口都有不同程度的受伤。儿子虽只是手腕擦伤,但一直不大说话,有时还会突然哭起来,边哭边说“不要再坐飞机了”。生死瞬间的惊魂时刻,已在亲历者心中留下深刻的阴影。

徐达回忆,从上海出发、在首尔转机赴美的整个航程都很不错,直到飞机抵达旧金山国际机场接地前几秒,边看窗外边给儿子讲解的他,突然发现“从窗子看出去,防波堤很高,而飞机离海面很近,也就是飞得很低。刚这么想,就听到发动机突然开始加力,发出怒吼声”。根据以往的经验,徐达直觉飞机在此时加力有些异常,“心里一下子就沉重了,不禁嘀咕别是要出事啊!”

刹那间,一声巨响,舱内开始尘土飞扬。徐达事后回想,“应该是机尾部分撞在防波堤上的时候。”视频及调查资料显示,这架波音777型客机,起落架和尾翼先后撞上了防波堤,导致尾翼断裂,之后飞机仰角近20度,贴于跑道滑行,前起落架断裂,转向失控,偏离航道,滑至跑道左侧。飞机二号引擎在落地后起火,几分钟后火势蔓延至机舱。

坐在飞机尾部的中国学生王琳佳和叶梦圆,在跑道上被发现时已死亡。其中一具遗体在飞机跑道上毁坏的机尾附近,另一具遗体则在飞机残骸左侧大约9米外被发现。死因需待两周至三周后的尸检报告方能确认。

飞机落地后,地面塔台紧急派出的救援人员在30秒后赶到现场,绝大多数乘客也在火势造成更大伤害前安全撤离。但主导此次事故调查的NTSB主席黛波拉·赫斯曼(Deborah Hersman)仍然认为,人员撤离的时间超出了预期。客机完全静止后的90秒,一般被视作空难逃生的“黄金90秒”,但最初乘客被告知要留在座位上,直到乘务员看到窗外有火光,才开始撤离行动。

尽管如此,随着韩亚航空安排乘务组与媒体见面,以及乘务员协助乘客撤离的部分图片曝光,乘务组仍然获得了较高的评价。《华尔街日报》访问的一名韩籍乘客认为,机组人员留待所有乘客逃生后才离开,非常尽责,并将一位背着伤者离开的乘务员称为“英雄”。 飞行员资质疑虑

与乘务组得到部分舆论认可不同,直至目前,OZ214的飞行员团队仍身处质疑漩涡。

这架波音777失事时,由飞行员李康国(音)驾驶,教练员李真珉(音)在右座对其进行指导,另一名飞行员在后座观察,还有一人则在客舱休息。目前未有信息显示两位飞行员涉及疲劳驾驶等问题。其中,李康国前一天休假,睡足8小时,且起飞前有6小时准备时间;李真珉亦在执飞前有8小时休息时间。

对李康国讯问后,NTSB宣布事故发生期间他正接受转机型飞行训练,当天是首次执飞旧金山。此前,李康国驾驶波音777机型飞过大约10个航程,拥有35小时的飞行时间。黛波拉·赫斯曼称,按照韩亚航空的规定,在完成了20个航段并拥有60小时的飞行时间后,飞行员就能完成资格认证。

同机的教练员李真珉,虽然此前曾有3000小时的波音777飞行经验,数次作为机长执飞赴旧金山航班,但也是一个月前才拿到教练执照,第一次担任教练工作,且系首次与李康国合作。

韩国航空界是否具备足够的合格飞行员,因此成为各方瞩目的焦点。

据韩国航空振兴协会资料,韩国两大航空公司——大韩航空和韩亚航空的每架飞机,分别平均有飞行员为17.9名和17.2名。除去法定休假,专家认为,飞行员的数目至少较正常水平线低5个-10个百分点。韩国国土交通部有关人士向该国媒体表示,“每年韩国飞行员新需数目达450名左右,但此规模是国内飞行员教育系统无法承受的。”

韩亚航空否认飞行员经验不足,其总裁尹永斗(音)对《华尔街日报》称,只会派遣在旧金山机场有降落经验的飞行员负责此航线的执飞。韩国交通部发言人则宣布,李康国在降落前操控这架飞机已有5个小时。他有43小时的实际、非模拟的波音777型飞行经验,约等于3次-4次跨太平洋飞行。

多位业内人士也认为,李康国执飞波音777时间较短,很难认定为飞机失事的原因。拥有34年飞行经验的航空安全专家巴里·希夫(Barry Schiff)向《财经》记者表示:“每个飞行员都是从零开始累积经验到43小时。实际上机前,先要进行模拟飞机训练,模拟飞机和真飞机几乎没有两样。飞行员可以在模拟飞机考试,拿到执照后操作真飞机,所以当他们踏进真正的飞机时,就好像已经到过那飞机很多次了。”

美国安柏瑞德航空航天大学普雷斯科特分校首席教练贾里德·特斯塔(Jared Testa)也认为,李康国职业生涯已拥有9700小时飞行时间,“即使只有43小时777机型的经验,从行业标准来说,这样的经验已经比要求的多很多。飞行员在飞行生涯中需要驾驶不同型号的飞机。经过模拟训练,在有经验的飞行员陪同下实际执飞。在这样的安排下,43小时的经验要在旧金山降落不是一个问题。”

不过,中国飞行员徐虎(化名)则称,因为驾驶系统差异相对较大,由空客转飞波音机型,要获得新的执照,几乎等于重新进行飞行员初始培训。李康国虽然拥有大型机747的执照,但在2005年-2013年间长期担任空客A320的机长。

在中国,波音-空客之间的机型转换不太多见,“除非是公司缺少成熟飞行员,或者突然引进了新机型等情况”。徐虎称,2010年“伊春空难”后,中国民航总局对飞行员的初始培训和复训要求更趋严格。初始培训硬性规定必须有10%的淘汰率,这意味着即便通过了所有考试、模拟驾驶,也有可能无法从事这个职业。目前,中国航空系统并不缺少普通飞行员,但如韩亚航空一样,缺少的是成熟的机长。 过度依赖自动系统

几乎所有受访人士都对OZ214的飞行员任由航速下降表示不解。

据李真珉回忆,当飞机高度为152米时,他看到跑道边的精密进近航道指示器(PAPI灯)显示为三红一白,提示飞机低于下滑道,便要求将自动油门速度设定为254千米/小时。这是在旧金山机场降落阶段要求的最低速度。

可是飞机降至不到61米前,PAPI灯一直提示高度过低,调整未果后,PAPI转为四个红灯,提示飞机高度与下滑道距离更远,且失速预警抖杆器发出警报声。他打算前推油门杆复飞,此时李康国已经完成这一动作。

所谓失速,即机翼产生的向上升力,不足以平衡飞机自身的重量。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机系主任黄俊教授分析,“波音777这样的大型机,保持高度所需的升力比较大,要求的速度也比小型飞机高。”李康国拥有长期驾驶经验的A320机型载客量,仅为波音777的一半。

贾里德·特斯塔指出,在152.4米高度时,是波音777的重要判断时刻,通常此时飞机最后确认航速,“如果飞行员发现速度问题,马上要求重飞,结局会完全不一样。在这个高度,飞机恢复稳定状态非常容易,高度越低,挽回的机会就会变得越小。”

初步解码的黑匣子数据显示,飞机高度在152.4米时,速度为248千米/小时,至61米时,已降为219千米/小时,最低速度一度降至191千米/小时。驾驶舱录音表明,直到事故前7秒,李真珉要求提速,到撞击发生前1.5秒,决定放弃着陆复飞,但最终飞机仍以196千米/小时的速度撞上了防波堤。

飞机残骸检验结果显示,当时自动油门系统处于可用状态,然而还不知道在飞机显示近乎失速和撞击地面之前,它被设定成什么运作功能。黛波拉·赫斯曼说:“飞行员将速度设定在254千米/小时,李康国认为自动油门系统在保持(飞行)速度。”

外界猜测,可能正是因为预期自动油门系统会维持飞行速度,飞行员因而没有再确认,从而导致飞机失速。

巴里·希夫认为,所有的机师在训练初期就被告知维持最低速度的重要性,飞行时严密监控飞行速度是必须的。根据现在披露的细节,他“几乎确定”是飞行员失误造成的意外。

其实,业内人士早就担心飞行员是否过度依赖自动系统。美国联邦飞行委员会人员因素专家凯西·艾博特(Kathy Abbott)博士2010年在意大利米兰介绍其研究结果时称,因为航空公司对飞行员手动飞行能力缺乏信任,飞行员也因此习惯把责任交给自动化系统。

与之相悖的是,凯西·艾博特通过对2001年-2009年事故和事件数据统计发现,超过40%的事故和30%的严重事件,是因为机组缺乏对自动化系统的了解造成的,主要原因包括缺乏对自动驾驶仪或自动油门未连接的意识;缺乏对飞行、导航仪表的监控,(采用)错误的刺激恢复;不当的控制输入、双侧杆输入。

事故发生时,由于翻修,旧金山机场的着陆安全系统已经关闭数周,包括引导飞机进入跑道的仪表指示着陆系统。黄俊分析,“这个系统能够引导飞机按照着陆航道和下滑道进近。没有它就不能使用自动降落模式了。”NTSB目前正在调查缺少这种辅助着陆系统在坠机事故中扮演什么角色。

韩国国土交通部官员对NTSB过快公开相关细节表示不满,通过该国媒体表示,对黑匣子的分析最少需要六个月以上。由于事故原因存在很多可能性,如机场塔台的过失、机体缺陷、周边环境等,不应过早公布相关信息以避免外界误解。为此,韩国方面增派了一名航空专家和一名有丰富的波音777驾驶经验的飞行员加入调查团队。

NTSB则否认过快初步数据暗示此次事故系飞行员操作失误。黛波拉·赫斯曼解释,因为NTSB的责任是维护旅客权益,而非任何利益团体,所以选择在最短时间公布事实。 赔偿尚未启动

中国民航局已经派出两名民用航空器事故调查专家,以观察员身份赴美了解跟踪事故调查进展。根据国际民用航空组织的规定,事故飞机的运营国、登记国、制造国和事故发生地所在国拥有事故调查权。调查由事故发生地所在国主导,因其公民蒙受死亡或重伤而对事故特别关心的国家,有权派出观察员。允许其他国家可以一种“观察员”身份参与调查。

不过,不同于派出调查团和美国开展共同调查的韩国,在出具最终调查报告时的问题上,这些国家没有“通过”或“协商”的权利。

韩国驻旧金山总领馆新闻发言人向中国媒体表示,航空公司正在考虑对乘客进行赔偿,但具体赔偿金额还要等待NTSB的报告。

曾包头空难等多起跨国空难诉讼的律师郝俊波介绍,过去发生在美国的空难,都会在较短时间内出具一个初步报告,“只是对事实做一个记录,不下结论”。初步报告形成后,一般航空公司会对受害者进行前期补偿,“这是一个惯例,因为空难发生前期家属需要一定的费用。不代表拿了这个钱就不能进一步通过法律进行索赔”。

一般出具正式的空难调查报告需要一年到两年时间。基于美国法院的“长臂管辖”原则,即被告和立案法院所在地存在某种“最低联系”,郝俊波建议OZ214空难的受害者及家属,在美国索赔,这主要是出于适用当地法律获得的赔偿额度较高,以及将其作为前置杠杆敦促航空公司尽快处理的考虑。他称,“一般进入诉讼程序后,航空公司会倾向接受调解,然后通过保险进行赔付。这样对公司声誉的影响也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