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命运抗争超越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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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人对《红与黑》中主人翁于连的评价，说他是一个卑鄙自私野心勃勃以爱情做幌子不断往上爬的伪君子。有失偏颇。我认为，于连这个人物形象，在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司汤达笔下，应该是一位敢于与自己命运抗争，不断超越自我，热烈追求上进，富于进取，且有特强个性（自尊、自重）的英俊潇洒的真正的男子汉典型形象。

众所周知，《红与黑》是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玛丽一亨利・贝尔即司汤达的代表力作。这位年仅二十八岁的司汤达先生，因自己的才能，被拿破仑任命为军事委员会的专员和皇家器物的总监。真可谓少年得志，政治前途不可估量，可惜好景不长。复辟的波旁王朝卷土重来之后。司汤达在政治仕途上就被驱逐出大门之外，社会地位一落千丈，且情形每况愈下。

在《红与黑》书中，我们还可以发现点什么。作为拿破仑的崇拜者司汤达，把自己钦佩和为之服务的拿破仑这位军事天才家写进小说中，并且作为主人翁于连的崇拜偶像。这难道是巧合吗？不，不可能。小说中的于连在社会政治环境是不容许提到拿破仑的，于连是冒着生命危险崇拜的。例如于连偷藏拿破仑肖像。司汤达当时的处境莫不如是吗？书中还展示出于连内心对政治理想的无比狂热，对个人才能的充分肯定，对军功荣誉无限向往。可现实中却处处弥漫着令人窒息的黑色恐怖，宛如一头被关在“笼子”里的雄狮，左冲右突却四处碰壁，找不到出路，小说中于连的性格及其社会政治环境与司汤达的性格及其当时（1929至1830年期间）的背景都是相吻合的。

由此，我们可以认为，于连这个人物形象完全是司汤达在1929年至1930年期间的思想与情绪的表达者和体现者，是作者按照自己的意愿、经验、实践去解释世界与现实的种种可能的意义的代言人。说于连是个与命运抗争，不断超越自我的上进的青年典型形象，并不是空穴来风，那种说于连是伪君子的说法，是与作者意图背道而驰的，是脱离作者写作背景而妄加评说的，我认为不妥。

从小说内容来看于连的性格特征。自尊、自重是于连性格特征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性格特征给了读者以深刻印象。他的社会地位低下，但他却从不自卑，对于比自己地位高的人不亢不卑，甚至待之以冷漠表情，只要是有辱自尊（至少于连这样认为）行为或是真实的同情和怜悯，于连概不接受，以保持自己的高洁和神圣，颇有“宁愿饿死也不愿吃美国救济粮”，朱自清似的骨气。

于连的爱情婚姻看起来是像小说中的主体，但实际上，只是于连人生中奋斗的插曲罢了。从作者的写作背景我们可以知道，作者并不是为写爱情婚姻而创作，只不过是为丰富小说情节而作，再说，爱情婚姻也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东西，所以作者是没有理由不写于连的爱情婚姻的。

于连和市长夫人婚外的恋情，应该是他的真正的爱情，并不是利用爱情。这可分三个时期来看。萌芽、发展和高潮时期。在市长家任教和在神学院进修时的爱情为萌芽、发展时期，在监狱时的爱情为高潮时期。

我们来看于连萌芽时期的爱情，是不是打着爱情的幌子。从书中可知，从他们（于连和市长夫人）结合到形体分裂，没能找到于连利用市长夫人来谋自己的政治前途的事实根据，相反体现出于连的爱情，是朦胧的但又是纯洁的。

于连在神学院期间，应该是其爱情发展阶段，这期间，他对雷纳尔夫人的爱是牵肠挂肚的，他徐徐跑到教堂去看雷纳尔夫人祈祷，但是由于自己的身份和教堂气氛的深严，他只好在心里呼唤，爱，在心里滴血，不敢轻举妄动，而雷纳夫人也同样如此，她怕影响情人的前途，只好让爱血往心里流，天天虔诚地为心上人祈祷。他们在这期间虽然不互相拥抱，但在情丝上却升华发展起来，仅仅是由于周围的氛围影响，这种氛围，比有形的绳子还要坚实牢固，套住了他们各自的手脚，使他们生生分裂。

在神学院期间，由于于连的天才再加勤奋，他取得辉煌的成绩，赢得皮拉尔神父的好感，取得皮拉尔神父的信任和帮助。皮拉尔神父把于连推荐给自己的好友侯爵大人德・拉莫尔先生作贴身秘书，这位经常和国王打交道的大人物拉莫尔先生，后来又非常器重于连。于连得到推荐，得到器重都全是凭他自己的才华和能干得到的，并不是利用爱情得到的，那种进入上流社会是靠女人成功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

于连枪杀情人雷纳尔夫人以后的狱中生活，他和雷纳尔夫人的爱情发展到高潮。为什么这样说呢？是不是有些荒唐呢？不，一点也不！于连枪杀情人雷纳尔是因为他得悉断送自己前程的人，竟然是自己朝思暮想的情人雷纳尔，而爬上上流社会是他一生的追求，是自己成功梦想，也是获取幸福爱情的保证。一旦前途被葬送，什么也没有了，包括爱情也没了。试想：一个含辛茹苦地奋斗，在刚刚有了起色的情况下，竟被自己为之奋斗的人所葬送，这难道不寒心恼火吗？再说，血气方刚的于连能忍受这巨大的打击吗？于是他做了鲁莽和轻率的决定，杀死雷纳尔，自己跟她一起死（因为明知杀人是偿命的）。

如果于连是小人而不是君子，是爱情为而不是追求事业，追求真正幸福的爱情的话，那么，在他被处死之前，定将全力以赴使出浑身解数来保住自己的小命。可是于连在自己即将离开人世之前和两位情人的谈话，都偏离了营救自己的谈话内容。在和雷纳尔的谈话，他们完全沉浸在幸福的爱情里，根本不想自己的危险处境，因为他早已定下死的心愿。他从来不提及雷纳尔夫人请求市长托熟人解救自己。他此时唯一的心愿就是希望能和雷纳尔多呆一会儿，安安静静地多呆一会儿。

通观全文，不管从作者的写作背景，写作意图，或者是小说内容来看，于连都不失一个有个性的好青年形象。他的一生是追求奋斗的一生，是不断与命运抗争的一生。他的爱情是纯洁的，不含任何政治目的。他力图超越自己，超越阶级，超越爱情，超越生命。但最终为世俗，为社会所淹没。他悲惨的一生是作者反映社会现实的写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