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结构转变及其对宏观经济运行影响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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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人口结构转变如何影响宏观经济运行既是一个国际性的命题也是一个颇具中国特色的典型问题，国内外学者已就此展开了长时间的多角度探索，但鲜有研究对此进行系统性总结。本文以人口结构转变理论演进为切入点，结合现有分析方法和结论对人口结构转变影响宏观经济运行的传导路径进行了回顾性梳理。结论表明，首先就方法论而言，人口对宏观经济影响的文献已经从早期的总量分析过渡到了如今的结构性分析，并且学者在分析过程中也逐渐从人口如何影响一国或地区的消费、储蓄、投资、进出口贸易以及国际资本流动等中间变量的角度来思考人口对宏观经济影响的具体传导路径；其次，尽管文献结论倾向于认为人口结构转变会对这些中间变量产生影响，但影响的方向与幅度远未达成一致，从而意味着人口结构转变对宏观经济运行的最终影响并无定论；这既与理论分析未成定论相对应，也与学者所采用的数据和方法不同等密切相关。因此，本文认为尽管分析人口对宏观经济影响的研究颇多，但在中国特色国情背景下相关方面的研究仍任重道远。

关键词 人口结构转变；消费；投资；进出口；国际资本流动；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 F06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2）11-0082-07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2.11.013

一般而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自其出生伊始直至死亡过程中一直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参与各项社会经济活动，从而人口因素成为考察宏观经济运行时无法回避的问题；与此同时，人口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又同时扮演着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角色，因此，人口对经济发展可能会存在方向截然相反的两种影响。综合而言，人口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相关关系取决于这两种效应的净效果，这或许正是早期研究中发现人口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关系并不一致的重要原因之一。后来的研究依循这一思路，逐渐开始同时考虑人口总量增长与人口结构转变这两个方面的影响来综合考察人口与宏观经济运行之间的相关关系，并逐渐将人口结构转变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居于这类研究的中心。

世界上主要发达国家在19世纪和20世纪都经历了人口结构转变，并被认为在推动这些国家经济发展进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国人口转变过程起步较晚，但与其他国家相比因其“转变时间短、幅度大且总量规模大”而更为引人关注。与此同时，我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保持了较长时间的持续快速增长，又使得我国再次成为世界关注的中心。尤其是在全球经济危机背景下我国经济依然一枝独秀，并在2010年第二季度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来，这一“中国模式”在全世界掀起了新的讨论热潮。我国人口结构转变过程中第一阶段所呈现出的“年轻化”和“健康化”的特征似乎正好与我国同期高储蓄率保证和投资拉动经济高速增长模式相一致。不可否认，这一发展模式与我国政府试图快速推进工业化的导向战略不无关系，但是有利于资本积累和促进出口的人口结构转变是否是保证这一增长模式的关键？以至于同时期相伴随发生的人口结构转变第一阶段的“人口红利”期与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是否存在某种必然的联系？这是一个颇具挑战性但又值得深入思索和回答的问题。

1 人口结构转变理论进展及其影响宏观经济的传导路径

国内外关于人口因素与经济发展相关关系的研究，围绕着人口究竟是消耗资源（从而是阻碍经济发展的“消费者”）、还是提出（从而是推动经济发展的“生产者”）、抑或二者兼而有之展开了长时间的争辩与讨论，相关研究也因此大致可以分为阻碍经济增长的“人口增长悲观论”（马尔萨斯派），或许在短期内不利于经济增长、但长时间内最终将促进经济增长的“人口增长乐观论”（反马尔萨斯学派），以及对经济增长影响取决于诸多传导机制的综合效果从而净影响并不明确的“人口结构转变论”（中间学派）。由此使得人口、管理以及经济学研究领域始终存在着乐观和悲观主义者之间的对立传统，进而不同国家在不同阶段的人口管理政策重心上也常常在控制还是鼓励人口生育之间徘徊。

早期起源于马尔萨斯人口学理论的研究认为一个国家的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相比于其人口而言是有限的，从而人口增长带来的人口过剩会阻碍人均产出的提高，由知名科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组成的罗马俱乐部在1972年3月发表的题为《增长的极限》的报告堪称这一理论的代表[1]。但是20世纪后期世界人口与人均收入均持续增长的现象使得马尔萨斯派的“人口增长悲观论”受到质疑，并引发了人口增长乐观派认为人口是一种经济资源的讨论。例如Kuznets[2]认为人口增长使人类更容易获得知识发明和传播的规模效应，Simon[3]也认为人口增长在对资源造成压力的同时也会对人类创新活动产生激励作用，从而人口增长也可能成为技术进步的重要源泉之一。

但实际情形是，从总量的角度考虑人口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相关关系的研究较多[4]，但不同学者因为所关注的问题、数据或研究方法存在差异，导致结论存在较大出入：人口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既可能正相关，也可能负相关，或者并不存在统计显著的相关关系。这类研究既有可能意味着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不同方向的传导机制，从理论上而言影响的净效果并不确定；也可能因为存在数据处理方法上的问题结论并不稳定。前者如Arrow[5]以及Mankiw[6]等的研究结论所示，人口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同时是提出的生产者也是消耗产出的消费者，因此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取决于其生产和消耗产出的净效果。后者正如Barlow[7]以及Kelley与Schmidt[4]等研究所指出的，通常而言经济增长比较快的国家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都比较低，从而经济增长较快的国家的人口增长率并不一定比经济增长较慢的国家高或者低；并且早期人口出生率比较高的国家随后的人口出生率也通常比较高，而早期高出生率对应着随后为经济增长提供大量具有正向贡献的劳动力人口，与此同时随后的高人口出生率则意味着更重的少儿抚养负担因而消费更多的产出，从而意味着单纯从同期人口增长率的角度来考察其对同期经济增长率影响的研究存在数据处理上的问题，因而结论也是模糊的。20世纪70年代开始蓬勃开展的人口与经济互动影响的研究表明，人口结构（尤其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似乎才是考虑人口与经济之间相关关系的关键所在。

人口结构转变现象为世界各国所普遍共享[8]，阐述的是在相关的社会、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下，人口发展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转变为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的过程。该理论源于对西欧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经验分析的结论，最早可追溯到Landry[9]与Thompson[10]的研究，到40年代由 Notestein[11]等学者形成人口结构转变系统性理论，初步创立了“人口转型学派”，之后许多学者[12]对这一理论进行了补充和完善。

早期的人口转型研究将人口结构转变定义为在出生率和死亡率从高向低转变的过程中人口急剧增长的现象，但随后的研究[13]认为人口结构转变并不是单纯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问题，而应该是与之密切相关的一系列转变过程的综合现象：包括流行病学转变[14]、生育行为转变[15]以及家庭组织结构变动[16]等。因而人口结构转变带来的影响也将是多层次和多维度的，既包括经济方面的影响，也包括政策制定和管理方面的影响。

人口结构转变过程中的一系列人口特征变化之所以会对宏观经济运行产生影响，最早可以追溯到Modigliani与Brumberg[17]的生命周期假说的结论：个体平滑其一生消费的动机使得其在工作年龄阶段储蓄以用于退休之后的消费，进而不同年龄个体的生产、消费、储蓄以及投资行为等存在显著差异；因此从宏观总量分析的角度来看，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结构变动将通过影响该国或地区总的产出、消费和储蓄水平等中介变量并最终传递到宏观经济的整体运行特征上来[18]。随后，不同学者遵循这一逻辑对人口结构转变影响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进行了深入分析，结论大致可以归为以下几种情形：①人口结构转变过程中劳动力人口比重变动从而影响劳动供给；②少儿和老年人口比重下降或上升意味着劳动力人口抚养负担发生改变，带来消费和/或储蓄变动从而影响投资，并进而影响物质资本存量；③劳动力人口抚养负担变动影响用于人力资本投资的资源投入，进而影响劳动生产率水平；④人口结构转变过程还有可能通过影响资产价格和物价水平从而进一步影响实体经济的运行。更进一步，如果该国或地区为开放经济体，则其与其他国家或地区人口结构存在差异时将导致劳动力和资本等要素的转移，从而将通过进出口贸易等进一步影响该国或地区的宏观经济。与之相对应，国内外研究人口结构转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围绕其对消费、储蓄、投资、人力资本形成、通货膨胀率以及进出口贸易与国际资本流动等几个方面展开；随着社会保障制度在各国开始逐渐建立和完善，人口结构转变对社会保障制度影响的研究也渐渐增多；其中也不乏直接考虑人口结构转变对经济增长的最终影响的研究。

2 人口结构转变对消费、储蓄与投资的影响

尽管生命周期假说指出个体在其一生中经历从净消费者到净生产者继而到净消费者的角色的转变，从而意味着人口结构转变会对消费、储蓄与投资等宏观经济变量产生影响。但学者的研究指出在实际情形中这一影响的方向并不确定。

从消费角度来看，Erlandsen与Nymoen[19]利用挪威近40年的数据发现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会显著影响同时期挪威总消费的变动，李春琦与张杰平[20]也认为少儿抚养负担和老年抚养负担加重会对我国农村居民消费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但李文星等[21]的研究结果则表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我国1989-2004年间各省居民消费差异的解释极其有限。就储蓄而言，人口结构转变过程中少儿人口比重率先下降（从而少儿抚养比下降）可能意味着家庭或社会有更多的资源可用于储蓄和投资，并且研究表明资产价格将在人口红利窗口期被抬高而增加投资收益率[22-23]，从而刺激居民储蓄行为。Leff[24]的经验研究表明国民储蓄率与少儿抚养比以及老年抚养比负相关，因而人口结构转变过程中少儿抚养比率先下降和老年抚养比随后上升，将意味着国民储蓄率会出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化过程。Modigliani与Cao[25]利用我国的数据也发现少儿和老人抚养比与储蓄率呈负相关关系，从而我国人口结构转变过程中抚养比迅速下降是我国同期高储蓄率的重要影响因素。

但Cutler等[26]在新古典拉姆齐（Ramsey）模型中从理论和经验数据两方面发现无论是在封闭经济体还是在两国开放经济体模型中人口结构变动对消费和储蓄的影响并不确定，取决于实际消费人口支持率与劳动力人口增长率的比较。他对美国数据的动态模拟结果表明人口结构转变将使得美国消费率在最初上升之后趋于下降，并最终达到小于初始值的稳态消费水平；储蓄率则在最初大幅下降随后上升，但仍小于初始水平，最终下降至一个新的长期稳态水平。Athukorala[27]发现台湾少儿抚养负担或老年抚养负担增加1个百分点，将分别对应着家庭储蓄减少25或0.10个百分点。然而，也有研究结果表明，储蓄率可能跟少儿抚养负担负相关，但老年抚养负担加重却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激励居民增加储蓄[28]。

从人力资本积累的角度来看，人口结构转变过程中人口死亡率尤其是婴幼儿死亡率下降使得人们更有激励进行教育投资以获得人力资本回报[29]，并且婴幼儿死亡率下降进一步减少了家庭对后代的预防性生育需求，从而使得家庭更有资源对后代进行人力资本投资，这与人口结构转变过程中寿命变长、出生率下降、推迟生育和教育投资增加等相伴随出现的现象相一致。尽管也有学者指出，在没有社会保障时，寿命的延长是否必然导致人口生育率下降以及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取决于代表性个体更偏好子代数目还是更偏好后代的福利，但一旦引入社会保障后寿命延长会有利于人口生育率的下降并促进人力资本投资和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3 人口结构转变对进出口贸易以及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

人口结构影响国际贸易的机理在于：从出口国的角度来看，较高的劳动人口比意味着这个国家有着相对丰裕的劳动力禀赋，进而带来较高的产出，以致出口更多；换到进口国的角度来看，较高的劳动人口意味着进口国有更多的劳动收入，从而在给定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进口国有能力进口更多的商品[30]。Taylor与Williamson[31]通过研究发现1960 年到2000 年间日本、新加坡、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的国际收支经常项目从逆差到顺差的飞跃与同时期这些国家年龄结构的差异以及变动密切相关。Debelle与Faruqee[32]对1971-1993年21个工业化国家的经常项目决定因素进行了经验检验，发现人口结构对这些国家经常项目有着显著的长期影响。Batini等[33]研究了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经常项目的影响。他们将全球分为四个区域——日本、美国、以欧洲国家为主的其他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研究结果主要是：最快进入老龄化的国家日本将首先出现经常项目余额减少以至出现赤字，欧洲国家在较小的程度上面临相同的问题，而相对年轻的美国则将出现经常项目盈余。Bloom等[34]评价了中印的经济增长，认为健康状况改善和人口抚养比下降是其中极为重要的因素。中国与印度人口结构转变进程互换之后，至2006 年中国的出口总值将下降超过30%，相对应地印度的出口总值则会上升超过30%。许多实现了经济赶超的经济体，如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很大程度上都采用了“出口拉动”的经济发展战略。我国也是如此。其他经验研究[30，35]结论表明，人口转型是解释这些经济体选择出口导向增长模式的一个重要原因：它们采取这个模式的时候，都处在人口结构转变带来巨大劳动力供给的时期；从而意味着这些经济体采用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是一个内生的、自我选择的过程。

与之相对应，当一个国家经历由人口结构转变的持续时间和规模决定的大规模人口年龄构成变化时， 国际资本流动会随之变化[31]。这是因为人口年龄构成会影响国内总投资机会——如果人口更集中在年轻成年人，那么将出现投资率高峰；相反，如果更集中在处于收入高峰期的较年长劳动力，那么将出现储蓄率高峰。从而经济体在对国际资本市场开放的过程中，其人口年龄构成将会通过国内储蓄率和投资率高峰的不同而影响其对国外资本的供给和需求。Higgins与Williamson[36]研究发现人口结构转变过程中相伴出现的生育率上升与死亡率下降从而总人口增加的情形使得亚洲国家减少了对国外资本的依赖：亚洲国家60年代以来储蓄大幅增加与同期少儿抚养负担大幅下降相对应，并利用1950-1992年的数据发现部分亚洲国家如孟加拉国、巴基斯坦与斯里兰卡以经常账户盈余相反数衡量的对国外资本的依赖程度在其少儿抚养负担最高时正好达到峰值。Feroli[37]模拟估算了G-7 国家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资本在G-7 国家间流动的影响。他们从历史的G-7 国家人口年龄数据出发， 估计人口变动趋势的基本经济参数，用于预测未来人口年龄变化的状况。他们的模型结果显示，从2010-2030 年G-7 国家中的相对年轻国家——美国和加拿大将成为储蓄的净输出国，其他的五个国家将成为资本的净输入国。祝丹涛[38]用由人口年龄结构的国别差异引起的各国储蓄和投资大小关系的不同，来解释各国国际资本的流动方向，认为我国目前的贸易顺差其实是“人口红利”期为应对未来“养老”而在海外积攒的储蓄，在老龄化全面到来后，这些海外储蓄还会通过贸易逆差被用掉。

与进出口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密切相关，人口结构转变同时也可能对不同经济体间的汇率产生影响。Andersson与Osterholm[39]利用瑞典1960-2002年间的数据、Andersson与Osterholm[40]利用OECD国家1971-2006年间的数据均发现人口结构是实际汇率的非常显著的影响因素。Aloy与Gente[41]发现日本人口结构转变后期人口老龄化阶段的人口增长率下降是日元相对于美元大幅升值（实际汇率衡量）的重要影响因素。

4 人口结构转变对经济增长的综合影响

以上各小节中学者从不同角度考察人口结构转变过程中的人口特征因素变动对消费、储蓄、投资、进出口贸易以及国际资本流动等宏观经济中介变量的影响；现有研究也不乏直接考虑人口结构转变对经济增长的最终影响的研究[24，42-46]，结论倾向于认为人口结构转变第一阶段“人口红利”期将有利于经济增长，但人口结构转变第二阶段“人口老龄化”阶段则会对经济增长产生压力。

就人口结构转变的第一阶段“人口红利”期而言，由于人口结构转变过程中人口死亡率一般先于人口出生率下降，因而意味着人口结构转变的第一阶段呈现出“年轻化”和“健康化”的特征，之后的人口出生水平下降使得少儿抚养负担急剧下降，从而可能从两个方面促进经济的增长[47]：一是储蓄率水平不变的情况下，人口增长率趋缓加速资本深化的进程；二是促进储蓄率的提高。关于“东亚奇迹”的研究[48-50]的结论基本与此逻辑相一致。与之相对应，人口老龄化则可能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43，51-56]：①劳动力严重短缺带来劳动力供需关系力量变化，并使得经济总产出下降；②储蓄率下降，导致投资减少；③人口老龄化会对公共财政支出带来巨大压力，进而影响经济可持续发展：一方面，人口老龄化意味着政府将面对养老金、医疗卫生等支出持续上涨的挑战，这在客观上对公共财政支出的总规模产生了上涨的推动力；另一方面，公共财政支出的结构也会发生变化，具体表现为：养老金和医疗卫生服务等支出所占比重将大幅提高。从总体上看，人口老龄化将使税基缩减，税式支出增加。

其中也有不少学者指出人口抚养负担下降以及人口健康水平大幅提升的“人口红利”并不必然导致经济增长，从而转换为所谓的“经济增长红利”，而需要合适的政策与社会环境使得“人口红利”有向“经济增长红利”转化的传导机制[57]：首先，劳动力数量增长让社会总产出更低廉、更丰富；其次，劳动力的流动和资源配置推动劳动生产率提高；再次，有关改善劳动力的一系列投资，包括让劳动者再教育、人力资本培训等，可以刺激投资和消费的需求；最后，劳动力和资本组合的优化，让劳动力升级得以持续。早期的亚洲经济增长奇迹表明这些国家国内环境以及政府所做出的努力，一定程度上使得“人口红利”转换为“经济增长红利”机制在这些国家得以实现[49]。与之相对应，学者也指出尽管全球范围内人口老龄化趋势不可避免，但人口老龄化并不必然带来经济增长率的下降，尤其是对于刚开始或即将开始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的国家（如我国）而言，有可能可以通过政策引导等来实现所谓的第二次人口红利[49，58-60]。这是因为随着人口的老龄化态势的增强，行为人预期到自身寿命延长和负担增加，很可能会选择性地增加储蓄以削弱老龄化的不利影响；此外，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增加，后代的教育投资量和投资额也将增加；从而意味着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综合影响取决于老龄化程度、资本产出弹性、教育部门资本投入产出弹性等多个因素的综合影响[61-63]。这与Azomahou与Mishra[64]发现年龄别人口增长率与总人口增长率对人均收入增长率的影响呈现出高度非线性关系的结论相对照。因此现有研究人口结构转变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经验研究中所赖以检验的线性基础受到很大质疑：人口结构转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远比传统的线性假设复杂，从而进一步为理论研究提出了新的命题和挑战。

5 理论与未来研究展望

随着全球范围内越来越多的国家历经人口结构转变这一现象，人口和经济学界对人口结构转变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文献越来越呈现出纵深化的特征。研究国外发达国家人口结构转变的文献表明，人口结构转变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的人口问题，并且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渠道并不单一，将通过消费、储蓄、投资、劳动力投入、人力资本形成和进出口贸易等途径对实体经济产生多个不同方向的影响，从而影响方向并不明确；尤其是在存在社会保障体系和资本市场的情形下人口结构转变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将变得更加复杂多元化；从而实证研究中因为各学者所使用的模型、所包含的变量、变量间关系的假设、参数值的大小以及对引发人口结构转变的因素的设定的不同，都可能导致不同的结论。我国不仅在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和制度环境等方面与发达国家存在差异，人口结构转变与这些国家相比也存在很大不同；因而考虑我国人口结构转变对宏观经济运行影响的研究，既是一个国际化的理论命题，也是一个具有发展中国家特色的应用探索，更可为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对宏观经济的冲击提供理论支持。

致谢：东南大学胡汉辉教授、清华大学-布鲁金斯公共政策中心主任王丰教授为本文早期版本提出诸多建设性修改意见和建议，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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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ographic Transition and Its Effects on Macro Economy： A Literature Analysis

ZHANG Xinyi1，2 ZHANG Qiong3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2.School of Accountancy， 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Beijing 100070， China；

3. School of Economics，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How demographic transition affects macro economy has always been not only an international proposition， but also a typical topic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refore both domestic and foreign scholars have consider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pul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from various aspects for a long time， while few studies have reached an agreement on conclusions so far. This paper starts with a review on theoretical evolution of related literature， and then retrospectively summarizes possible mechanisms of demographic transition on macro economy. It finds that， firstly， in terms of methodology， related researches have changed their focus on aggregate analysis at the very early first stage to recent structural investigations， and further they gradually explore influences of demographic transition on domestic consumption， savings， investment， international trade and/or capital flows in depth as intermediate variables to comprehensively reveal its final effects on macro economy. Secondly， although existing researches tend to conclude that demographic transition does affect these intermediate variables， while there are great discrepancies among detailed directions and extents. This echoes with undetermined theoretical predictions for synthetical influence of demographic transition on macro economy， and is also well likely due to different scholars using different data and＼or methods. This paper hence indicates that although much work have done in related literature， and yet further studies on demographic transition and its effects on macro economy under special Chinese circumstance are worthy doing in future.

Key words demographic transition； consumption； investment； export and import； international capital flow； economic grow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