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小说的外来者形象与都市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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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一位贯穿了新时期文学历史的作家，王安忆的创作一直求新求变，力图超越自我。上海是她始终钟情的创作空间，继《长恨歌》为上海作传后，王安忆便不再着力于对上海绮丽优雅等质素的描写，而开始直击日常生活的本真。在近年来的一系列作品中，王安忆开始叙述城市的“外来者”这一特殊人群，为我们展示了不一样的上海和人生。

【关健词】 王安忆；上海；外来者；弄堂；劳动者

自初登文坛伊始，上海便是王安忆不曾放弃过的创作空间。繁华的十里洋场在王安忆的笔下很少显出声色犬马和纸醉金迷，是因为上海的印象在她的小说中总是体现在平凡人物的草根生活之中。而在女性的体验下，王安忆许多作品又不约而同地体现出一种闺阁气质，上海的精神投射在弄堂女儿身上，是衣、食、住、行和情爱纠缠，庸常琐碎但又细腻绵密。在这一类型的作品的巅峰之作《长恨歌》后，紧接着的《富萍》依然是写上海，但是王安忆彻底放弃了对上海绮丽优雅等质素的描写，直击日常生活的本真，在《小饭店》、《发廊情话》等一系列作品和近作《骄傲的皮匠》中，为我们叙述了上海的另一类主人――外来者。他们的生存状态和精神世界是王安忆竭力脱离老上海的传统体验后的书写，出于闺阁之外。

一、“他者”的弄堂情结

作为一位童年时举家迁往上海的“外来者”，王安忆在长期的上海生活中触摸到了上海市民社会的脉搏。在这日常的、物质的民俗生活相中，王安忆感受并认同了上海市民文化，弄堂生活经验从自发到自常见地融入到王安忆的上海书写当中。既是“弄堂的女儿”，又是“同志后代”，王安忆的双重身份使她对于上海这座城市有着独特的认识，既依恋热爱，又不乏清醒的批评。王安忆有意识地将上海市民文化作为她许多小说表现的主角，写出了“新市民与旧市民的相互抵触”[1]。

王安忆小说中的地道的“上海人”大都把上海看作了精神的支柱，一旦将要失去上海，尤其是以淮海路为代表的老上海，便会终日惶然不知所以。《流逝》中的文影离开上海去江西不久便精神崩溃，原本成份不好万事小心的端丽为了不让女儿插队竟然不惜与工宣队起了大冲突；《闺中》的女儿为了不离开西区的老亭子间终身未嫁。王安忆对这些上海人的叙述不免语带讽刺。在她看来，这些上海人有时实在是没什么见识的，他们对上海之外世界的认识有时还不如农人，对上海的依恋与执着是茫然又混沌的，离开弄堂时生离死别般的痛苦难免是可笑的。《好婆与李同志》中的好婆作为旧上海大户人家的下人，对上海的新市民们也有一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不过，这种优越感有时虽然不免刻薄，但更多的是善意。她耐心而准确从衣食住行各方面地教授着来自部队的李同志，对李同志的变化给予了她心目中的最高评价：“你象个上海人了”。

而到了《富萍》，甫一开篇便又是上海的弄堂，这里的生活是我们在王安忆的作品中早已熟悉的。但观察这种生活的视角从雯雯和欧阳端丽这些土生土长的上海人转移到了以往被作为陪衬的外来者的身上。王安忆的许多作品中都写到了奶妈、保姆这个外来群体。《富萍》中的奶奶便是《69届初中生》中阿宝阿姨，她和吕凤仙、阿菊这样的保姆们从四面八方带着改不掉的乡音开始融入到了上海的弄堂之中。在王安忆看来，奶奶对上海生活的彻底融入正体现出了上海的魔力：她有着很强的吸纳力，苛刻却宽容地接纳着外来的文化。对于上海，奶奶也是有独特见解的。虹口的军区大院在她眼里“算个什么鬼住的地方”，她和市中心居民的成见相同，以为只有淮海路才算是真正的上海。显而易见，长期居住上海的外来移民在潜移默化之中，已经全盘接受了上海的市民文化，他们对于新进的外来者，也产生了上海市民才会有的地域优越感。

对于一个开放的大都市来说，奶奶们这种褊狭心理自然是一种陋习，但是，“王安忆深知这种心理上的根深蒂固，已完全融入市民的情感取向与价值判断，无法剔除”[2]。因此，对于这种弄堂情结，王安忆更多的是以一种审视的姿态，表达了她对日益物质化、功利化的上海的批判与否定，重构了一个充满日常生活感性和人情味的上海。

二、生命激情的本能勃发

王安忆的创作经历中并不曾回避过写性。上世纪80年代的“三恋”可以看作是王安忆对新时期文学思潮的呼应。不过，当她在文坛有了自己的地位后，却不愿再多论“三恋”。“后来，王安忆再也不敢轻易涉足叙事，她的作品变得越来越委婉含蓄。她宁可在文化上和心理层面上不厌其烦地下功夫，也不愿去触摸身体的区域”[3]。《长恨歌》中的王绮瑶一生情路坎坷，与毛毛娘舅的相知源于浪漫温馨的下午茶；萨沙对平安里的流连最初也是为了口腹之欲。程先生一生钟情王绮瑶，在饥馑时期与她在一起却也是吃字当头，也许，这种旺盛的食欲最终成了程先生一生压抑的的承担。平安里众人围炉的情节已经世俗到了极限，也把旧上海的旖旎写到了极致。90年代后期，王安忆作品中的变得越来越模糊，在《富萍》、《桃之夭夭》等小说中，鲜明体现出的是人物对于世俗温馨的平凡婚姻的向往，人间烟火气越来越浓。“吃”作为人的最基本的需求与欲望，在某种程度上替代的阐释。

在王安忆的上海书写中，吃一直有着不平凡的意蕴，是浮躁的城市日常生活扎实的内核。《新家坡人》中，喜欢上海的新家坡人在众多女人的包围中，身体的欲望一直被王安忆几乎压抑到了零度，完全被上海的小市民文化和弄堂情调掩盖了。“性”与“食”都是人性最本质的体现，新家坡人在性上对上海女人无能为力，只好让陈先生在吃上为他寻找上海的精髓。一场一场生拉硬配出的饭局总算给了新家坡人一点上海的交待和安慰。

在《富萍》这样一部散点式的小说中，情爱不是主旨，于是“吃”自然成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但凡写到饭桌之处便闹热非常。相比之奶奶扬州乡下粗放风格做成的浓油赤酱的狮子头与红烧蹄，王绮瑶桌上的盐水虾、白斩鸡、蛏子炒蛋未免显得寡淡和矫情。其中，吃的高潮是在孙达亮家宴请奶奶的餐桌上。酒肉的充实和膏腴，舅妈的豪爽和舅舅的风度让来自“上海”的奶奶都为之倾倒。《好婆与李同志》中好婆细细道来的一路路上海菜是她上海人身份的象征，也是对外来者自觉的文化传教。在王安忆看来，上海的市民的日常生活观就是“它（上海）把角角落落里的乐趣都积攒起来，慢慢地享用，外头世界里的风云变幻，于它都是抽象的，它只承认那些贴肤可感的”[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