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贵权先生诗化摄影门外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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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黄贵权先生与中国画画理有血脉关联的摄影作品，构成元素有两类，一类在意象形式或章法布局方面，与中国画符号构成手法或原则灵犀相通，另一类则以一片水墨氤氲气象呈现出了中国画特有的材质肌理之美，但这二者和合在他的作品中所达到的审美高度，却又绝对不是以表象相似的方式直接挪用中国画技效的必然结果。

通过摄影技术，捕捉光影变幻，仍然是黄贵权先生摄影作品的生命线。可贵的是，他既没有被外在的“物理真实”局限，也没有陷入“中国画仿真”的泥淖，而是让来自“物理真实”的“光影生命线”，变幻成以具体作品为载体的具有“文化生命”属性的诗化表达。不过，要想不失“物理真实”地将客观外在自然景观，通过镜头变现成他那样的个性化的“文化生命”，无疑还需要其内心世界具备隶属中国文化话语深层结构的特定的摄影美学前提支撑。

这个特定的摄影美学前提支撑，首先是摄影家须具备清晰的人文文化归属；其次，便是摄影家须具备能将人眼所见之“现象”转换成“心中意象”的技术操作能力。前者，决定了摄影家所看到的自己希望看到的那个外在自然景观的人文质量的高低；后者，决定了摄影作品的最终效果是否比自己所希望看到的外在自然景观的艺术化物化显现还要理想。

从黄贵权先生那些意象构成形态动人心魄、水墨氤氲气息扑人眉宇的作品看，他的那些感人至深的作品，不仅有着在展卷的瞬间即能让我们感受到血脉贲张，心灵受到震动，而且还在触目所及的刹那，让我们的情感世界升华到他的作品所给定的崭新境界。谨此而论，其隶属中国文化语境的“文化归属”及其将其“变现”为以其摄影为载体的“审美意象”的方式与方法，对其作品的文化质量的优劣，显然是极为重要的。

这就是说，要想达到黄贵权先生那样的“画面”效果，摄影家除了需要在摄影前具备上述那种特定的审美心理前提，还需要具备与之相关的特定的时空意识，及与之相关的方法论。只有如此，才能达到他的作品所显现的他人难以模仿的高度。通过分析黄贵权先生的那些“真实”地“表现”中国画构成手法及其水墨韵味的作品，我们发现，正是借助了中国画技法语言及其画理理念所蕴含的时空观和方法论，才使得他的作品因“人化了自然”，而具有了超凡脱俗、不同凡响的诗化品格。

《论语》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黄贵权先生的作品，其质地，悠扬、清脆而飘逸；其境界，明净、浩淼而谧远。其实，这正是来源于上述中国画的技法语言及其画理理念乃至与其相关的时空意识和方法论所铸造的文化心灵，才最终使得黄贵权先生所“摄”的相对而言的“微观世界”，因能做到比德“君子”且能达于“文质彬彬”之境，而令我们格外感动。

二

相对千山万壑，黄贵权先生所“摄”的对象，似乎多是“相对微观”的世界。但这“微观世界”却能在中国人特有的时空观的观照下，一沤如海，恣肆，震动我们的心灵，让我们生命中的“藏象世界”顷刻即能愉悦其中，进而不由自主地神游其“意味之外”。这样的效果，显然与中国人特有的时空观观照下的诗化思维方式息息相关。

中国画特有的诗化思维方式，特别讲究“意外味”。所以外在的物理空间自然会向心灵化的艺术空间流动。这样的流动，其价值指向，无疑是中国文化中的以“厚生爱民”或“洁身自好”为道德皈依、为人生皈依的那个“仁学”系统对艺术家艺术思维的介入。从黄贵权先生的作品看，他正是通过类于传统绘画的“再造丘壑”式的手法，让外在的物理空间向心灵化的艺术空间流动，并最终让我们的“心灵世界”，通过其作品指定的审美路径，陶醉在其作品给定的具有“意外味”属性的“神游天地大化”之中，并由此令我们的人格精神于此中能够得以升华。

于是，可以说正是通过追求与中国画“画品即人品”理念灵犀相通的摄影本体的美，所以，黄贵权先生才既没有被自然外在的客观真实所囿，也没有成为长于“以写我心”的水墨画的奴仆，而是通过他所擅长的多重曝光及有效使用折反镜等技术手段，把他的摄影“搞得”既文且质，从而印证了中国古代画家所崇尚的“形式即理”这一理念。

总之，对摄影理论深有研究的鲍昆先生曾说：“摄影传到中国，很快就和中国的传统文化结合起来了。”“早期的刘半农、陈万里、胡伯翔发展到郎静山，是当时的高峰，黄贵权先生的摄影，与这样的中国现代摄影史是有很大关系的。”这确实是深谙摄影文化之道的理论家的真知灼见，标示着黄贵权先生的艺术探索，是航行在一条已然不会干涸的中国人自己的摄影文化河流之中的。

三

总体看来，黄贵权先生的摄影作品，散发着酝酿了近百年的伴随与香港西化同行同在的隶属中国人自己的文化传统逐渐复兴的佳酿的醇香。所以，在当下文化语境看他的作品，一方面，能唤醒我们内心深处具有灵魂需要属性的某种精神认同，另一方面，他的作品，对于抵制当下人们在市场经济体系下形成的过度膨胀的物欲，以及弥补由此而带来的道德缺失，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这多少表明，在摄影的过程中，黄贵权先生所追求的，不仅是去感受因文化认同带来的心灵慰藉，而更多，也更重要的是，他无疑是想通过其作品，让人们去感受亲验文化而给心灵需求和精神向往带来的幸福与温暖。于是，也正因此，对他而言，“画意”也即不再是桎梏，且反而能因此“自然”感化人心。宋代的程颐曾认为，“性存于人而有形者即为心”，这便是中国人所谓的

“有形之心”。 （转下页）

照之于黄贵权先生的作品，这其实正是他的《诗影澄怀》《象幻情真》《现代画意》等作品能够持久地感动人的灵明、震动人魂魄的本因。

总之，在摄影的人文本体中，黄贵权先生的作品，能令我们觉其意象中有如袅袅飘摇的佳人婀娜而至。这之中，他平生交往的海派画家朱屺瞻先生的风格，潜在地使他能与大师同行，而他对中国画画理的深入研究，则使他因其起点高、标准高，所以才导致他的摄影，不仅只是直白的技术表达；更为重要的是，他的摄影，还是服务前述的我们的“生命藏象”的诗意化依托；这是一种触动人的“灵肉合一”之“机”的显现，是通过摄影，让我们的精神心理共鸣于他的作品所显现的生命世界，而令我们的情感能够于此中得以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