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读者一点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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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道是，戏法灵不灵，全靠毯子蒙。毯子揭下去，便没戏了。

有人为实现不可告人的目的，恶用一种屡试不爽的招法――吹牛。于是，要钱，钱到手了；要官，官做成了；要色，色到位了；要名，名扬出去了。现代杂文作家庐隐在其杂文《吹牛的妙用》中说：“我们中国人专门走捷径，而走捷径的第一个法门，就是善吹牛。”

在这篇著名的作品里，作者用很大的篇幅列举吹牛的几种事例，同时总结出吹牛的要领和方式，“吹牛也要认清对方，不然的话，必难打动他或她的心弦，那么就失掉吹牛的功效了。”“好色者以色吹之，好利者以利吹之，好名者以名吹之，好权势者以权势吹之，此所谓以毒攻毒之法，无往而不利。”作品最后还不忘叮咛：吹牛要有相当的训练――不红脸。

吹牛是否属于“国粹”?不然，何以吹牛的“法宝”薪火相传，江山代有才人出，绵延千余年?前天的报纸报道：一男子对一企业主吹嘘能有四通八达的推销网络，这企业主便喜上眉梢，给其六万元货物，那男子未用三天，果然货款如期到账。尔后又提走价值二十万元的货物，然而一去不见踪影。企业主方知上当受骗，连呼： “我听了他的吹牛便失去了警惕。”在网上，有骗子吹牛称自己是什么博士后在国外有巨额财富，便骗得少女的芳心，屡屡得手……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期，时兴打擂比赛――吹牛，你这个县稻谷亩产两万斤，他那个县便吹出亩产三万斤的“卫星”；你说这个乡有多少人会作诗，他便说他那个乡人人会作诗，吹牛吹破了天，结果多少人遭受饥馑，乃至饿死人。直至今天，还有一些干部习惯说大话――吹牛，为了政绩不惜造假，民众对此无不诟病。

《吹牛的妙用》全篇作品语言平和，既无讽刺、揶揄，也无批判、鞭挞，如同相声大师马三立的单口相声，不动声色，不靠噱头，也无大动作，更无打情骂俏，往桌前一站，说不上三五句话便让观众捧腹大笑，乃到听完许久，其音容笑貌仍历历在目，齿颊留香。

作品未挖掘国人吹牛的情结要追溯到哪朝哪代，也未断言此类吹牛要延续到何时；未指出吹牛的危害和告诫国人万万不可听信吹牛者的伎俩，也未分析有吹牛者且能大行其道是因为有听信吹牛的土壤等等。有的只是一句话带过，如作品开头只一句“假使你这一生缺少了吹牛的本领，别说好饭碗找不到，便连黄包车夫也不放你在眼里”。可见国人对吹牛的受用程度。

为什么作品有意地漏掉这么多本应该写全写满的文字?我以为，其创作手段之妙也正在这里，人们平时常说的“此时无声胜有声”，就是这个“省略”的美学应用，留给读者思索的空间，这是杂文创作的一个看似很简单但又往往被杂文作者所忽视的方法。如同拍摄电影，有时将镜头切换到万里晴空，或者一望无际的旷野。正是使用了这种“留白”的艺术技巧。使观众对此前的众多镜头连缀起来，玩味剧情与人物的命运等。

我这样说，不是说该挖掘的“根源”就不用挖掘了。该写的“展望”与设想也不用写了。更不是说该讽刺的也不讽刺该鞭挞的也不鞭挞了。不是的。这要看作品的需要与否。需要的恰恰未写，是不完整的，抱残守缺，犹抱琵琶半遮面；不需要写的却写了，则是画蛇添足，冗长累赘，令人难以卒读了。

庐隐(1898――1934)：原名黄淑仪，又名黄英，福建省闵侯人。1903年父亲去世后居于北京舅父家。1909年入教会学校，信仰基督教，1912年考入北京女子师范学校，1917年毕业后曾任教于北京公立女子中学、安徽安庆小学及河南女子师范学校。1919年考入北平高等女子师范，1921年加入文学研究会，1922年大学毕业后，到安徽宣城中学、北平师范大学附中教国文。1925年出版第一部小说集《海滨故人》，1926年到上海大夏大学任教，次年任北京市立女子第一中学校长。这期间，母亲、丈夫、哥哥和挚友石评梅相继逝去，悲哀的情绪浸透这个时期的作品集《灵海潮汐》和《曼丽》之中。1930年与李唯建结婚，1931年出版两人通信集《云鸥情书集》。婚后两人曾一度在东京居住，有《东京小品集》。1931年回到上海。三十六岁时因分娩而逝世于上海大华医院。有小说集《归雁》及散文集《林海涛集》，另有《庐隐选集》传世。

2007年9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