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东方学研究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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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阿拉伯-伊斯兰世界一直是东方学最为关注的研究对象，但东方学家多站在西方基督教的立场上，以难以被穆斯林接受的观点和方法解读伊斯兰，从而导致伊斯兰在西方被误读和曲解。因此，对“东方学研究”的研究极为重要，有助于对东方学正负两方面影响进行梳理，也有助于在对阿拉伯-伊斯兰世界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批判性地借鉴东方学的学术成果，并通过强化文本阅读和自主研究，达到构建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体系的目的。

关键词：东方学；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基督教；文本阅读；学术研究

文章编号：1673-5161（2013）02-0081-11 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码：A

一般以为，东方学是指西方对东方（近东、中东、远东）语言、社会文化以及各人文学科开展的研究。如果说早期的东方学还带有浓郁的学术色彩的话，那么，由此引申的被广为袭用的所谓“东方主义”则更多地偏向政治。无论是东方学，还是东方主义，实际上就是西方人站在欧洲立场上且视东方为“他者”的一种思维，是西方对东方的一种解读。

显然，东方学的解读对象泛指整个东方，其中包括阿拉伯地区、印度及南亚次大陆，也包括中国、日本以及东北亚地区。由于东方学是基于欧洲为中心而存在的一门学科，因此，这门学科的价值取向、对他者——东方的评判也是基于以基督教为核心价值的西方标准。上述三个属于东方范畴的区域，就其宗教属性而言，分别属于伊斯兰教、佛教和儒教。本文的研究不涉及广义范畴的东方学，仅探讨针对阿拉伯-伊斯兰地区而言的东方学研究。

一、东方学之起源：古典东方学

东方学的历史与发展主要有三个时期，即18世纪末之前的古典东方学时期，19世纪至二战结束的现代东方学时期，20世纪中叶至今的当代东方学时期。

根据上述划分，古典东方学的上限时间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但学界一般都认为，古典东方学的产生是以基督教传教（Evangelization）活动为先导的，而西方宗教界对东方——中东地区的传教始于12世纪，即基本与西方同步。

实际上，在大规模传教活动开始之前，作为个人行为的西方学者对东方阿拉伯的研究早已出现，如被后人称为“英国东方学第一人”的巴斯的阿德拉德（Adelard of Bath，1070～1135年）就曾在西班牙南部的安达卢西亚地区和叙利亚地区广泛游学，并通过学习阿拉伯语来展开对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研究。阿德拉德的研究也得到了英国王室的推崇，被聘为亨利二世的家教。这一时期较有影响的学者还有柴斯特的罗伯特（Robert of Chester，1041～1148年）、丹尼尔（Denial，？～1190年）等。以这三人为代表的早期学者主要关注的是阿拉伯穆斯林在自然科学领域的成就，他们通过对包括花刺子密（al-Khwarizmi）在内的阿拉伯穆斯林学者及其学术著作的翻译向西方介绍阿拉伯穆斯林的学术成果。这一时期，除对阿拉伯穆斯林在科学领域，尤其是数学和化学方面所取得的成绩表现出仰慕之情外，并无太多杂念，诚如英国当代学者约翰·霍布森所言：“达·芬奇、菲奇诺（Marsilio Ficino）、哥白尼在沙蒂尔（ibn al-Shatir）、花剌子密以及纳西尔·艾德丁·图西（Nasir al-Din al-Tusi）的类似成就面前居于下风，就连瓦斯科·达迦马也相形见绌。”

1095年，罗马教皇乌尔班二世在法国克勒芒宗教大会上说：“在东方，穆斯林占领了我们基督教徒的圣城（指耶路撒冷），现在我代表上帝向你们下令，恳求和号召你们迅速行动起来，把那邪恶的种族从我们兄弟的土地上消灭干净！”自1096年第一次开始，在此后近200年的时间内，西方基督教势力向阿拉伯穆斯林多次发起。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伴随着大规模传教活动而展开的对东方——阿拉伯-伊斯兰的研究才被正式纳入官方视野。据20世纪初的有关历史文献记载，法国国王路易九世可被视为东方学研究的推手。他曾踌躇满志，亲自率兵发动了以埃及为主要目标的第七次（1248～1254年），但不幸的是，在其攻占埃及后的第二年，就沦为由阿拉伯民族英雄拜伯尔斯率领的埃及马木鲁克军队的俘虏，法国通过支付巨额赎金才把路易九世解救出来。他回到法国后，曾告诫属下：“显然，通过战争手段是无法战胜和制服穆斯林的。因此，必须将武力发起的战争转变为在信仰和思想领域的战争。对欧洲学者而言，除了展开对伊斯兰文化的研究以外，别无其他选择，因为，战胜伊斯兰思想的武器就是来自于对伊斯兰文化的研究。”此后，西方对阿拉伯-伊斯兰的研究明显地从原来的以关注学术为主转向对伊斯兰信仰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伊斯兰思想的研究。

在东方学发展史上最值得一提的是1311-1312年在法国维埃纳（Vienne）召开的基督教第十五届大公会议（the Council of Vienne）。此次大会在教皇的授意下，颁布了在欧洲一些大学（主要指巴黎大学、萨拉曼卡大学、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和牛津大学等）开设阿拉伯语专业的决定，从而确立了阿拉伯-伊斯兰研究的学术地位。然而，此时整个欧洲对阿拉伯-伊斯兰的研究并未因此而迅速形成规模，直至剑桥大学于1632年、牛津大学于1636年分别正式设立阿拉伯语专业之后，以对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东方学学科才得以确立。不过，对这一学科的特指词“Orientalist”（东方学家）、“Orientalism”（东方学）的概念认定则相对滞后。有学者认为，如果以这一特指词的出现时间作为“概念认定”的依据的话，那么英国是1779年，法国是1799年，而这也正是古典东方学和现代东方学的分界。

16～17世纪最杰出的东方学家是威廉·贝德韦尔（William Bedwell，1561-1632年）。威廉具有很强的基督教背景，他对伊斯兰教所持的态度是负面的。另一位较为杰出的东方学家是剑桥大学教授西蒙·奥克雷（Simon Ockley，1678～1720年），他在阿拉伯-伊斯兰研究方面的代表性成果是于1875年在伦敦出版的专著《撒拉森历史》（History of Saracens）。

17～18世纪，英国的东方学研究成绩最为卓著，较有影响的东方学家主要有：爱德华·布库克（Edward Pocok，1606-1685年），其代表作是《阿拉伯历史举要》；毕业于剑桥大学的埃德蒙·卡斯特尔（EdmundCastell，1606～1685年），其主要著作是《闪族语言词典》；乔治·赛尔（George Sale，1697～1736年），其重要成果是翻译出版了《古兰经》注释；威廉·琼斯（William Jones，1746～1794年），其最杰出的贡献是翻译出版了《七首悬诗》。

二、东方学之发展：现当代东方学

1 以英国为代表的现代东方学

现代东方学始于19世纪，正值英国殖民主义扩张已到了无以复加之际，世界许多地区都已沦为英国的殖民地。出于宗教和经济原因，19-20世纪的东方学研究的特点是殖民色彩浓郁，如以东印度公司为代表的跨国公司对东方学研究的高度关注。在这些大企业的主导下成立的一些所谓“协会”和“学会”，大肆收集东方各国的文献手抄本，为日后的东方学研究铺垫了厚实的基础。与此同时，这些组织还积极充当殖民当局的阿拉伯—伊斯兰事务“文化顾问”，成为西方文化入侵被占领地区的先行者。本质上，这一时期的东方学研究与古典东方学时期以传教为目的的研究一脉相承。反观西方的传教活动，不难发现，传教活动不仅是为了传播一种信仰，而且是试图通过建立“信仰”这一渠道来实现对人的控制，是一种基于心灵的文化侵略。正如埃及当代学者·伯希在其《现代伊斯兰思想与西方殖民主义》一书中所言，“基督教徒希望能在穆斯林中传播他们的宗教，于是他们欣然接受了‘东方主义’。这对他们而言，更加便于传教，更加便于深入伊斯兰世界。传教士的利益与殖民者的目的一拍即合。殖民主义借助于传教士在东方拓展属于西方的势力范围，而传教士则向殖民主义当局进言称‘基督教将成为西方殖民主义在东方的一座基地’。殖民当局听信此话，并为传教士大开绿灯，为他们提供保护，对他们予以经济上的资助。这就是东方学起始于传教活动，而后又与殖民主义联合的原因所在。”

未能征服阿拉伯-伊斯兰地区，长达数百年的传教活动也没有削弱这一地区民众对伊斯兰教的虔诚信仰，这使西方人对伊斯兰教的认识更加趋于偏激。虽然始于18世纪末并一直延续至20世纪初的西方殖民主义扩张，以及在此过程中对包括阿拉伯-伊斯兰地区在内的东方国家的占领和经济掠夺，在一定程度上讲是西方人占了上风，然而面对“强大”的伊斯兰教，他们仍然束手无策。曾四次当选英国首相的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于1883年在议会下院手持《古兰经》坦言：“只要地球上还存在这本书，我们不仅没有希望战胜穆斯林，而且我们的国家还将面临危险。”∞英国首相的此番言论实际上代表了西方世界对伊斯兰教的质疑和恐惧，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原本相对独立的东方学正式与殖民主义牵手，成为殖民主义拥有的除兵舰、大炮和枪支以外的又一锐利武器。也正是在殖民当局的支持下，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期的东方学研究才得以飞速发展，其最为突出的标志就是，欧洲许多著名大学都先后开设了阿拉伯语或其他东方语言专业，以及西方各国东方学研究机构的建立，如法国的亚洲学会、英国的皇家亚洲学会、美国的东方协会及德国的东方学会等。大量至今影响犹在的由欧美东方学家撰写的阿拉伯-伊斯兰研究专著大都在这一时期问世。更值得一提的是，19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以刊载东方学研究成果的专门杂志得以在法国、英国、美国、德国、意大利等欧美国家问世，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由东方学法国流派奠基人西尔维斯特·德·萨西（Silvestrede Sacy，1758-1838年）所领导的“亚洲协会”出版发行的《亚洲杂志》（约1822年创刊）。

整个19世纪至20世纪上半叶，以英国为代表的东方学带有明显的殖民主义色彩。东方主义作为殖民主义的有机组成部分，东方学研究的任务就是搜集信息、翻译文本，对历史、文化、宗教、执政家族、思想、传统等予以解读。东方学家因其对东方的了解和研究，在西方执政当局眼里成为无可取代的伊斯兰东方的专家，甚至在当局制定有关政策时，也会向他们咨询并听取意见。正是在殖民当局的支持和怂恿下，东方学研究颇显繁荣，东方学家的地位也得到提升，甚至还赢得一些阿拉伯国家的认可，并在这些国家的学术机构里参与学术研究。

19世纪最有影响的东方学家是爱德华·威廉·雷恩（Edward W.Lane，1801～1876年），其重要著作是于1836年出版的两卷本《现代埃及道德与习惯研究》（An Account of manners and Customs of Modern Egyptians）和多卷本《英阿词典》（Arabic-English Lexicon）。另一位较出色的东方学家是爱德华·亨利·帕尔默（Edward H.Palmer，1840～1883年），其代表作是1886年出版的《东方苏菲》和1881年出版的《阿拉伯语语法》。威廉·赖特（William Wright，1830～1889年）也是这一时期的知名东方学家，曾翻译出版了一批阿拉伯语经典著作，其中有迈格利的《香气》和穆拜拉德的《语言大全》等。理查德·比尔顿（Richard Burton，1821-1890年）也是那一时期杰出的东方学家，其最主要的成果是翻译了《一千零一夜》。

应该说，上述东方学研究成果对西方人了解阿拉伯世界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不容否认的是，在19世纪至20世纪中的150多年里，还有更多的东方学家站在伊斯兰教的敌对面，以他们对伊斯兰的理解撰写了大量有关伊斯兰史、伊斯兰法、《古兰经》与《圣训》知识等方面的著作，此类书籍数量高达6万余种。他们的研究成果成为西方误读伊斯兰和阿拉伯的理论依据，其中产生负面影响最大的东方学家及其作品主要有：英国人威廉·缪尔（W.Muir）的《的身世》、比利时裔法国人亨利·莱蒙斯（H.Lammens）的《伊斯兰教：信仰和制度》、英国人阿尔弗莱德·朱马（Alfred Juma）的《伊斯兰》、匈牙利籍犹太人伊格纳兹·高德兹赫（Ignaz Goldziher）的《伊斯兰研究》、《伊斯兰教的信仰和教法》、英国人汉弥尔顿·基布（H.Gibb）的《伊斯兰现代潮流》和《伊斯兰教和西方社会》等。

2 以美国为代表的当代东方学

相较欧洲而言，美国对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关注和研究要晚得多。美国东方学始建于19世纪初，从时间划分上来看，此时已进入“现代”阶段。因此，美国不存在古典东方学。

和欧洲各国的东方学一样，美国早期的东方学也与基督教传教活动相关。美国在阿拉伯地区的传教活动始于1820年，主要的传教区域是沙姆地区⑤，其传教活动以建立各类教会学校为主，如1859年在黎巴嫩创办的女子学校、1866年建成的叙利亚基督教学院（即美国大学的前身）。1911年，美国的传教活动开始进入海湾和阿拉伯半岛，并确立了“通过海湾向阿拉伯半岛实施传教”的战略。在这些传教活动中，表现最为积极的是美国东方学家塞缪尔·兹威默（Samuel Marinus Zwemer，1867-1952年）、邓肯·伯莱克·麦克唐纳（Duncan Black Macdonald，1873-1943年），他们都是《阿拉伯世界》杂志的主要创办人；前者极具影响的专著是《伊斯兰对信仰的挑战》，后者则更加关注对伊斯兰神学的研究，其专著是《穆斯林神学之发展》。

美国的东方学以传教开始，并以在主要阿拉伯国家创办教会学校作为进入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跳板，可谓“文化渗透”的成功案例，至今依然存在的开罗美国大学就是最好例证。显然，美国的东方学如同欧洲各国的东方学一样，也具有明显的政治驱动，这在二战后尤为突出，特别是在第一次中东战争之后，阿拉伯穆斯林备受美国关注。与此同时，英法等欧洲国家己不再是世界政治舞台的核心角色，取而代之的是美国。然而，面对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美国自叹不如英法等欧洲国家对其有过深入研究。为此，美国在二战后即采取果断措施，千方百计强化对东方尤其是对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的研究。1958年，美国参议院还专门颁布了相关决议，并于1959年成立了美国中东研究联合会。到1965年，在联邦政府的支持下并依托高校及其他科研机构共创办了15家阿拉伯语教学中心。至此，能够提供有关中东问题、伊斯兰研究研究生教育的高校已达28所，从业教师达300多人。与此同时，美国的一些著名财团和机构如福特（Ford）公司、洛克菲勒（Rockefeller）财团、卡内基（Carnegie）基金会以及兰德（Rand）公司等都出于自身需要，对这类研究予以资助。

值得指出的是，美国的东方学研究之所以能够在短时间内实现较快发展，大批欧洲东方学家的加盟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如英国东方学家伯纳德·刘易斯（Bernard Lewis）、汉弥尔顿·基布、奥地利杰出东方学家古斯塔夫·格鲁尼巴姆（Gustave E.yon Grunebaum，1909-1972年）等都先后成为美国高校中东研究机构的台柱，为提升美国的阿拉伯-伊斯兰研究水平作出了巨大贡献。

美国东方学研究不仅擅长于广泛吸纳欧洲各国东方学研究的先进经验，同时还十分注意与阿拉伯学者等亚洲国家学者的合作，从而大大拓宽了学术研究的视野。最早加盟美国东方学研究的阿拉伯学者是希提（黎巴嫩裔），其他较为活跃的阿拉伯裔学者还有沙里勒·义赛韦（埃及裔）、穆赫辛·迈赫迪（伊拉克裔）、阿布杜拉·哈姆迪（摩洛哥裔）等。

美国的东方学研究显然与欧洲早期的东方学研究不同，而这种不同正代表了当代东方学的走向。如果说欧洲早期的东方学较多关注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的、历史文化、文学艺术的话，那么以美国为引领的当代东方学则以政治为导向，以当代和现状研究为中心，服务美国的全球战略目标。正如美国学者所言，美国的东方学研究以对伊斯兰历史文化研究作为基础，聚焦于伊斯兰之现状，“并向美国政府提供这方面的信息，以便使政府适时修正其对外政策。”美国政府和高校研究机构的关系历来比较密切，而其与高校阿拉伯一伊斯兰研究机构的关系更是非同一般，甚至一些阿拉伯-伊斯兰研究专家去政府相关部门任职也不鲜见；同样，官员加盟学术研究也成为一种常态，这种做法在很大程度上加强了政府决策机构和学术研究机构的互动，进一步强化了东方学的政治色彩。

美国东方学研究注重政治和经济的特点催生了“区域研究”（Area Studies），而“区域研究专家”也成为“东方学家的新名称”。区域研究的出现，实际上是对东方学研究的深化和细化，这是时展的需要。不难看出，以美国为代表的阿拉伯-伊斯兰区域研究中的东方学的“他者思维”未曾改变，那些新东方学家对东方文化的敌视态度依然如故，建立在对伊斯兰歪曲和误读基础上的东方学传统信条依然贯穿于阿拉伯—伊斯兰研究之中。美国学者伦纳德·伯阳多尔（Leonard Bayandor）是最热衷于区域研究的新东方学家之一，他强调：“我们的目的就是，实现我们在这些区域的势力存在并清除敌对力量。”

对于美国当代东方学（或称“区域研究”）研究，另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是其受犹太学者影响较为明显。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人所皆知，犹太裔学者深知美国高校的研究机构和知名学者如何影响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他们为此千方百计在这一领域施展影响，使相关的学术研究尽可能偏向于以色列。甚至有学者认为，“美国犹太裔势力已成为左右美国阿拉伯-伊斯兰研究发展的第三股力量”。当代最有影响的犹太裔美国东方学家伯纳德·刘易斯就是这股力量的最好代表。

三、东方学的影响

无论是古典东方学还是现当代东方学，在一定程度上给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的现代化走向产生过多元影响。同时，东方学的存在更多地让西方世界对神秘的阿拉伯-伊斯兰世界产生了强烈的兴趣。东方学研究参与者之多@以及他们所构建的一整套话语体系又几乎成为所有国家相关学科默认的学术话语，其影响之大可想。而知。

1 积极影响

东方学的正面影响，尤其是针对东方学研究的客体——阿拉伯-伊斯兰世界本身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在古典东方学时期，东方学家将大量伊斯兰地区阿拉伯文的数学、天文学、化学、医学、哲学等文献译成西方语并在西方传播，从而推动了西方社会的发展，乃至加速了西方工业化进程。而伊斯兰宗教思想的西传，在一定程度上也为西方宗教改革作了铺垫。

2）东方学家对诸如《一千零一夜》以及古代阿拉伯诗歌等的翻译，不仅让西方人了解了阿拉伯文学，而且也使阿拉伯文学与艺术影响西方世界成为可能。

3）东方学家对阿拉伯-伊斯兰历史文献的挖掘、校勘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

4）东方学家在对阿拉伯-伊斯兰历史文化进行研究时所用的研究方法对阿拉伯穆斯林学者的启示，以及对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相关学科的建立所起到的促进作用不可低估。

5）东方学家在确立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在世界文化之林中的重要地位的实践中发挥积极作用。

6）东方学对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现状的关注，促成了穆斯林自身对其社会的研究以及对现当代伊斯兰思潮和运动的跟踪。

7）东方学研究的存在，使阿拉伯-伊斯兰国家高校和研究机构与西方相关学术机构的合作与交流成为可能。

2 消极影响

尽管有上述正面影响，但阿拉伯穆斯林学者普遍认为，东方学给阿拉伯一伊斯兰国家带来的负面影响远比正面影响大且后果严重，其主要表现如下：

1）在宗教领域鼓动对伊斯兰教信仰的怀疑，并对《古兰经》和《圣训》的神圣性提出质疑。东方学家站在基督教和犹太教的立场上，打开了对伊斯兰教的批评空间；竭力歪曲伊斯兰教。穆斯林学者普遍认为，东方学家向西方介绍、解读的伊斯兰教是不全面甚至是被歪曲的。无论是19世纪还是20世纪乃至21世纪的今天，东方学家在普通人眼里就是精通伊斯兰、通晓阿拉伯事务的专家，他们对阿拉伯-伊斯兰的解读是不被怀疑的。他们歪曲伊斯兰教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将穆圣凡人化，甚至将伊斯兰教称为“教”（Mohammedanism），从而进一步淡化伊斯兰教的神圣性；故意夸大伊斯兰教各教派间的分歧和教派的作用。站在西方的立场上，东方学家旨在否定伊斯兰教的“统一性”，挑起教派乃至国家间的不和，进而挑战“统一的伊斯兰教”。

2）在政治领域为西方在伊斯兰世界的殖民主义侵略提供信息服务；在伊斯兰世界中宣扬民族主义，刻意制造分裂。东方学家中的人类学家从考古和人类学的角度对不同阿拉伯国家古代民族的文化属性进行深入研究，如埃及的法老文化属性、北非的柏柏尔文化属性、黎巴嫩和叙利亚地区的腓尼基文化属性以及伊拉克的亚述文化属性，伊朗的波斯文化属性等。这一研究本身没有错，但殖民主义者正是利用了这一研究成果，通过强调阿拉伯地区古代民族的多元文化属性来弱化现代阿拉伯民族的伊斯兰属性；在伊斯兰社会中传播西方式政治制度，竭力诋毁伊斯兰教所倡导的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无视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的文化特性，执意推行西方的议会制模式。

3）在社会建构领域。如对穆斯林家庭一夫多妻制的恶意批评，对穆斯林妇女戴面纱的无端指责，对宗教教育的诟病等。

总之，在东方学家眼里，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一切都是落后且是需要改造的，直至现在，这种思维定势依然没有改变。

四、结语

东方学是一门有着200多年历史的学科，由于这门学科历来由西方人主导，因此，它的西方意识相当明显，尤其是18世纪末至20世纪中期的现代东方学时期，东方学更是被西方殖民当局或绑架或利用，在一定程度上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西方殖民主义的帮凶。作为东方一部分的阿拉伯-伊斯兰世界一直是东方学最为关注的研究对象。东方学家站在西方基督教的立场上，戴着“西方的眼镜”对伊斯兰教肆意歪曲，对阿拉伯-伊斯兰社会横加指责，以阿拉伯-伊斯兰事务专家的身份著书立说，以难以被阿拉伯穆斯林接受的观点和话语解读伊斯兰，从而导致伊斯兰形象在西方大为失真。因此，伊斯兰在西方被误读、被曲解，与这些东方学家的不实研究有很大关系。正是这种出于敌意的误读和曲解，加剧了西方社会与阿拉伯-伊斯兰社会的长期不和，尤其在意识形态领域和价值观念方面，两者更是相去甚远，而且这种不和在政治、经济利益的驱使下几乎难见弥合的可能性。

中国本身就是东方学者眼里的“东方”之一员，东方学者对中国的研究引发了我们本能的防范意识，尤其是对中国的不实之词，我们绝不会接受和默认。但对于我们来说，同样是研究客体的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在研究过程中是否也能保持一份清醒，不被西方学者所左右？的确，自东方学被正式命名至今的200多年中，欧美学者通过科研实践，在东方学——尤其在对阿拉伯-伊斯兰研究领域已经构建了以欧美为中心的话语平台。与此同时，随着西方强国不断的“观念输出”，不仅研究方法被广为袭用，而且一些针对阿拉伯-伊斯兰地区的概念性用语也被相关学界广泛引进。毫无疑问，西方学者的研究方法确实有许多值得借鉴的地方，但如果在学术研究上连同话语也不加甄别地“全盘西化”，这恐怕也不是我们所追求的高水平研究。

最近几年，业内学者一直在呼吁要建立中国特色的阿拉伯学（或中东学），这是一个长期的任务。必须重视的是，中国特色的阿拉伯学绝不是西方国家东方学的翻版和克隆。为此，笔者认为，在建立中国特色阿拉伯学的同时，对东方学研究的研究也极为重要，它能帮助我们认清是非，不至于踏入“误读伊斯兰”的陷阱。当然，建立中国特色的阿拉伯学更重要的是强化文本阅读和自主研究，这两者才是构建中国特色学术话语体系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