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公务员的租房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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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8世纪中叶，正值唐玄宗天宝年间，长安城物阜民丰，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繁华的国际大都市之一，人口约有50万(有资料认为，长安城的人口极盛时期超过100万)。有学者统计过，唐朝全国官员总数18805人，其中供职京城就有2620人。同时，长安是丝绸之路的起点和终点，欧洲、中亚以及全国各地的商人云集于此。另外，帝国的地方官们要在一定期限内进京述职接受吏部的考课，来来往往，相望于道路，挈妇将雏在京累月甚至数年。
士民工商如此庞大的一个群体，政府办公、居民住宿、商家经营，还有僧、道等宗教场所都占用着城市土地和房屋。盛世滋生人口，而地皮不会自我繁殖，于是二者的矛盾可想而知。我们仅从皇帝身边人的住房状况，便可管窥一豹。
《旧唐书》卷16《宪宗本纪》载，元和十五年（820年)四月丁亥敕：“内侍省见管高品官、自身都四千六百一十八人，除官员一千六百九十六人外，其余单贫，无屋室居止，宜每人加衣粮半分。”从这份史料可见，当时宦官当中，有宅的仅占36．7％，约63．3％的人都无宅可居。
也就在这一年的十二月，白居易任礼部主客郎中(相当于外交部礼宾司司长)、知制诰(皇帝机要秘书)，在长安已漂泊了17年的他没有自己的房舍。他在《卜居》中写道：“游宦京都二十春，贫中无处可安贫。长羡蜗牛犹有舍，不如硕鼠解藏身。且求容立锥头地，免似漂流木偶人。但道吾庐心便足，敢辞湫隘与嚣尘。”这首诗是当时住宅紧张的真实写照。
造成住房紧张的原因很复杂。例如，达官贵人住宅面积过大，平定安史之乱的功臣郭子仪“宅在亲仁里，居其里四分之一”(据考证，亲仁里约25万平米，四分之一就是6．25万平米)。除第宅之外，他们又纷纷创建别墅。历德宗、顺宗、宪宗三朝为宰相的杜佑(诗人杜牧的祖父)“甲第在安仁里，杜城有别墅；亭馆林池，为城南之最”。曾剿灭反叛藩镇的宰相裴度，晚年做了十多年的东都留守(唐东都洛阳最高长官)，“东都立第于集贤里”，“有于午桥创别墅”等等。
唐朝上层社会流行舍宅置寺观，为已故的人追福，为在世者资福。当时皇帝把先帝古宅、自己在藩旧邸、外家之宅及官宅多舍为寺观。如唐太宗贞观元年(626年），把高祖李渊在通义坊的“龙潜旧宅”舍为兴圣寺。又如唐代宗(762-779年在位)在马所献宅上置乾元观。朝中达官贵人也纷纷舍宅，“诗佛”王维“表辋川第为寺”，代宗朝权阉鱼朝恩把通化门庄宅题为寺。诗人贺知章“舍本乡宅为观”，玄宗朝权阉高力士舍兴宁坊宅置观。由于频繁舍宅，致使许许多多第宅变为寺观，所以时人白居易发出“渐恐人间尽为寺”的感慨。
以上种种原因使得住宅分配不均及有效住宅面积减少，于是乎房屋租赁业大行其道，我们从各类史料中都能找到证据。长安城中，几乎是全民大租房，上到朝廷命官，下至黎明百姓，有以科举博取功名的进士，也有摒弃功名利禄的僧、道、处士；有良民，也有工商贱民及风尘女子；有汉人，也有客居长安的胡人。当然杜甫也是“京漂一族”的成员。他三十五岁来到长安应试，落第，曾一度把家属接到长安城南的下杜城，不久便因付不起房租而被迫迁移到长安东北240里的奉先(今陕西蒲城县)，寄居在县署公舍里。
正如杜甫愤愤言“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当他以及不计其数的“京漂一族”租房栖身的同时，也有租宅包二奶、追美女的。《太平广记》卷452《仁氏》记载，长安本地人郑六先生，“好酒色，贫无家，托身于妻族”。一次在长安街中遇见美女仁氏，便脱宅(从老婆家搬出来)与仁氏姘居。郑六穷得叮当响，竟然有脸跟亲戚借家具，还说：“新获一丽人，已税得其舍，假其以备用。”著名的唐传奇《李娃传》里讲道，某生到长安应举，在布政里租房居住，功名未得，倒先琢磨把妹。一日见李娃“妖资要妙，绝代未有”，于是“徘徊不能去”，叩门见李娃母说：“闻兹地有隙院，愿税以居。”
在长安，租房子住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儿，唐穆宗在位时，身为工部尚书的郑权，“家属百人，无数亩之宅，僦屋以居僦”，堂堂住建部部长，家里老小一百来口，居然没有自己的住房，一直是“租房一族”。韩愈便称赞他：“可谓贵而能贫，为仁者不富之效也。”一些达官贵人就把赁宅视为财源之一，皇太子也竟然为和尚造宅出赁以营利。据《太平广记》卷485《东城老父传》记载，唐顺宗为太子时，“顺宗在东宫，舍钱三十万，为(贾)昌立大师影堂及斋舍。又立外层，居游民，取佣给。”所谓“游民”，大致可以理解为“京漂一族”，顺宗为这位贾昌盖了一套院子，专门辟出一部分作为可出租房屋，收取租金为利。
唐朝公务员是有俸禄的，为何不能买房而去租房子住呢?我们先来表一表唐朝公务员的“工资”。唐代官员根据品级发放俸禄，包括禄米(实物工资)、俸钱(货币工资)和职分田(官员可以佃田收租)等。安史之乱以前，官员施行年薪和月薪(月俸)双轨制，唐后期基本上只实行月俸制，但支付时往往付给谷帛等实物。唐代官员的俸钱中不但有生活费，还包括办公费，总的趋势是数额不断增加，而且地方官的俸钱高出京官。我们以京官为准，晒一晒他们的工资单：
一、按月发放的禄米。一品以50石为一等，二品三品以30石为一等，四品、五品以20石为一等，六品、七品以5石为一等，八品、九品以2石5斗为一等。若无粟则以盐代禄。此外，百官在年终考核中得到上考者，可得到奖禄一季或一年。二、职分田。一品有职分田12顷，二品10顷，递至九品2顷，皆给京城百里内之地。唐代官员从政府那里所得土地收入主要是靠职分田。职分田一般按每亩收六升的租率出佃，所谓“依品而授地，计田而出租”。三、俸料。唐代官员的俸料法定额数与实际收入往往差别很大，这在地方官尤其为甚。其俸钱的来源有几个方面，或以公廨钱充(朝廷发给官员经营商业和高利贷的本钱)或以户税(按财产多少分等级征收的税款)充，或以青苗钱(田赋的一种)充等等。
白居易29岁中进士，32岁到长安参加工作，月薪是多少呢?白居易有诗为证：“俸钱万六千，月给亦有余。”每月能挣16000文。白居易想买房，发现买不起，去长安城常乐里租了4间茅屋。这一租就租了10年。10年之后，白居易已经做到京兆府户曹参军。“俸钱四五万，月可奉晨昏。”这时候白居易已经结婚，还生了个女儿，他老婆提议买房，白居易摇头说：“何须广居处，不用多积蓄。”意思是这小房子就凑合着租吧，做人得知足，别这山望着那山高了。其实白居易不是不想买，是挣的钱还少，买不起。
再后来，白居易从首都长安下放到地方工作，先后在四川重庆、浙江杭州和江苏苏州这三个地方当刺史，才真正发财了。发财之后，他先在长安新昌坊买了一套小别墅，又在洛阳履道里买了一套大别墅。这时候白居易已经50
多岁，总算鸟枪换炮，给自己弄了两套像模像样的房子。(摘自《经济观察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