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临终关怀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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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我们接受了生死都是自然现象。然而，只有近距离地接触了死亡和濒死患者，才能看到人的求生本能。不但对生命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同时看到在死亡阴影笼罩下的患者与病魔搏斗，积极抗争的人性之光。同时，很多晚期患者靠药物和治疗维持生命，却不得不忍受极大的痛苦，这让人不得不思考，临终关怀作为保障人生存质量的一项制度，在我国是否应当得到进一步的完善。
一、临终关怀制度简析
临终关怀是对当前医疗条件下尚无治愈希望的临终病人提供全面的舒缓疗护，以缓解临终病人极端的身心痛苦，维护临终病人的尊严，使其安宁舒适地结束生命。临终关怀尽量避免刺激性的、可能给病人增添痛苦的、对疾病本身无意义的治疗，这也要求医务人员具备熟练的业务水平和良好的服务能力。
现代意义的临终关怀制度创始于1967年，由桑德斯博士在英国创办的第一所圣克里斯多福临终关怀院，之后临终关怀在世界范围内普及开来。临终关怀是近代医学领域中新兴的一门边缘叉学科，是社会发展需求的必然，也同时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标志。
二、中国的临终关怀制度
2.1中国临终关怀制度背景
从社会角度而言，我国从2001年正式迈入老龄化国家，根据中国老龄办《2011年度中国老龄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末，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8499亿，占总人口的比重达13.7%。[2]临终关怀制度目标群体正在不断扩大。
从法制度角度而言，虽然我国还没有对临终关怀制度的立法规范，但根据世界医学协会的《临终医疗服务声明》不难看出，在世界范围内，临终关怀制度得到了迅猛的发展。
从经济角度而言，计划生育造成了现在普遍的“两人养四老”家庭结构，家庭养老负担越来越重。我国养老金制度还不完善，同时老年人人口基数大也是社会养老制度的巨大挑战。养老的两大主体，均因老龄化面临养老困难。
2.2中国临终关怀制度现存问题
中国的临终关怀制度，经过不断向西方学习，目前已进入一个理论和实践均衡发展的阶段，但仍存在着三个方面的问题：
1.分布不均，覆盖率低。首先，地区分布从沿海向内陆明显不断减少。在经济发达、交通便利和开放的地区，临终关怀机构的数量大大多于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这说明临终关怀事业在地区普及上的局限性和与经济发展的关联性。其次，主要面向群体绝大多数是恶性疾病患者。这不符合中国拥有全世界大比例的心脑血管疾病、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及AIDS患者的现实，再从年龄上来看，对象服务侧重于老年人。
2.职责混淆，分工不清。相当一部分临终关怀的医师和护理人员都是临时抽调，来自各临床科室，并未进行专门的训练和学习，临床治疗和临终关怀的混淆，不但不会减缓反而会增加病人的痛苦。
3.缺乏支持，独力难支。政府尚未出台相关法律法规支持这一制度，民间的临终关怀机构同样也缺少政策支持和社会资助，使不少临终关怀机构资金短缺、设备不足。同时临终关怀的概念并未深入人心，因此服务对象缺乏，使得大多数临终关怀机构难以为继。
2.3中国临终关怀制度发展建议
我们应当清楚地认识到，我国老龄化比例还将不断上升，随着老龄化进程的不断加深，对临终关怀的需求将越来越迫切。
中国的临终关怀工作要符合我国人口多、情况复杂、发展水平参差不齐的特点，可谓任重道远。对于这一制度的完善，笔者有以下几点建议：
1.临终关怀社区化、家庭化。由于我国老年人人口较多的情况，我国不可能建造大量的临终关怀机构，参考我国“家庭病床”制度，让临终关怀人员进入家庭照料和陪伴，不但减少了投入成本，也降低了家庭的经济负担，将资源进行了有效配置，避免过度投入和浪费。
2.专业化。将临终关怀制度作为独立制度，建立医护人员、心理学者、法律人员、社会志愿者等多方参与的立体机构层次。从生理和心理上减轻病人的痛苦；而同时也要考虑到，临终关怀与中国传统伦理并不完全匹配，也需要排解家属的压力和心理痛苦，也是极大的变动成本。
3.社会化。我国目前对临终关怀的接受度不高，尤其在较落后地区，临终关怀被认为是送病人去死。这也是临终关怀发展的重要难题。要对临终关怀进行科学、通俗的宣传，让临终关怀的概念深入人心，这一神圣的工作才会更加持久、积极地发展下去。
三、后记
之所以选择这一制度进行讨论，是希望能够引起对濒死患者生存问题的深刻思考与讨论。在生命垂危的时刻，面对生命与痛苦，个人到底做怎样的取舍才是对生命的尊重笔者认为都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作为一项社会制度，体现了国家和社会对这一问题的预判和导向，尤其还需要国家、社会投入时间、精力、金钱来进行建设、运行和维护，需审慎对待。因此，多途径多方法多角度地为临终病人考虑，为其提供更加人性的选择，如何既保障病人的感受，又符合社会整体的道德意识和集体利益，应该是社会大众共同考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