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勇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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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25岁那年做出的一个决定，他可能还是在家乡的那个婺剧院里唱着他的大花脸。从少年，一直唱到了青年。花脸永远是戏曲中无关轻重的配角，逗人一笑或博人眼球，插科打诨，滑稽轻佻，再怎么行头簇新，再怎么油彩重墨，也不可能成为舞台的主角。何况，还是在穿梭于乡间的剧团里。于是有一天，他发誓，要结束这种配角的生活。他要做人生的主角。

从衢州到杭州，300公里，在空间上，三个小时的路程；然而在时间上，他却花了整整十年的光阴去完成这段旅程。

在颠簸中，在行走中，他一天天长大，逐渐褪去清涩和懵懂。然而内心，用朋友的话来说，经历了风霜和磨砺，依然保持着纯澈。

他叫阿勇。他的故事，继续在路上。

穿梭在铁道线

一个人的童年，决定了一个人的幸福感由来。所以，如今，当他拥有了自己的公司，能够从容面对生活的时候，他心里生出的是一种感恩。然而他又是清醒的，知道所有的一切，皆靠努力。声誉和财富，不是天上的馅饼。轻易得来的，永远会轻易失去。他的人生哲学是，脚踏实地，适时把握机遇，一步一个脚印。

阿勇从来没有回避自己过于早熟的童年。若干年后回想，那是一幅清贫掺杂着辛酸的画面。生于上世纪70年代，阿勇却吃了很多同龄人未曾想象的苦。

那年，他9岁。暑假，他和几个小伙伴活跃在浙赣线上，像铁道游击队那样扒上火车――不是贪玩，不是好奇，全为生活所逼。每天清晨，他从那个叫贺村的镇子出发，坐上几个小时的火车，到邻省江西的上饶。当别的孩子无忧无虑，奔跑在田头玩泥巴或在公园里骑木马的时候，他却开始了菜贩子的生涯。在声浪喧嚣的农贸市场里，他夹杂在大人中间，和那些蔬菜批发户讨价还价。随后，还要凭一己之力把几十公斤的蔬菜运回家乡。她的母亲，每天早上在贺村摆地摊，把他从邻省批来的蔬菜卖出去。全家生活的来源，就靠几十公斤蔬菜在铁道两端的

差价。

那时候的上饶，在阿勇的眼里，是个大城市。有着新鲜的一切，楼房、商店、街道，这些城市的标志，都对他充满了诱惑。然而，他从来没有时间闲逛，一下火车就直奔农贸市场，因为他得赶上下趟开往贺村的列车。偶尔，当他看到城里的孩子们被父母牵着走在街头，手里拿着漂亮的玩具，他眼里也会流露出羡慕。

为了省钱，他想方设法逃票。有一次，被列车员给逮住了。阿勇灵机一动，说票在老师手里，他是参加夏令营的学生，正要去前面车厢找老师。他一副焦急而又可怜巴巴的样子，终于让列车员松开了手。

其实到后来，因为无数次的往返，和列车员也混熟了。每次阿勇他们批了蔬菜回来，列车员就会拿出一只水桶，孩子们经过的时候，就会一一从蛇皮袋里掏出些蔬菜，两把青菜，几个土豆，一个南瓜，等等。这种“贿赂”，多半是在愉快的氛围中进行的，列车员会问他们今天又批了什么菜，而孩子们总是骄傲而响亮地回答，有青菜南瓜土豆等等。列车员知道这些孩子的不易，以及他们背后家庭的艰辛，所以，一般不会去为难他们。

有一次，阿勇批了45斤土豆回家。他一个人背不动，那袋土豆超过了他的体重。他只好把蛇皮袋沿着地面拖回去。车厢一节连着一节，然而门都没有开，他要从车头一直拖到车尾。蛇皮袋磨破了，土豆一个个漏出来，滚了一地。他一边捡，一边继续往前拖，小脸都涨红了，胳膊像断了一样，都没了知觉。等终于想办法把一袋土豆弄上车厢的时候，阿勇已经满头大汗，整个人跟虚脱一样。9岁，没有任何人帮他。

12岁那年，他骑了自行车，驮着一箱冰棍去乡下叫卖。“冰棍嘞，冰棍五分钱一根！”他稚嫩的声音，响起在酷暑七八月份的田间地头。烈日当头，他被晒得黝黑。然而，只有把一箱冰棍卖完了，他才能踏上回家的路。

13岁，他去食品厂打工。一天5块5毛的工钱。他当搬运工，把一箱箱月饼整齐地搁到架子上。一天下来，腰是直不起来了，又涩又麻。

睡在棺材旁

阿勇不知道，如果没有14岁那年的第一次选择，如今的他会在哪里，人生又将以何种面目呈现。或许会和所有普通的孩子一样，升初中、高中，然后在高考这条独木桥前徘徊，也许过去了，也许被挡在了彼岸。人生有很多的未知，阿勇不会去想太多假设，既然选择了道路，就硬着头皮走下去。

那年，衢州婺剧团来贺村招生。正上初一的阿勇，被父亲领着去报名了。兴许是遗传了家族的艺术天分，只是他的父辈沦落于乡间，艺术的气质被摒弃于艰涩的生活之外，偶尔表现，也仅仅是民间的一支二胡或几首小调，音乐和灵感虚无缥缈地浮于乡间的空气中，自娱自乐，却毫无作为。阿勇是带着父辈的业已式微的理想，走进衢州婺剧团的。

他卷着简单的铺盖，离开了家乡。几年后，他的弟弟考进了绍兴绍剧团。那是当年贺村鼎鼎有名的两件大事。

对阿勇而言，最大的兴奋，是完成了农转非的蜕变。梦想来得太快，以至于都有点不现实。他真的脱离了泥土，从此能进城拿工资了！

然而，他所未想到的，是即将展开在面前的另一种生活。

艺校的生涯，是苦的。当他被强制压腿，痛得“嗷嗷”直叫时，他才逐渐意识到，梦想不是天花乱坠的虚拟，他的人生已经拐弯，要开始新一轮的艰苦和忍受。

几个月高强度的基础训练以后，阿勇就开始了在乡间的巡回演出。其实，就是漂泊。婺剧是小戏种，在城里已经没有什么市场，只能走下乡的道路。他们挨村挨乡地去演出，自己搭台，自己唱戏。有时，一天要赶两个村子，这边刚唱完，就要赶紧奔赴下一个村子去搭台。有时忙到半夜，阿勇累得一点力气都没有了，顾不得卸妆，就倒在稻草堆里眯过去了。

那个时候乡下条件差，做戏的人家不一定能腾出空房子安置剧团演员，于是，阿勇他们经常是铺了稻草席地而睡的。有一次，半夜里，他迷迷糊糊地被领到一间黑屋子里，累得都说不出话。他倒头睡下，第二天早上睁开眼睛，吓得一颗心都蹦要出来。原来，他旁边就是一口黑漆漆的棺材！那是一间闲置的偏房，常年不开门的，内墙已经长满了霉菌，灰尘很厚，尘吊挂下来，满屋子的霉味。阿勇就靠着这口棺材睡了一夜。

很多个夜晚，阿勇和他的同伴们穿梭在乡间的土路上，卡车“扑扑扑”颠簸在黑暗中。迎接他们的，是另一个陌生的村落。

一到夏天，阿勇脸上的皮肤就开始剥落。因为那些陈年的油彩，厚厚地抹上去，过敏了，从瘙痒到脱皮。但一场刚完，刚洗了个脸，紧接着又要演下一场，油彩还得重新涂上。天气闷热，汗流下来，他的脸上又痒又痛，像有一万只蚂蚁在啃。但又不能用手去抓，一抓，油彩就全糊了。他没有办法，只好就拿来了针，在脸上戳啊戳。那刺痛，才让他觉得稍微好受一些。

那些年，在台上跑龙套；那些年，在台下继续无名的生涯。他梦想过鲜花，然而鲜花绣在舞台的幕布上，和他无关。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虽然唱的是花脸，但阿勇从来没有掉以轻心过。他默默在团里演好配角，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青春就在这种重复中慢慢流走。

也许，婺剧团不会是他最终的归宿。他逐渐萌生了这种意念，而且越来越强烈。沉寂了、掩埋了很久的那颗心，开始在胸膛里蠢蠢欲动。

他知道，自己应该有更宽广的舞台。

一个华丽转身

25岁那年，注定要改变阿勇的命运。

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电视上看到一则歌唱比赛的通知。于是，他和团里的一个朋友，一起到杭州，参加比赛。

去面试的时候，他和朋友站在一群衣着光鲜的都市青年中，显得格外土气。但就在那次，阿勇心里突然发狠，他要拿到第一名！

如今，阿勇从来不在KTV里唱歌，因为只要他一唱，所有的朋友都不再开腔。嗓子是他独有的天赋。从25岁那年起，音乐将替代婺剧，成为他生命中的重要符号。

他真的得了第一名。

浙江歌舞剧团向他抛出了橄榄枝。随后，命运在长期的吝啬之后，终于向他微笑。他来到杭州，成了一名职业歌手。

渐渐的，他在省内有了名气。

然而，他不甘心。他又在思考，一名歌手，等青春不在以后，又能干些什么？从团里那些老同事的身上，他能隐隐看到了自己的将来――恋着舞台，然而不得不离开舞台；把青春给了舞台，然而终究被舞台给抛弃；又没有其他一技之长，离开舞台，只剩了落寞。

阿勇不想若干年以后，自己也成为落寞者中的一位。他开始寻找自己新的出路。

歌舞剧团的氛围显然是宽松的，只要保证演出，团里一般不过问演员的事情。2006年，阿勇骑了一辆自行车，开始跑那些杭州周边的楼盘。他不是要买房子，那个时候他还没钱。他要跟房产公司谈演出合作。房产公司时常会有一些答谢客户的晚会或新楼盘的开盘仪式，需要请演出公司来做。阿勇几乎是白手起家，唯一自信的，是这些年来所积累下的人脉。他一个人、一部电话，成立一个演艺广告公司。第一笔单子，他是骑自行车跑了八趟楼盘才给拿下的。那家房产公司的经理，最后终于被阿勇的这种执著精神所打动。那笔单子，一共八万块钱。但这是阿勇的南孔艺术文化策划公司迈出的第一步。

公司在磕磕碰碰中成长。从小到大，从稚嫩到渐渐的成熟。在骨子里，阿勇跟任何艺术青年一样，都有着极其感性的一面。但创业需要理性和计划，阿勇也在摸索中逐渐甩去了一些旧日的性情，让自己更向一名合格的经营者角色靠近。

去年，他给江苏恒利集团做了一台演出，相当成功。当时对方只给出10天的时间，阿勇临时接手过来，充分调动资源，把那台曾有可能流产的晚会，搞得相当红火。随后，恒利集团又把其他的一些晚会交给他来操办。

阿勇强调诚信。无论平常与人接触，还是做事，都给人踏实的感觉。在创业之初，他得到了很多朋友的帮助，扶持他走出了最初的困境。

阿勇说，他自己的学历只有小学毕业，初中只念了一年。他的少年是在乡间的颠簸中度过的。这是他心里的一大憾事。于是，他全靠自学，从初中到高中，一步一步拿下了本科文凭。他知道自己的不足，所以，他用力地去弥补。他谦逊，也懂得感恩。回首过往的那些岁月，他由衷地感到，所有的苦，所有不寻常的经历，其实都是人生的一笔财富。

阿勇的公司还在发展，阿勇的歌声还在舞台上飘荡。从璀璨夺目的灯光中下来，穿越掌声和鲜花，阿勇知道自己需要去做什么。他的脚步平淡而从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