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逝》与《寒夜》对比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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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在《伤逝》中，我们习惯指责涓生，是他的自私、虚伪导致了无爱的子君走向灭亡。然而在《寒夜》中，同样抛弃家庭的树生却让我们施以同情。其实，涓生和树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归结为一类人，既然我们可以为树生的离开而试图找理由，那我们为何要对涓生那样苛刻？本文从两个文本的比较阅读出发，试图对涓生这一角色进行重新解读。
莎士比亚曾说：“一千个观众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经典文本的经典性，就在其丰富的可阐释空间。鲁迅创作于1925年10月的《伤逝》，不但以“手记”的形式写成，还是鲁迅唯一一篇婚恋题材的小说。20年后，巴金创作了同样以婚恋悲剧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寒夜》，比较两部作品，虽然作者的创作意图各不相同，但在人物设置及悲剧命运方面却有着惊人的相似，甚至可以说曾树生和汪文宣就是40年代角色转化后的涓生和子君。然而我们在阅读两部作品时，对于这两个相似的人物却有着不同的情感倾向。
在《伤逝》中，我们习惯指责涓生，是他的自私、虚伪导致了无爱的子君走向灭亡。然而在《寒夜》中，曾树生也是自私的抛弃家庭，但我们却把矛头指向懦弱的汪文宣，给树生以同情。其实，涓生和树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归结为一类人，既然我们可以同情树生，那我们为何要对涓生那样苛刻？本文从两个文本的对比阅读出发，试图对涓生这一角色进行重新解读。 一
涓生、曾树生分别是《伤逝》、《寒夜》中的两个重要人物，之所以要将他们归为一类，缘于阅读过程中的相关性联想。
首先，涓生和曾树生是受启蒙主义影响的青年知识分子，他（她）们坚持个性主义，有着不同于别人的生活观念和生活理想。在他们看来，活着不单是为了吃饭穿衣，繁衍生息，还要为自己的爱情与理想开辟一条新的道路，是少数对人生有着更高追求的人。曾树生努力做到不让自己依附于别人，大胆地走出家庭，“不是混世、赶时髦，而是向往自由幸福的人生理想，有感情追求的新一代女性”。涓生同样无法忍受单调、枯燥的家庭生活。他不愿把生命浪费在无休止的生活琐事中。树生和涓生的人生理想和生活方式体现出知识分子对传统生活模式的颠覆，这是他们的先辈在封建观念制约下未曾涉足，亦无法想象的，更是人区别于动物所应有的最基本而又最崇高的境界。
其次，树生和涓生身上同时又有着知识分子的局限性。涓生和子君分离之前自己情感上的挣扎恰恰反映了他这一点：“其实，我一个人，是容易生活的，虽然因为骄傲，向来不与世交来往，迁居以后，也疏远了所有旧识的人，然而只要能远走高飞，生路还宽广得很，现在忍受着这生活压迫的痛苦，大半到是为她。”当失业带来的生活上的窘迫自己无法解决时，便把希望寄托在子君的离开，最终人性中自私的一面使他放弃子君，使子君在无爱的人间毁灭。树生离家之前心里充满着纠结：“我曾经发誓终身不离开你，体贴你，安慰你，跟你度过这些贫苦日子。但是我试一次，失败一次。”这其实是树生内心最真实的声音。她甚至明白跟着陈主任去兰州有可能是一条不归路，但这和当下的落魄的生活比起来她更愿意背叛自己的感情。“她应该飞，她必须飞，趁她还有翅膀的时候”，对于她来说，她的翅膀不是别的，是她漂亮的容貌和年轻的生命。同样是人性中的弱点让她弃病中的爱人于不顾，跟着情人一起飞往兰州，使汪文宣在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中痛苦的死去。
再次，涓生和树生选择离开家庭，并不是没有意识到自己所应当承担的责任，只是不愿意为家庭奉献自我，这反映了他们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观，所以面对昔日爱人的逝去时表现出强烈的矛盾与忏悔之情。当树声回到住处发现物是人非，听到汪文宣已死地消息，想着自己为了自己的幸福，却帮忙毁了别一个人的生命，良心受到强烈的谴责，“她的鼻头酸痛，悔恨的情感扭绞着她的心”，只想关上门大哭一场。相对于树生，涓生的忏悔因为子君的缺席，虽添加了一些主观色彩，但忏悔之情溢于言表。他常常“突然想到她的死，立刻自责，忏悔了”。“我愿意真有所谓鬼魂，真有所谓地狱，那么，即使在孽风怒吼之中，我也将寻觅子君，当面说出我的悔恨和悲哀，祈求她的饶恕；否则，地狱的毒焰将围绕我，猛烈地烧尽我的悔恨和悲哀，我将在孽风和毒焰中拥抱子君，乞她宽容，或者使她快意。”
二
现代文学史上对于树生的评价众说纷纭，有人认为她是个性解放的急先锋，也有人认为她是自私自利的资产阶级女性。但总的来说还是同情远远大于批评，有论者认为，树生是女性觉醒的代表，“40年代的曾树生要比20年代的子君成熟得多，她有着极强的独立意识。”①蓝棣之认为在曾树生的无意识里，积淀着思想家和革命家的智慧，在“五四”精神的照耀下，民族的智慧闪烁出时代的灿烂光芒。②然而，《伤逝》中的涓生就没有那么幸运，评论界似乎没有给予他太多的同情。同样是蓝棣之先生，他认为涓生是一个靠不住的、不负责任的小文人形象，甚至把涓生定义为一个的人。③李玲认为“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是两性生活中强者为了掩盖自私、不愿为弱者奉献的借口，是对人道主义的背叛。也有论者认为涓生有大男子主义思想或性别歧视倾向。虽然也有站在客观公正的性别角度，认为子君和涓生一样面临着生活的困境，应该同样勇敢的负担起家庭的责任。但也仅限于很少数的学者，学界的普遍态度还是谴责大于同情，甚至对涓生缺乏最基本的理解。
三
就像“五四”时期，民众对知识分子寄予改革社会的重大期望一样，我们对作为启蒙者的涓生同样也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很显然在《伤逝》中，子君没能成为涓生希望的子君，涓生也没能成为我们希望的涓生。子君整天只知道做家务，连谈天的功夫也没有，何况读书和散步。伴随着失业，涓生一个人已无力承担家庭的重担，便发出这样的感慨：“向着这求生的道路，是必须携手同行，或奋身孤往的了，倘使只知道搥着一个人的衣角，那便是虽是战士也难于战斗，只得一同灭亡。”
唐弢先生曾经深刻地指出，涓生的“厌烦”情绪，恰好说明他没有力量去粉碎社会更大的压力，只是归咎于子君，归咎于一个家庭。当婚姻的大船触碰现实的礁石，在无尽的迷茫和怯懦中，涓生舍去了子君，以为这样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可以有一个新的开始，这的确是非常不负责任的表现。然而当他知道子君离世的消息时，又开始无尽的忏悔，甚至无力面对这样的局面，这样的涓生，与其说是自私冷酷，不如说是卑怯。
此时，让我们理智的想一下，其实他和子君一样，不过是刚大学毕业的年轻人。他自己都不了解自己对于婚姻生活厌烦情绪的由来，也不真正了解个性解放、婚姻自由，两个稚嫩的年轻人便热烈地相爱了，以为这就是整个世界。然而当残酷的现实无情的袭来，仅凭涓生一个稚嫩的肩膀又如何扛的起整个家庭，如果说树生还可以去银行做一个“花瓶”，那么涓生只能远离子君的依附以求自救。既然我们可以为树生的离开而试图找理由，那我们为何要对涓生那般苛刻？难道因为树生是女性我们才要给她稍微出走找理由？而涓生因为是男性，就一定要留下来子君继续无爱的生活吗？
之所以会出现上述情况，罗雪松教授认为：“实际上是停留在传统的价值尺度上，认为男人要对女人负责，或者说男人有对女人负责的义务，把男人定位在主体的、强者的位置上，男人是女人的靠山，好像女人需要男人的恩赐是天经地义的。”④所以汪文宣因为懦弱无能不能对树生担负起责任，树生离开便无可厚非。但子君槌着涓生的衣角即使一同灭亡，涓生依然应该不离不弃。显然这些并不符合当时五四青年追求男女平等的文化语境。而且，抛开人道主义和个性主义的伦理困境，试着把人物还原到生活中去，我们似乎看到了那个在寒夜里默默前行的涓生，是那样的卑微和渺小，同时又是那样的值得同情，也许我们更应该给他多一点包容，让他向着新的生路前行。
参考资料：
[1]鲁迅.《伤逝》第二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2]巴金.《寒夜》[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
注 释：
①所静.《挣扎在寒夜中的职业女性——曾树生形象的再认识》[J].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3）P217
②③蓝棣之《现代文学经典：症候式分析》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P19.P136
④罗雪松.《“男弃女”现代婚变的文化诠释——鲁迅的命意解读》[J]电影评介。2007（14）.P90
（作者介绍：河南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