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支舞,2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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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跳舞酒吧，点一支曲子，你就能租一个女朋友。40美元，她会陪你坐一小时500美元，晚上的时间她就是你的了。关系从这时就变得微妙起来。

凌晨4点半，罗莎离开工作的地方，回家睡上一小会儿，然后起来为孩子上学做准备，送走了孩子接着倒头大睡，全然不顾白天的光亮和嘈杂。醒来后从床上爬起来，热些豆子和米饭，再打扮一下。

时针指向了下午3点，电话铃响了起来。“哈罗!”她拿起了电话，用多米尼加人特有的腔调回答着。电话那一端是她认识的男人，罗莎一边揉着眼睛，一边换了甜蜜的嗓音。

“哈罗，宝贝儿，”她亲昵地用西班牙语喊着，盘腿坐到电话旁。“啊嗯，啊嗯，你怎么这么严肃呀，”她接着说。“累了吧?你要做饭?通心粉?噢，当心，我觉得你有点发胖了。我也是!哈哈!”她像他刚交的女朋友般大笑着，虽然她没考虑过让他做自己的男朋友，甚至，确切地说，朋友也算不上。电话那头的男人一直说着，罗莎“嗯，嗯”的应着，不时说着“噢，上帝”，有时还拖长声音咯咯的笑着。

这时，她听到大门打开的声音――九岁的儿子放学回家了。她马上放下电话，走进客厅，吻了吻小男孩，让他自己玩那些卡通玩具。“哦，我的老天，”她拿起电话接着说道，时间已经过去了半小时。“你什么时候再去酒吧?”她问道。他并没有马上回答，过了一会儿他说他现在身无分文，不过如果能再去的话他就会马上去的。如果他去，罗莎会接待他，还有他的钱。

跳舞的罗莎

罗莎是一个，只要几美元支一只曲子，她就会和陌生人在跳舞酒吧跳上一支舞。纽约西班牙语区，很多移民女孩都做着这样的工作，以满足很多男性移民的需求。电话那头的男人就是他所有客人中典型的一个。他二十来岁，不会说英语，独自一人移民到美国――没有母亲和妻子，也没有女朋友。每周在饭馆里工作6天，把挣到的钱汇回厄瓜多尔的家。总之，他很寂寞。

“不久前，他进了那家酒吧，看上去很沮丧。”罗莎说，“那天是他的生日，他妈妈却忘记了。她唯一说的是让他再往家多寄些钱。”他付钱让罗莎陪了他一晚上。专职为一个人服务，每小时要收40美元，这是她们最主要的收入。那一晚，她净赚了200多块。还有一次，她陪了这个男人将近12个小时，赚了500多。一年下来，她能收入近35,000美元。“干这行比以前当女招待或者收银员赚的钱多”她说，“我买了不错的家具，干净的公寓，养育我的儿子。我为自己付账。”

罗莎今年31岁，小巧的身材，眉毛画得有点过于靠近鼻梁，让她看起来有些严厉。她的大方和左胸上2颗星的刺青改善了她给人的这种印象。她是个漂亮的女子，不过她很快就明白会说话的天赋比好的长相和舞姿更能让她受欢迎。男人们按曲子或时间花钱买的，是一种类似女朋友的感觉。罗莎总能听到他们滔滔不绝地说着“他们是怎么费尽千辛万苦来到这个国家，遭受了多少苦难。”还有他们的工作：他害怕丢掉工作。他们担心自己的移民身份，感觉自己没有人爱，不安全。

并不是所有的男人都是独自一人。一些人在纽约有亲友。“他们告诉我他们的妻子或是女朋友因为猜忌或是太累了而拒绝理会他们。”她说。罗莎建议他们“送她束鲜花，带她到好的餐馆享受一顿美味的晚餐!”她承认他们把本应送花和晚餐的钱花费在她的身上了。“不过他们做了不错的投资，购买了我的建议。”五个男人里面会有一个，在跳舞的时候试图抚摸她，或者用她的话说“粗俗的，不恰当的示爱。”

她允许八九个老顾客给她家里打电话，几个乌干达人，一个多米尼加人，一个墨西哥人，一个阿拉伯人，还有一个是印度人。不过她尽量不卷入他们的生活。同其他成功的一样，她在表现出很关心的样子时仍然能够和他们保持一段距离，懂得在什么时候停顿一下，说“嗯”还是“噢，我的老天”，即便她正盘算着到哪天就要去另外一边的终点站买一张新的地铁票。

不过有时候很难区分是在扮演女朋友还是成真了。“认识几个月后，难免有些男人爱上了我，”她说。就像那个母亲忘掉他生日的乌干达人――“他转过身说要我嫁给他，”她说着，带着点奇怪的表情。“我说我决不会答应他。”

“弗拉门戈”里的的士舞者

一年半前，罗莎在杰克逊海德的弗拉门戈俱乐部遇见了34岁的埃德加，他从墨西哥来，在女王区一家意大利和西班牙风味的餐馆里当厨师。他身材修长，相貌俊朗，黑长的头发扎起一个马尾辫，像极了一个拉丁美洲足球运动员。他的妻子离开他回到墨西哥，投入了另外一个男人的怀抱，他的朋友为了让他开心点开始带他来跳舞酒吧排遣心情。

弗拉门戈俱乐部是家不错的消遣去处，它的指示牌标明有69个签约，而不是几个临时的。俱乐部任何时候都有60到70个为客人服务，据说比这座城市任何一家跳舞酒吧都多。埃德加来的那天，俱乐部里客人很多。门口魁梧的保镖只允许男人进入――大多都是年轻的墨西哥人或者乌干达人。他们来到舞池边时，就有上来搭讪。她们大多相貌姣好，垫高了胸脯，穿着细细的高跟鞋，比基尼式的上衣和有褶的网球裙。舞曲震耳欲聋，让人狂燥。用西班牙语来说就是“可耻的”。蹦迪和其他的舞曲，如corrido和bachata之类只要2元一支。而雷鬼舞(Regge)，因为有腹部和臀部的接触，要多付一元。

埃德加选择了罗莎，和她跳了一支舞，马上就被她吸引住了。“她是我遇到的唯一一个不投怀送抱的，她没有再要求我点一支，反而是我要她再来一曲”，而且她也没有和他虚情假意。“这里的大多数女人，”埃德加抱怨道，“当你要她们的电话号码时，她们都会说，‘噢，我太忙了，现在不能给你。下次来找我就告诉你。’你最后得花200元跳舞，喝酒还有座陪的钱，才能要到她们的电话。”罗莎直接就把电话号码告诉了他。

来过几次之后，埃德加开始付每小时40美元让罗莎陪他一个人，他们坐得很近，要不根本听不到对方说话，震天的音乐让嘴巴贴在耳朵上才能听见。她让他不要再喝酒了。“在我的帮助下，他分析了他的生活状态。那些朋友除了带他整晚在外面消遣和喝酒之外，没有人能在生活中激励他。”她说。“他已经意识到他们不是他真正的朋友。”

不久，埃德加就坠入了爱河。他说，“她很漂亮，冷静，是个理想的伴侣。你能和她谈论任何事情。”

他觉得应该更认真些。“这些酒吧中的男人，有30％到50％都会爱上这些，”他说，“有些并没有拒绝――甚至嫁给了他们。”

在移民之前，埃德加根本就不会考虑娶像罗莎这样的妻子。“我以前认为女人做她这行就是，”他说。“第一次来纽约的跳舞酒吧消遣时，我怀疑它们都是伪装的妓院。实际上，有些确实是。比如科罗拉的一家，我们刚进门，就有女人搭上来说，‘你要哪个女孩?’她们约

好下班后和你汇合，花200美元，她的一整夜就是你的了。”

按曲收钱是对的士舞者的最初印象――这样叫是因为她们的服务按时间收费。20世纪，舞厅遍布百老汇和第七大道，当罗杰和哈特的歌声响起，男人们付“10美分一支舞”。小报煽动起了人们的愤怒。从琼・克莱弗德的《的士舞者》到格温・维登的《甜蜜的博爱》，的士舞者被视作有道德风险的，或者是已然堕落的人群。她们中的一些人会被勇敢的男人拯救，另外一些人则就此沉沦。

十多岁开始做

罗莎试图让自己远离她的职业名声，并疏远那些不符合自己标准的。“不是兑了桔子水的酒，而是直接在桌子边上喝烈性酒。和客人说脏话，跳下流的舞。她们起男人们的粗野导致我们受到野蛮的对待。”

尽管偶尔会收到意外的礼物，她的原则是不让客人在俱乐部为她花除跳舞之外的钱。当埃德加邀请她去庆祝他的生日时，他们一起出去吃了顿晚餐。“我们叫了辆的士去了长岛一家很棒的中餐馆，”他说，“点了寿司、螃蟹还有鱼。”罗莎付了所有的费用，包括的士。她用这种方式来感谢埃德加成为自己的客人――也是提醒他事情仅此而已。

在当了14年后，罗莎对自己的职业仍旧有些困惑。“我小时候的梦想是当个侦探，”坐在牙买加式公寓中的餐桌旁，她说。罗莎在多米尼加共和国长大，在那里她母亲做女仆，父亲做很多收入很少的工作。“我们的父母很辛苦，很多时候我的兄弟姐妹们和我――有9个――总是感到饿。”

为了让家人活下去，她的父亲移民到了纽约，在一家小酒馆工作。那时罗莎17岁，也一起过来了，心里想着和父亲一起生活，努力学习拿个普通文凭。然而当她到了这里，她的父亲宣布他要和另外一个女人结婚，并和家人断绝了关系。“现在该你抚养他们了，”他告诉她。她几乎要发狂了。罗莎打电话回家，妈妈命令她回家。可是她说不。“没有退路。”她据理力争，“这里也许有出路。”那时她和一个女朋友在一起，她建议罗莎和她一起去纽约最北边布朗克斯的特利蒙特区的一家俱乐部做，报酬是35美元一晚上，不包括小费。

她还是个10多岁的孩子，在那里被喝酒和男人们吓得够呛。她回忆起刚开始时她是个糟糕的，主要是不知道该怎么和客人交谈。“你必须迎合他们的谈话，假装很感兴趣。比如，有个人说，‘你这么漂亮，在这里干什么?你要个男朋友吗?’你就应该鼓励他，但是也不要老老实实的说你想找个男朋友。而是应该这样说：‘噢，当然。只要他是个好人的话我就要，得我喜欢才行。’这会让他们想办法让你了解他们。”不过罗莎那时只是咯咯的笑，然后不再作声。客人会觉得她很冷淡，所以挣到手的钱很少。

酒吧里有经验的给了她三条重要的忠告：一、跳雷鬼舞要和男人们的胯部或是臀部贴着的时候，学会想别的事情，这样就不会感觉很暧昧(即便他会这么想)。二、做出你明白他在说什么的样子，即使你不明白――绝不要谈论自己。“从开始和客人谈论自己的那一分钟开始，”罗莎说，“他就开始厌倦了。”三、允许客人给你家打电话。

她们并没谈起和男人们保持这种虚假的关系最终也会留下职业病。罗莎21岁的时候，与一位客人坠入爱河。他30岁，也是多米尼加人，和别人合伙开了个小酒馆。“我的老天，他一心一意的照顾我，”她回忆道。“让我感觉就像是一个洋娃娃。”她搬进他在怀特普莱恩斯的公寓，后来怀孕了，她就辞去了的工作。他们计划孩子出生后就结婚。

罗莎有5个月身孕的时候，他的未婚夫因为钱的问题和合伙人起了争执，被开枪打死了。罗莎很久都不能开口说话。“我想到了死，”她回忆到。儿子出生后，她并不想回到俱乐部：“我的客人有些比较狂热，和他们在一起会让我想起他。可是，我没有钱，也没有人能帮我。儿子六个月大的时候，我得了胃病。我开始去另外一家跳舞的地方，也在布朗克斯。”

几年之后，罗莎终于能把自己的心扉向另一个人敞开。他10多岁就来到纽约，有合法的移民身份，讲流利的英语，在曼哈顿做主厨。“那时他二十七八岁，”罗莎说，“他碰到我时处境非常糟糕。”他的妻子和他17岁的弟弟搞到一起，“他都快要自杀了。我告诉他，‘随它去吧，生活没有那么糟糕。’”他们好几个月都在聊天，在酒吧，在电话里。“我已经收到了他的求婚戒指。”她说。

那位主厨坚持要罗莎结婚后停止的工作，她后来同意了。他经常要她工作的时候离开，然后付给俱乐部7O美元的罚金。另外的时候，他会出现在俱乐部，付钱让她陪自己一晚上，然后不断地数落她的生涯。“一次他走到一个印度男人面前说我是他的。”最让客人厌恶的就是你已经有要接待的客人还要再接待其他的。“他一点儿也不尊重我，让我感到很愤怒。”她说，“这根本不是爱，至少不是像我和孩子的父亲之间的那种爱。”

分手后最糟糕的是她意识到失去了给孩子找到一位父亲的机会。“他很小的时候会问，‘我爸爸在哪儿呀?’‘你爸爸在天堂里。’我会说。他长大了点。如果看见我和男人在一起就会问，“他是爸爸吗?”现在他9岁了，他跟我说要我结婚，这样他就能有个爸爸了。这是我生活中最难受的时刻。”

不跳舞还能做什么

不过，她坚持不再和任何一位客人深入交往。埃德加对她已经达到了痴迷的程度。他总是给她打电话，好像是她的男朋友一样。他甚至要她嫁给他。罗莎不为所动。“我不能爱他们中的任何一个。”她谈到自己的原则。

罗莎三年前开始在弗拉门戈俱乐部工作。这里有着全市最好跳舞俱乐部的名声，这正是她想要的。她很喜欢这里下午4点或是5点就开门，而不是其他大多数俱乐部的晚上10点。弗拉门戈的客人们大多都直接去舞池，而不是坐在那里试着找免费的女孩。再加上，这里有很多监视器，保安和保镖们来回巡视，所以生意、打架和在身上趁机揩油的都不多。罗莎觉得她能挣更多的钱，主要是工作环境更好了。

不过她很快就发现弗拉门戈并不像她想象得那么好。罗莎和其他的都必须要穿上她觉得很丢脸的制服，譬如“周日女学生”之类的。俱乐部规定她们必须在两支舞之间站着，不能坐下。“我感觉双脚火烧火燎的。”她说，“他们管得太严厉了，最后我的四个脚趾甲都脱落了。”要是没法很快找到下一个舞伴，弗拉门戈的老板刘易斯・鲁兹会经常敲打她们，把她们往客人那里猛推，据说，还会往她们身上泼饮料。她们抱怨说鲁兹和另外一个合伙人安杰洛过了当班时间还要她们留在那里很晚，对她们骂骂咧咧，呵斥她们是。

罗莎的服务由客人付钱，并不是俱乐部。但是弗拉门戈控制着她工作时间的每一分钟，少来一天要扣70美元，每迟到半小时要罚10美元，她说。她以前从来没遇到过这种情况――不过她从来都没有主动权。“坏就坏在弗拉明戈

太有名了，”她说，“我的客人在那里，我不知道如果我离开他们会不会跟我到另外一家。”

但是去年秋天，一些年轻的女孩子在一个叫开路纽约的移民和劳工权利组织的帮助下开始了行动，想要帮助在弗拉门戈工作的们。她们在7号铁路的82号街车站发名片，“我们观察着来往的路人猜着。”开路纽约的朱丽莎，比索诺说，“‘你在弗拉门戈工作吗?’我们好几个月都在发名片，希望有人能够回应。”

罗莎是先打电话的几个之一，那是2007年的12月。她当时很害怕，“我没那个胆量当第一个申诉的人，”她说，“要是我上法庭当原告的话，我就得停止跳舞。”几个月后，在一些同事加入之后，她也加入了。今年4月，开路纽约发起对弗拉门戈的控告，要求它们付100万美元来补偿的工资和遭受的伤害。他们还在弗拉门戈外面组织了声势浩大的抗议，甚至拉了很多那里的客人参与。埃德加也加入了抗议，因为罗莎告诉他在饭店加班没有加班费也是对他权利的侵犯。

如果们能赢得诉讼，罗莎她们每个人能得到最多75000美元的赔偿，足够帮助她辞掉工作，开始新的生活。“有些女人到50岁还在干这样的工作，”罗莎说，“不过我35岁就不想再干这行了，”她还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平静些的工作吧。”

周五，夜已深。罗莎和埃德加在一家新的俱乐部的舞池中跳着，不过她兴致并不高。“她很特别，”埃德加欢快地说。一曲之后，他还要她接着跳，她却回到了座位上。他站在她身旁，自己踱着小舞步。“这不好，”她说，“看起来他好像是我的男朋友。”

“为什么?为什么不嫁给我?”

“噢，宝贝儿，10年了!自从他死后10年我都是一个人，我能怎么样?怎么样?”

凌晨4点，她倏得站起来，“我要离开埃德加。”她没有再回来，埃德加沮丧万分。“我明天要打电话给她，”他说，“要是她不同意嫁给我，我就回墨西哥。”

他打了电话，她刚刚上床睡觉。罗莎没心情和他谈这些。“你别再来烦我了，”她告诉埃德加。“我要把号码换了。”那天夜里，她还会去那家俱乐部，和另外一位客人聊天，一边抚摸着他的手，一边想着怎么跟电话公司联系换号码。

像跳舞酒吧这样的地方从来就没引起过工会的注意――很难组织起来，公众也很保守，不愿意支持她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