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势全球化时代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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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其实并非新现象，历史上早已有之。但不可否认的是，始于“二战”后，特别是冷战结束后的这一轮全球化浪潮就规模和影响而言都是无以伦比的，我称之为“强势全球化”时代。技术上，运输和通信技术的巨大进步大大缩短了国家间的物理距离；制度上，日益开放的经济政策为贸易和投资打开了便利之门。以新自由主义思潮为意识形态基础，空前规模的物流、人流、信息流跨越国界，使稀缺资源得以在全球范围内实现配置，经济福利在世界范围内达到提升。驾驭了全球化浪潮的国家、组织和个人成为赢家，而置身其外者仍难逃被边缘化的命运。

近20年来“强势全球化”时代一个重要现象是生产能力从工业化国家向新兴经济体的空前转移，而这种转移主要是通过跨国公司的国际直接投资以及制造外包实现的。就前者而言，全球产业资本流动的主导方向是从欧美到东亚持续的外资流动实际上重塑了全球产业、贸易、经济乃至财富的版图。仿佛一个巨大的“磁极”，中国在这一过程中接纳了巨量的资本、技术和生产能力，迅速崛起为世界第一大制造国、第一大贸易国和第二大经济体，成为全球化最大的赢家。没有外资，同样的进步可能也会发生，但其过程将漫长得多。

毫无疑问，外资是塑造“中国奇迹”的核心力量之一，并将持续地为中国经济发展作出贡献。然而，金融危机后的世界经济格局决定了全球外资流动的总量、结构和方向产生了一些新的变化，而中国外资流入也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这些变化和特征对中国利用外资促进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

首先，全球金融危机后，产业资本从发达国家到新兴经济体的主导流向呈现弱化趋势。全球金融危机的发生意味着“强势全球化”时代的终结和一个“弱势全球化”时代的开始：这一方面表现在贸易增长的相对缓慢，更主要地则表现在投资复苏的疲软态势。虽然全球直接投资自2010年开始恢复增长，但复苏的强度明显弱于贸易和产出：2011年全球贸易和GDP总量相对于危机前的峰值分别增长了13%和14%，而全球外资仍然低于危机前峰值约23%。全球外资复苏的疲态表明，对世界经济复苏至关重要的私人投资仍没有被充分调动起来。的确，跨国公司仍倾向于持有过量现金，而非积极投资；相应地，世界范围内公司现金资产累积达到了空前规模。例如，仅苹果一家公司的现金资产即超过1000亿美元，大于很多国家的外汇储备量。

对新兴经济体而言，全球金融危机不仅导致来自发达国家需求的疲软，也导致了来自发达国家投资的减少。以国际直接投资为途径的生产能力转移大幅度放缓，这其中既有经济衰退所导致的短期因素，也有一些具有制度性和长期性的结构性因素。就前者而言，主要表现在经济复苏和投资盈利前景不明朗所导致的跨国公司在资本支出方面的审慎态度；对后者而言，则表现在发达国家经济实力的相对衰落，政府和公众对跨国公司生产能力大规模外移负面效应的认识，以及通过相关政策措施力图留住跨国公司投资，促进本土就业的努力。

其次，外资流动向东亚（尤其是中国）高度集中的倾向减弱，并逐渐呈现多元化趋势。国际投资主要动机包括：其一，降低成本，提高绩效；其二，从事本土生产或劳务提供，寻求市场；其三，获取品牌和技术等专有资产；其四，获取自然资源。很明显，过去20年生产能力从西方国家向东亚的空前转移与前两者相关，而更主要地是受降低成本、提高绩效的投资目标所推动。中国有似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廉价要素（劳动力和土地）供应，有相对高素质、守纪律的劳工大军，有不断完善的基础设施和产业配套，也有土地供给、劳工权益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独特的制度环境。这些因素的结合，使中国在跨国公司生产选址中大幅胜出，成为国际投资的“热土”。

长期以来，中国庞大的农村人口和经济的二元结构决定了经济中劳动力过剩的格局，并持续释放“人口红利”，配合了跨国公司的产能转移和本国产能的内生增长，支撑了高速的工业化。然而，中国总人口结构中劳动人口比重由于老龄化的影响将出现下降；而农村劳动力向工业部门的转移也是有极限的，近年来出现的“民工荒”标志着劳动力从过剩到短缺的“刘易斯拐点”的出现。加之相当多地区在工业用地供应方面的限制日益明显，中国(特别是沿海地区）生产成本迅速上升，对一般制造业外资的吸引力大幅下降。与此同时，东南亚等地区在成本方面的相对优势及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外资的吸引力迅速提升。很明显，在全球外资流动总量受限的格局下，发展中区域间在吸引外资方面的竞争将增强，而相对成本变化将成为引导制造业外资的主导因素。

再次，对中国而言，国际竞争对外资的分流效应日益明显，外资流入总量增长趋缓乃至停滞。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居民消费能力的提高，中国对寻求市场型的外资具有了更强的吸引力。另一方面，生产成本的不断上升使中国作为制造基地（尤其是对劳动密集型产品而言）的竞争力下降。因此出现了跨国公司一面加大在中国的门店投资，一面将工厂转出中国的情况。

从具体流向上看，近几年来外资出现了向内陆地区“西进”和向东南业国家“南逃”并存的趋势。前者仍占一定优势，表现在近几年中西部地区利用外资的大幅增长；但后者动能则有所增强，这主要表现在跨国公司增量投资的选址方面，也越来越多地表现在存量投资的迁址方面。的确，跨国公司在生产项目的选址上更多地将目光投向其他低收入国家（特别是东南亚国家），或者干脆将生产基地从中国转向东南亚。例如，中国多年来一直是耐克、阿迪达斯等公司的头号生产基地，但现在已经让位于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对劳动密集型行业来说，这不是个别现象，而越来越具有普遍性。

“南逃”之外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是“回流”，亦即跨国公司将自身生产基地迁回母国，广义上也包括将原先交由新兴经济体公司的制造外包业务迁回母国。与“南逃”相较，“回流”现象仅是初露端倪，并且大多是在制造外包方面，因此尚不足以为忧。然而，有分析显示：由于多方面因素（中国要素成本上升、美国能源价格下降和港口闲置吞吐量的利用等）的推动，中美两国间制造成本的差异将缩小。具体程度和速度见仁见智，但大方向则几乎没有争议。因此，在可预见的未来，“回流”现象有可能渐成气候。如果将北美自由贸易区内的墨西哥，乃至若干欧盟新成员国（如捷克和匈牙利等）考虑在内的话，更广泛意义上的外资“回流”的确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中国如何应对全球外资流动和自身外资流入新趋势所带来的挑战？无疑，稳定外资总量仍然重要，但更重要的还在于对跨国公司投资活动进行引导，优化外资在区位、行业和价值链各阶段上的布局，促进跨国公司本土化，以提高其对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包容性增长的总体贡献。

就投资区位而言，鉴于中国外资地理分布上的不均衡和中国经济的东西部差距，近年来我一直在强调引导外资“西进”、防止其“南逃”的重要性。在这方面，中国政府的有关具体政策措施是卓有成效的。以富士康为例，该公司的确已经开始在东南亚、东南欧和拉美进行投资，但其生产能力从中国沿海地区转移的主导方向还是指向内地省份，如河南、山西、四川等。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成本上升和用工困难情况的持续可能使其“出走”步伐大大加快，而东南亚将是首选。

就行业和价值链而言，劳动密集、出口加工型行业对中国很多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变得比较有限，其外移似乎已成为地方经济升级的必然选择。另一方面，这种转移其实也是对前期向外资提供超国民待遇，忽视环境和社会代价“透支”发展的一种必要修正。在“旧外资”移出释放资源的同时，如何将“新外资（及内资）”引导到更高端的行业和经济活动是关键。先进制造业、高端服务业、跨国公司总部职能、研究发展、品牌管理等都值得特别重视。当然，鉴于各地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及优势的差异，“优质”外资的含义不尽相同。对沿海地区而言，外资从劳动密集到技术密集、从价值链低端到高端的升级是地方经济转型的必然要求；在劳动力和土地资源锁定的情况下，“腾笼换鸟”是不二之选。阵痛在所难免，但应力求防止“笼已空，鸟未至”的情况及其对就业的冲击。内地欠发达地区则应确立地方特色，塑造引资品牌，吸引跨国公司“眼球”，力争在与亚洲邻国的竞争中胜出。

“路人熙熙，皆为利来，路人攘攘，皆为利往”—以逐利为目的跨国公司往往具有“脚滑”（foot looseness）的特点，面对成本上涨的压力，它们难免会选择迁址。吸引和留住跨国公司的关键还在于制定更有针对性、灵活性和有效性的政策，塑造独特的“区位优势”与跨国公司的“所有权优势”相结合，从而创造外资企业盈利、本土经济提升的双赢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