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可辛:漂泊的寻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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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看陈可辛的电影，无非是，三个人，两男一女，在两个城市之间漂泊游走，相识、错过、彷徨、不安。陈可辛自己也曾经在《杨澜访谈录》里说道：“其实，我一直认为，我拍摄的电影弧度不够大，讲来讲去都是同一个故事，这可能跟我自己的经历也有关系。”

而在这次的新片《中国合伙人》中，陈可辛好像真如大众评论般被彻底“内地化”了，褪去了游荡、彷徨、忧伤的风格，拍起了有关青春、梦想、友谊的血性励志片。然而，在他自己对《中国合伙人》的讲述中，我们还是依稀看到了那个，隐藏在巨大的时代、梦想背后，永远漂泊不安的陈可辛。

游走于城市之间'

1962年生于香港，12岁移居泰国，18岁赴美国读书，21岁毅然离开父母回到香港。陈可辛的少年时期充斥着城市间的来回、辗转。

他曾在一场电影讲座中坦诚说道：“小时候的漂泊，令我变得敏感和谨慎，我17岁离开香港，漂泊异地，面对陌生的一切，我是他国的非主流少数民族，这种感觉非常不好受。”

而这些艰难的漂泊岁月带给陈可辛的情感变化或是故事经历都如数转移到了他后来的电影创作之中。无论是《甜蜜蜜》中的李翘、阿豹、黎小军；抑或是《如果爱》中的孙纳、聂文、林见东，漂泊中的爱情总似一场实用主义与理想主义的拉锯战。

爱情，在陈可辛眼中，毕竟只占了漂泊的一小部分，而在他看来，漂泊的最大动因无疑是寻梦。

上世纪90年代末，香港电影开始走下坡，陈可辛选择了前往美国寻梦，那时的美国对他，就如对广大怀着“美国梦”的中国人一样，是实现梦想的金银岛。可是到了美国，他却发觉一切并非想象的那样美好，再三徘徊，便又回到了香港。《甜蜜蜜》中，来自内地的李翘和黎小军，将香港这座大城市奉若神明，使尽浑身解数，甚至不惜放弃情感，也要融入其中。那时的陈可辛，也许也拥有属于自己的“香港梦”。经历过美国的挫败，回到香港，陈可辛将自己的心血倾注在这片熟悉的故土上，渴望能让自己的电影获得认可，获得成功。事实上，他也做到了。如今的金银岛对陈可辛来说再不是某一片特定而局限的土地，而更多的是存在于心中的空间。“地域是无碍我实现理想的。”

前些年，当香港的女记者们建议他将工作室搬到观塘和“老杜”（杜琪峰）做伴时，他却出乎意料地答道：“我是要搬了，搬到北京去了。”许是实在不忍见证香港电影近些年的衰败，又或是看上了大陆电影巨大的市场，陈可辛毅然将自己的电影梦想从香港移到了大陆，成了第一个把工作室设在北京的人。《投名状》、《十月围城》、《武侠》，陈可辛开始颠覆自己过去电影的风格，从题材、到剪辑、甚至音乐，一点点地迎合大陆观众的口味。无措、忧伤、怀旧逐渐褪去，陈可辛也开始追求大投资，大场面。

然而，在其新片《中国合伙人》中，我们还是不难看出陈可辛对自己曾经美国梦碎的“耿耿于怀”。电影中的三位主人公成东青、孟晓骏、王阳出于不同的原因，都有自己的美国梦，然而在时代的激流中，有的梦圆，有的梦碎，有的梦圆了又碎，最后却是创办英语培训学校将三人绑在了一起，在中国，实现了自己所谓的“美国梦”。

陈可辛在一个采访中提到，他最属意的新片英文译名是“American Dreams in China”。 美国的经济已经饱和了，从穷致富在美国是非常困难的，每个阶层都定下来了，发展得已经很成熟，反而这个美国梦每天都发生在中国，直到如今都还是每天在发生，创业啊，致富啊，发财啊的市场要比美国大很多。电影里传递的上述思想意图与其说是陈可辛面对现实，权衡比较后得出的结论，不如说，是他多年游走于城市之间的独特经历，带给他的一种有关“回归”的思考。

似酒的情感'

在陈可辛电影中，无论是爱情，还是兄弟情，都浓烈似酒。

陈可辛特别热衷于用“红”、“蓝”两色来描绘他影片中的爱情。

他总是用红色来表达女性，从《甜蜜蜜》中张曼玉在黎明记忆中永远的红色，到《如果爱》中周迅追金城武车时的红色大衣围巾，再到这次《中国合伙人》中杜鹃在黄晓明记忆中那双红色的凉鞋，红色在陈可辛的电影里仿佛成了男主角对于女主角一种特殊记忆的象征。

而男主呢，则永远是蓝色的，《甜蜜蜜》里黎明的蓝色中山装，《如果爱》中金城武那身深蓝色的毛衣，再到《中国合伙人》中黄晓明那身酱蓝色外套。犹豫、自由、沉静，再加上土土的外形，蓝色成为了陈可辛男主角永远的颜色。

细细想来，这种颜色搭配其实是非常特殊的。红色是三原色之一，积极、乐观、火热。而蓝色呢，忧郁、紧闭、还稍带一丝梦幻，这种男女色彩的反差恰恰是陈可辛的爱情片中最特殊的部分。在他的爱情电影里，女性往往是更加主动的一方，更加积极的想融入时代，融入社会；而男性反而成了保守的一方，看不见外面的世界，只是固执、恋旧的坚守着生活的理想。

在《中国合伙人》中，杜鹃饰演的苏梅亦是一位冷艳、积极、有野心的女生，正是她离开成东青（黄晓明饰），去美国发展的决定敲醒了成东青，从而也改变了他的一生。

此次陈可辛没有选择科班出生的专业演员，而是选择了一名高挑女模特出演女主角，大大出乎观众的预料。谈到这一选择，陈可辛显得非常自信：其实两性关系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当一个年轻的男生喜欢一个女生的时候，他永远摸不清女生心里面想什么，杜鹃就有这种气势，冷冰冰的，甚至比你高，让男生充满压力，其实她看起来和王菲的感觉很像。

除了怦然心动的爱情，陈可辛电影的另一个关键词是兄弟情。这个主题在他的处女作《双城故事》中展现得最为明媚动人，而到了后期，陈可辛悲观主义的态度慢慢显露，难得一部讲述“结义兄弟”的《投名状》，却也以充斥着“阴谋、杀戮”的兄弟情破惨淡收尾。

陈可辛自己好似也对现实生活中的兄弟情嗤之以鼻，他曾多次在访谈中表示，很多友情都是建立在利益上的：“我平时很少喝酒，在酒吧喝酒时，很多人都会抱着肩膀对我说‘大家都是好朋友，好兄弟’什么的，我每次听到这些都会起鸡皮疙瘩。大家都希望藉着酒精来将自己的情绪浪漫化，他们在说这些话时，大部分都是基于一种利益的需要。”

当被问到朋友这一问题时，陈可辛的答案永远只有两个：吴君如、曾志伟。常年漂泊不定的生活，让交朋友对于他来说，成为了一种奢侈。少年时期的几次举家搬迁，使他失去了结交知心发小的前提条件。而进入娱乐圈工作，乃至于成名后“UFO公司”、“人人电影”两次合作案的过早夭折，也使得他固执地认为“利益与友谊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体”，于是我们从他的电影中看到了一次又一次兄弟情的破碎。

从已的预告片和陈可辛导演对《中国合伙人》的阐述中，我们不难看出，这是一部男性、青春、梦想题材的电影，而这一题材的作品绕不开的便是对“兄弟情”这一主题的阐释。这次陈可辛似乎回到了老路上。谈到《中国合伙人》中三位男主角“兄弟情”的最终归宿，陈可辛坦言：他们完全是不同系统的人，他们的思维逻辑都是完全相反的。其实人是真的不会让的，人性也是不会让的，现代社会还是必须得看利益的。

故事原型新东方集团上市后元老们的分道扬镳，加之陈可辛导演的上述表达，让人对故事的圆满结局不敢报太大的希望，但是具体如何，还是要影片出来后再一探究竟。

工作中的陈可辛'

从某种程度来看，陈可辛是一个事必躬亲的人。他做导演，也做监制，但其实两者差别不大，他都会待在片场，调动资源，而让制片部门保持高效运转的团队负责人都是他的老搭档。

他的北京工作室成立初始是小团队作战，保持了香港公司的一些特点，比如实干、高效、不八卦，有创意很快就能付诸实践。说起来，陈可辛也是够有冒险精神，他相信新鲜力量所能创造的价值。工作室成立伊始，对于《十月围城》这样庞大项目的宣传工作，居然只由三四个年轻人来负责。年轻人感到疑惑，后来才明白，陈导觉得自身的经验和资历已足够丰富，他更需要年轻人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来与他互补。年轻同事在大方向上听他的，在经验跟现实发生冲突的时候，陈可辛也会听取大家的意见来反思和调整。

随着雪球越滚越大，陈可辛也在慢慢开放心态接纳合作者。如今他的工作室日益丰满，以前影片的宣发工作都是由工作室内部完成，陈可辛曾在一个采访中说这是“自己掌控自己的命运”，但是现在，《中国合伙人》的宣传据称已外包给多家专业公司。

他很多面，让人拎不清。据他的同事透露，在公司里，他对自己人话很少，但是对外人、对采访对象却会滔滔不绝。同事有时会告诫他“导演，这个先不要讲”，陈可辛虽嘴上说“好啊好啊，我记住了”，但是往往说到兴起，一些自己人都不知道的东西就会从他口中源源不断地蹦出来。陈可辛很少在公司谈论家庭，但是在见到女儿的时候，会跟工作时的状态很不一样，变成了一个任由女儿捉弄的慈父，一副完全拿小孩没办法的模样。

在内地拍片跟在香港拍片有很多不同。很重要的一点是，在内地拍片必须与政府和国企打交道，人脉和资源很重要。打个比方，香港导演要是好几年不拍片的话，可能已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而大陆有些导演就算几年不拍片，依然还在圈内。

虽然需要种种磨合，但陈可辛从未丧失北上的笃定。有记者曾问他对香港电影的困境有何看法，他很看得开，“罗马帝国都可以没有，何况是香港电影？”陈可辛更认同的是，市场在哪里，资源就在哪里。华侨身份的他从来视野都很开阔，打个比方，他曾是最早想到联合泰国和马来西亚的演员进行合作的导演。

陈可辛的变与不变'

在同事的眼中，陈可辛是一个价值观和审美观都很固定的人。他的穿衣风格是恒久不变的，他喜欢旧的、有质感的、花纹不繁复的衣服，他永远穿的是布鞋，同事几乎没见过他穿皮鞋。他若喜欢某一件东西，态度总是很笃定，很少被别人的意见所左右。在工作中，他看起来不强势，但是他的观点会慢慢影响周边的人，让大家的审美慢慢与他趋同。

他对审美品位的坚持还体现在他对工作室空间的一手打造上。那时，陈可辛工作室在北京刚刚成立，他和员工都一心想找富有艺术感的loft式的工厂厂房，即使这样的厂房要比钢筋水泥的写字楼昂贵得多。而对于工作室内部空间的装修，大到怎么布局，小到每个窗帘用什么布料什么颜色，他都会亲自过目。他从国外购买二手家具，一把椅子加上邮费、运输费的价钱，高到能把人吓死，但他一点儿也不犹豫。

但他又是一个善于变通的人。策划北上的第一部作品《十月围城》时，他不做导演而做监制，因为他觉得自己身上那种精英分子的艰深和冷质对于大陆观众来说有点隔膜。一直以来，他自己对《十月围城》的故事倒没多喜欢，他觉得这个故事有点傻气，比如有一句台词“阿四你跟我说你闭上眼睛想到的都是阿纯，但我闭上眼睛看到的是中国的明天”，对于这种直白的感情的袒露，他自己是要起鸡皮疙瘩的，他会觉得这种表达是不是太幼稚了，但是作为监制，他选择相信导演。结果影片出来，这句台词偏偏就是观众的哭点，观众就是会被这种傻傻的情感所打动。

每一次创作，陈可辛都在不断反省和调整自己的观点，像《神奇侠侣》，他发现观众只要接收到简单直接的真善美的信息，情绪很容易就被点燃。直到现在，人们依然奉《甜蜜蜜》为他最经典的作品，但是陈可辛对此持保留态度，因为那种童话式的感情可能更符合他当时的价值观，而时过境迁，人生事业的诸多挫折让他身上似乎多了一层悲观主义的色彩，他更愿意去拍一些否定、和解构的东西，就好比《投名状》里对兄弟情的悲观，《如果・爱》里一些现实、残酷的人生况味。

在内地，陈可辛曾经历过一段很长的挫折期。彼时，他监制的《十月围城》和《神奇侠侣》都票房欠佳，那时候他马上要开始自己当导演，“陈可辛制作”这个名头不如他想象中打得那么响亮。《神奇侠侣》之后，他意识到自己的一些想法可能有些老了，跟大陆观众的主流想法有些脱节了，那段时间他就特别愿意跟北京工作室的年轻同事交流，甚至会问他们最近在看什么小说、最近什么东西火。

接下来，他把筹码押在了《武侠》上，试图在最传统的类型中打造全新的概念――微观武侠。陈可辛坦言这是美剧《豪斯医生》给他的启示，在他看来，中国功夫也是最玄幻的代表，具有非常奥妙的原理，如果掰开、揉碎来讲的话，应该很符合当代人的想法。

但是，后来摄影并未达到陈可辛团队想要的效果，对于抽丝剥茧的武侠观念的表达，跟想象中有一定距离。以至于后来观众在看到人被雷劈死这个情节的时候，感到非常滑稽。这个桥段其实包含了创作团队对于“理”和“命”这样宏大主题的表达，但却被观众解构了。

当时，对于 《武侠》的评论两极分化、褒贬不一，票房也失利了。恰逢陈可辛的母亲因病去世，各种打击扑面而来。这大概是陈可辛最消沉的时期。

虽经历创作和市场上的种种挫折，陈可辛依然是国内最有创造力的导演之一。如果你仔细看，那个永远漂泊不安的陈可辛还是依然隐隐的存在于他的电影中：譬如《投名状》中包裹于兄弟情深下裸的利益目标；譬如《十月围城》里娓娓道来的，大时代中小人物的爱恨与牺牲；再譬如《武侠》里“众生有罪，你我皆同谋”的哲学腔调。陈可辛还是那个认真讲故事，用故事讲自己的陈可辛。

这部《中国合伙人》更是将“大陆梦”做到了极致，大陆的演员，发生在大陆的故事，陈可辛为了更接地气，甚至恶补了一些口头禅，一些歌，一些八九十年代特殊的“北京”风味。他特意找了大陆的编剧和剪辑工作人员，希望能从前后把关；他在北京、天津的旧工厂之间奔走选景；反复思考，讨论当年大陆所流行的音乐......这些，无非都只是希望，能从剧本、表演、剪辑、配乐各个方面更好地诠释那些年，大陆有梦青年的情怀；更好地表达那个，也许正是他自己的，真正意义上的“大陆梦”。

也许，有些改变，真的也没有什么不好吧。

再说一个题外话。在《中国合伙人》之外，其实陈可辛有一部叫做《等待》的电影筹拍了十余年。那个剧本改编自著名华裔作家哈金的同名英文小说，讲述的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农村少年孔林考上沈阳军医学院，在校时，他按父母意愿在老家娶了淑玉，两人长期两地分居，而在进入部队医院工作后，他爱上了护士曼娜，可是部队医院的一条奇特规定让林孔不能顺利离婚，他和曼娜在等待漫长的二十年后才可能领到结婚证。这个故事包含难以言传的浓烈而含蓄的中国式爱情。

如今《中国合伙人》先于《等待》出炉。而《等待》，依然存在于我们的等待中。

香港、泰国、美国、香港、大陆，陈可辛带着自己的电影梦想一路漂泊，一路寻梦。这种漂泊让他敏感，让他不安。他不愿结交朋友，不断寻求改变，甚至在和吴君如有了女儿后都不愿被一纸婚书困住。或许，他的不愿定下，真的只是因为害怕再次漂泊。

如今，陈可辛带着“三个大陆青年”的“中国梦”来到内地找寻他自己的梦想，我们一面希望他能圆梦，一面又害怕着，如果有一天，他真的安定，不再漂泊，我们又去哪里寻找那个融在电影中的，不安、彷徨、忧伤的自我。

（部分信息源来自陈可辛工作室前成员；实习生杨向云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