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背景下的城南“老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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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1月，北京市正式《城南行动计划》，投资2900亿元改造北京南城，旨在改变北京城南北“阴阳脸”的不均衡现状。南城，即将迎来一次新的发展契机。在这2900亿元尚未发酵时，生活在南城胡同里的居民，依旧像往常一样，在狭窄的巷子里遛弯、聊天、买菜。而几年之后，随着“南城计划”的展开，京城里仅存的一部分“老北京”将面临远离自己生活了几十年的土地的境况。以北京广安大街的拆迁为例，仅仅20天，2716户居民就搬走了99%，而这2000多户居民被安置在了何处？生活状况如何？北京城里的其他早已迁走“土著”的命运又是怎样的？

北京土著纷纷献花，祭奠即将消失的“老花市”

“老花市”位于北京市崇文门。清朝中期，该地区就已经成为北京生产销售绢花等手工艺品的集散地，故北京人亲切地称这个地方为“花市”。崇文门花市不仅是绢花等手工艺品的集散地，随后也成了鲜花市场。另外，一些手工艺人也进驻这里，于是这个市场便逐渐繁荣起来。

花市虽然没有大栅栏、南锣鼓巷、后海等景点被国内外游客熟知，但是她在“老北京们”的心中，却有着无可替代的位置。只要你问一个“老北京”花市怎么走，得到的答案不仅有确切的地理位置，就连周边的饭店、茶楼也可能有详细的介绍。

随着北京南城经济的高速发展，崇文门一带建起了新世界商城、国瑞城等国际化购物商城，花市地区也随着周边大街的扩建而大规模搬迁改造。2001年前后，一大批居民随着两广路的扩建，率先离开了花市，大部分迁到了离花市几十公里的郊区。2005年前后，随着东花市地区开始了拆迁改造，又一大批“北京原住民”被迫迁到了郊区安置。

目前，花市只剩下一条小胡同没有进行改造。由于花市早年居民很多，有很多原来住在花市的居民自发地赶来，想要再看一眼曾经生活过的地方。“估计今年底将拆迁完毕，花市胡同就没有了，生在花儿市长在花儿市，50多年了，没想到她先走了。”一位在花市生活了几十年的老人感慨道。

伊莎：“老北京话”即将成为城市建设的牺牲品

“每次打车，司机都会问我是哪里的人，我说我是北京人，但几乎所有的出租车司机都说听我的口音不像。” 说这话的是一个22岁的女孩，伊莎，现就读于北京某重点高校。“我很早就从城里搬了出去，所以老北京话说得也不是那么纯正了。”伊莎说，她只记得小时候家里的房子很小，也就10平方米左右，但是左邻右舍的关系非常好，整个大杂院就像一个大家庭。

大约七八岁那年，伊莎全家搬到了南四环外的一个住宅小区居住。“由于父母工作的关系，我们住进了楼房，虽然楼房有暖气，冬天不用生炉子，还有独立卫生间，但是总觉得少了些什么。”伊莎思考了片刻。“是声音，那种仅仅属于老北京胡同的声音，”伊莎说，“虽然搬离城里十多年了，以前的家也基本上没有什么样子了，但童年时候的那些个邻居家聊天、打招呼、小贩吆喝的声音，却是非常地清晰，以至于每当我闭上眼睛，那些亲切的声音还在我的耳边回荡。”在老舍先生的遗作《正红旗下》中，就提到了老北京胡同小贩的吆喝声。虽然当时的旗人过着“寅吃卯粮”的生活，但只要一听到胡同外小贩的吆喝声，还是很乐意往自家的墙壁上多添几个“鸡爪子”的（注：鸡爪子即在赊账时，对于赊的数量的记录）。“没错，比如，弹――棉花――嘞！磨剪子磨刀――嘞！还有，麻花排叉江米条素丸子――卖喽！”伊莎拿出小时候的照片，“我很怀念小时候的生活，尤其是说老北京话的感觉。”

“我家原来住在宣武区虎坊桥果子巷，也就是菜市口百货商场的后面。现在那边已经拆得差不多了。”伊莎越说越伤感起来。“一听到南城即将改造的消息，我马上就回去看了一下。胡同已经拆得没剩下几条了，但还是听到了久违的老北京话。也许过不了多少年，熟悉的胡同味儿北京话就会随着胡同的消失而越来越难以听到了。”伊莎说话，几乎没有带一点老北京的“京味”，“那是因为我已经搬离城里10多年了，京味儿早就消失了，但是只要我一听到有人用老北京话跟我说话，我就会特别兴奋地跟他聊天。而现在这批比我那时候更小的随父母搬到郊区的孩子，他们长大后是不是也跟我一样不会说老北京话了？再过十几年，二十几年，哪里还能听到纯正的老北京话呢？”和伊莎心存同样忧虑的老北京人不在少数，目前北京人已经住“散”了，而新出生的“2010后”的北京孩子，马上就要面临不会说纯正方言的“危机”。“虽然普通话在语音语调上，跟北京话非常相近，但是我们还是需要专属于有自己家乡地域的语言，我不希望北京话成为城市建设的牺牲品。”伊莎说。

陈广铁：希望有一天我可以回家

“我家以前住在光明楼板厂，北京市第五十中学的对面，但现在那里建成了新的商品住宅区。” 同大多数北京人一样，随着2000年城市拆迁建设，陈广铁一家不得不挥别住了40多年的老房子和相处了多年的老邻居，搬到北京市大兴区去居住。

“当时我们家的院子里有四户，我和父母是第一家，第二家住一个姓陈的大妈，第三家住一个姓刘的阿姨，第四家人姓科。”陈广铁说，“你能相信么，那时候一家做饭，整个院子都能知道他们家晚上吃什么，而且做完的饭会挨家挨户去送，邻居们一到夏天，就聚在一张大桌子上吃饭，炸酱面、红烧带鱼、鱼香茄子的香味飘得满院子都是。”陈广铁还说，如果做饭没酱油了，就可以到邻居家厨房随便拿，至于院子里的葱、大白菜基本上就是公用。“和邻居都处得跟亲戚似的，我结婚那年，每家都腾出了一间房子给我摆宴席，上班的、上学的都请了一天假来帮忙。我母亲去世时，出殡的一些事宜全是邻居大妈一手帮办的，我们的关系真的不是亲人胜似亲人。”说到这里，陈广铁的神情变得伤感起来，“住了几十年的老街坊了，却因为拆迁而各奔东西了。”

从大杂院搬到楼房居住的居民普遍都有这样的遗憾，每家每户都是单独的一个单元房，把门一关，就等于与外界隔绝，不要说邻里之间串门儿、送东西，就连见了面，都不一定打招呼。“住胡同的时候，看见认识的不认识的，都打个招呼，就连有时候上公共厕所，看见旁边蹲着一位‘爷’，也会问一句‘吃了么您呐？’搬进楼房也有十年了，除了住的相邻的邻居，其他人就算见了面，也不一定能认出来。”陈广铁不无遗憾地说道。

“我家那时离龙潭湖和天坛都很近，没事的时候就去里面散散步。往西北方向骑车不到20分钟，就是故宫天安门，有时候看见千里迢迢、大包小包地从外地来天安门广场看升旗的游客，心中就油然而生一种骄傲感。对他们来说，也许‘到此一游’是一生的心愿，但对于我们这些个老北京人来说，天坛、故宫这些个地方，不过就是家里的后花园，因为北京城就是我们的家啊！”陈广铁的眼圈湿润了，“即使现在搬走了，我还是认为以前的胡同才是我真正的家。迫于当时的经济压力，我搬到了离‘家’几十公里外的大兴，但我一直有一个愿望，就是总有一天，我会回家！”陈广铁坚定地说，“虽然老房子上已经起了高楼，但是那片土地却还是我出生、成长并无限热爱的土地。”

这不仅仅是陈广铁一人的心愿，也是很多老北京人共同的心愿。不管付出多么艰苦的努力，不管承受多么大的经济压力，即使资金只能在城里买一个非常小的房子，也还是要回城。正如陈广铁所说的：北京城才是他们的家啊！

王小漠：“坚守”北京城的代价：难以承受的经济负担

“我家以前就是住在老花市的胡同里。”说这话的是王小漠，北京某高校的大四学生。和大多数的老北京一样，她家以前住的胡同已经成了城市建设的牺牲品，但幸运的是，王小漠一家并没有搬离城里，而是在老屋附近的一个小区内买了一套60平方米的二手房。

“老房拆迁的时候，我正上高二，再有1年就面临高考了。父母考虑到，如果搬到大兴去，每天上学放学用在路上的时间加在一起要4个小时。为了能让我多睡一会儿，父母决定不离开城里，在老花市旁边的小区买了一套二手房。”如同许多工薪阶层的老北京人一样，王小漠一家的经济实力是没有办法全款负担那套二手房的。“当时给的拆迁费远远不够在城里买房的，我的爸爸妈妈为了凑钱买房，不仅动用了以前的积蓄和老人半辈子的存款，还跟亲戚借了钱。家里本来就不富裕，自从买了那套房子以后，家里连买油盐酱醋这些小事，都要算计着来。”王小漠说，“到现在借款还没有完全还清，好在我马上就要工作了，可以为家里分担一些。”

“我是真的离不开那片地方，不是留恋繁华，而是留恋故土。即使住上了冬天有暖气，夏天有空调的楼房，但还是怀念小时候平房的生活。”王小漠说，“我以前写一篇文章叫《不想再思量你能否归来吗？》，写的就是我对小时候胡同生活的留恋和这种生活一去不复返的悲伤。我对老北京的感情已经超越了一个普通市民对家乡的感觉，而是像一个女人留恋她远去的情郎。”或许这也是让像王小漠一样的其他家庭，宁愿背负沉重的债务，也要坚守下去的原因？

那时候北京城并不繁华，没有购物中心，没有摩天大楼，没有四通八达的交通，甚至硬件条件不比现在某些郊区的新兴小区。但是，即便如此，老北京人还是留恋，留恋故土，留恋老北京话，留恋亲人般的友邻，留恋平和安详的生活。北京人，尤其是老北京人，他们是幸运的，经过改革开放，经过社区经济的高速发展，他们脚下的土地变得比金子还要贵重；然而，和守望自己的家园相比，谁更珍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