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了很远,去寻找一顶说唱人的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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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样有人习惯性地为《格萨尔王》贴上“藏族作家重述藏族神话”的标签。阿来却说：对我，是一个名词，而不是一个形容词。

“遭逢就是梦见。”传唱格萨尔王的老艺人如是说。

继《尘埃落定》之后，藏族作家阿来酝酿6年的《格萨尔王》终于面世。作为世界上最浩大也是唯一的一部活史诗，格萨尔王的故事在神授的“仲肯”(说唱艺人)口中代代传唱，上千年来早已是每个藏族人甚至部分蒙族人、汉族人所耳熟能详的记忆，仅已整理出版的《格萨尔王传》已达120多部。面对这样一个聚焦历史的古老母题，“重述”的意义显得易受争议。然而，借助口传和文本的积淀，全新视角的《格萨尔王》的完成，让阿来无形中承载了一种“作家式仲肯”的身份意义。虽然，他不愿意正面承认那股蛰伏在他身体内十几年的表达欲是否受了某种神谕的暗示。

故事从“家马和野马刚刚分开”的时代开始。阿来把神子降生设置在神人混杂的后蒙昧时期，在那个叫“岭”的地方，从上天下界的格萨尔王要使人们从蒙昧走向理性。不难看出，小说的很大篇章基本保留了格萨尔王凭借天生神力四处扫荡妖魔、弘扬佛法、夺取王位、铲除内奸等经典情节。有批评却说阿来的“还原式”写法显得过于虔诚，而丧失了《尘埃落定》曾爆发出的阅读酣畅感。阿来的回应很平静：“《格萨尔王》的重述绝对不是颠覆性的。我想保留它的神话色彩，同时也想尽量地还原一些历史的真实面貌。还原，是建立在大量的文本和历史考证以及大量的剪裁取舍基础上的。”当然，“重述的特殊性在于可以有新的视角。神话无非人类历史的曲折反映，真正被重述的也只是人本身和你看待历史的视角”。

阿来所提到的新视角，关键在于他对小说中现代说唱人晋美的塑造。这个占全书1／3篇幅的线索式人物几乎是阿来此次“重述”的核心构思。像诸多前辈艺人一样，牧人晋美在梦中遭逢格萨尔王，成了一名无师自通的“仲肯”。而此次，他不再是被动无知觉地接受神王指引，像行走在高原雪域上的留声机用一生去传唱王的丰功伟绩。晋美开始在梦中与格萨尔王相遇、对话、探讨。梦，其实是阿来在整部小说中巧妙又刻意借助的“媒介”，甚至是他这次重述视角的隐藏载体。小说高潮部分的情节推进，几乎都借助晋美和格萨尔王在梦境中的交流对谈来层层衍生。

“确实是梦境，这其实也是和藏族口传文学尤其是格萨尔王的一个捆绑的话题。神授几乎都是在梦中完成。但是，对于神授艺人的现象，学界至今无法给出合理解释。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只能客观描述其存在。这恰恰给了艺术一个创作空间。”阿来说，“但是梦在我这里又有生发。《格萨尔王》中梦承载了两个功能：一是结构上的辅助。在对神话历史的取舍剪裁中隐去了大量故事，或者采用虚写和实写结合。加之民间口传文学有时‘很不讲道理’，为了避免唐突，很多环节可以借助梦境来做交代和解读。其二，我让仲肯和神王在梦中见面。过去的传授艺人从未有过这种经历。我假想自己是一个神授艺人的话，一定属于不太规矩的。我一定会产生一些疑问，要在梦境中去跟格萨尔王探讨。某种程度上，梦境也是一个把我自己对历史的看法纳入小说的关键方法。”

循着格萨尔王和晋美们的足印，阿来凭靠文学的本能，像鲑鱼一样向着藏族口传文学的源头回溯。然而他真正渴望到达的，却是孵化人类文明鱼卵的太初之地。他只想好好地讲故事，相信自己的故事，不去追问故事的真假。然而照样有人习惯性地为《格萨尔王》贴上“藏族作家重述藏族神话”的标签。阿来却说：对我，是一个名词，而不是一个形容词。就像他最喜欢的两位作家，美国诗人惠特曼、拉美诗人聂鲁达。理由是他们分别用文字向世界表达了“美国”和“拉美”，而那也是一个名词性的美国和拉美。

易卜生在《培尔・金特》中有过关于人性本质的譬喻：人的本性就如洋葱之芯，当表皮被一层层剥去，最终发现内里空无一物。当下文化视野中，人们同样习惯去揭示某个民族的内核特质，恨不能一把攥住充当民族符号的图腾柱，满足于自诩的深刻。但当试图挖掘柱子的基座时，却发现它们原本彼此相连、浑沌一片。阿来深有感触：“强调极易被识别的差异性总是种浅层的取巧，有些差异在我看来异常强烈，但却天然存在，我只想寻找差异背后的共通性。《格萨尔王》尤其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