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仁明:以“书院”取代大学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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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阵子，和任教大学文科的老友讨论：台湾的人文学问应与大学体制彻底切割，换言之，现今大学的人文学院应该完全废除，另外成立一个截然不同的书院系统。

这些年来，台湾的高等教育急遽恶化，“量化评鉴”的方式，催逼大学教授竟日忙迫，不时过劳；人文学院的情形，尤为不堪；他们不仅同样疲累，还因论文量产明显落后而备受校方轻视。他们如此忙碌，却忙得毫无意义感；因被迫专注于近乎无聊的论文，致使与学生疏离、与社会脱节、更与自己的文化理想渐行渐远。他们最大的痛苦，其实是忙得不知所云，忙得错乱荒谬。

事实上，人文学问在目前的大学里，必然要日益边缘化的。盖因这20年来，资本主义不断深化，台湾的大学早已沦为产、官、学一体中最为附庸的角色。在产业国家主义的环境下，大学其实已毫无自主力。因此，与产业相关的院系，自然要向产业极力靠拢，甚至完全依附产业。作为产业“依附者”之大学，不仅要培训产业需要的专业人才，更因产业开发新产品的需求，遂配合着不断量产相关的研究论文。至于关联不大的院系，要不，将自己“浓妆艳抹”一番，也设法去依附；要不，就只能慢慢地被整个大环境给轻视、给边缘化了。

放眼望去，人文学院当然最可悲。因为不管如何“浓妆艳抹”，终究极难依附得了，终究要遭人嫌弃；另方面，又不管如何高声疾呼“人文精神”，校方在内外交迫层层压力之下、早已自救不暇之际，绝对也只能对此“高调”摇头叹息。换言之，人文学院在现今的大学体制内，要不慢性萎死，要不就凌迟致死；不管是哪种死法，其无生路，一也。

所以我才说，人文学问必须完完全全脱离现今的大学体系，成立另一轨道的“书院”系统。

这个“书院”系统，不以培养专业人才为目的，而是聚焦于身心安顿的立命之学。现代的年轻人，欠缺的是生命智慧，渴求的是人格典范，盼望的是身心安顿。“书院”，正因此而成立。“书院”取法中国传统的教育方式，除了是“经师”，教师更必须是“人师’；师徒间，固然谈论学问，更重在彼此印心。换言之，“书院”的重点，是生命之启发，而非大学关注的客观知识之传授。

“书院”又可分成“预科”和“本科”两大区块。“预科”是在考进大学、开始接受专业训练之前，每个准大学生都必须先进“书院”修业一年：他们以礼乐为中心，在文、史、哲、艺、道五大区块稍事涵泳，由“道”总绾，重点在于“知有尊贵，知所敬畏”，然后打下身心安稳的基础。有此基础，届时再去学习专业，就比较能与产业若即若离，不容易异化成一颗产业螺丝钉。

那么，这样的“预科”，又与现今大学系统的“共同科目”、 “通识课程”有何区别呢？关键在于，那些课程既然从属于大学，就必然是同一套思维，就必然专注在客观知识的传递与诸多量化成果之呈现；又因从属于大学，更必须受制于那套桎梧性灵的评鉴体系；如此层层限制，其实，就是重重扭曲。最后的成效不彰，那是不待龟筮，早知必然。所以，为何“书院”系统要完全独立于大学之外呢？正是要提出一套不同的思维、不同的教育模式。这套完全不同的教育模式不仅合适人文学问，其实也更合适所有的“人”。

“书院”的“预科”，是其底盘；至于“本科”，则是主体。本科生数量不必多，但必须是有心之人、有志之士。修业三至五年，或再稍长。书院的本科与大学系统成为两套互不从属的平行双轨道。本科的目标，是培养近乎古代意义下的“士”。要点是身心平衡，首重修身；其次则宏观通达，既扎根于经典，又博览群书，更能做第一手学问，读天地之大书。

本科毕业生可任学校教师，可执掌文化工作，他们须重新担当“教化”重责大任；当然，更可以从政。换言之，借着书院的建立，可恢复已然断裂百年的“士”传统。“士”取代眼下大学已奄奄一息的知识分子。

作者系台湾知名文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