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为屈原的节俗演变与文化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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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五月初五的端午节，是中国四大传统节日（春节、清明、端午、中秋）之一，也是迄今中国四大传统节日中唯一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因此，如今的端午已不仅是中国人民的传统节日，也是世界人民的共同节日。
千年以来的端午节俗，虽然在中国各地不尽相同，但汉族居处的多地端午节俗都以吃粽子及赛龙舟为主要活动，以纪念伟大诗人屈原为中心内容。早在晚唐，诗僧文秀就歌云：“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
可是，端午节俗源远流长。其起源本与屈原无关，其传承或历千余年才与屈原逐渐相关，其为屈原而形成的节俗活动则是近千年来的事情。如此说来，端午为屈原是时令节俗传承演变、丰富发展的结果。
传统节日习俗是历史上在民间长期形成的节俗，是历史上由民众长期传承的节俗。端午为屈原的节俗演变，当然是历史造就的，是民众抉择的。
历史造就和民众抉择的端午为屈原的节俗演变，具有十分重大的文化意义。
一
关于端午的起源，说法不下十种，诸如纪念屈原、纪念伍子胥、纪念勾践、夏至节、祭龙等等。自闻一多的《端午考》发表以来，学者也纷纷就此深入探讨，各抒己见。不少学者赞同闻一多的看法，即本“就是古代吴越民族――一个龙图腾团族举行图腾祭的节日，简言之，一个龙的节日”。不过，较为合理而可信的说法，是端午节源自先秦的夏至节。
夏至，是先秦古人最早确定的四大节气（春分、夏至、秋分、冬至）之一。夏至日北半球白昼最长而夜晚最短，同昼短夜长的冬至日和昼夜半分的春分、秋分一样，易于被古人确定。因其在划分时节、表明物候并据以进行农事活动上十分重要，故被古人看重。时迄夏至，古代中国北方所种菽黍和南方所播稻谷，都进入了夏季茁长期，古人经过繁忙的春种而可稍得喘息：加之气温骤升，杂草恶木、病虫害鸟、瘟疫瘴疠也猖狂蔓延而危害农作物及人的生命，古人以为阳气于此日至极、阴气于此日始兴而“阴阳争，死生分”，乃企望能于此日助阳抗阴、得生避死、除害获福、去凶化吉；大概如此，古人便于夏至时举行一些活动来祈求丰收和安康、禳除灾害和病瘟。相沿成习，夏至也成了民俗活动日渐丰富的传统夏至节。夏至节的日期，一般在三代古历中切合农事的夏历五月即仲夏之月的五日前后。或许随着阴阳五行说盛行，战国时人以阴阳消长来说明时节变化，以五行配四时、五方而尚“五”，既尤为重视阴阳消长最为急剧的夏至，又因为尚“五”而将节日固定在五月五日。
五月五日，又称为“端五”或“端午”。《北堂书钞》卷一百五十五“五月五日”条：
俗重五日，与夏至同。仲夏端午，菹龟角黍。（明人陈禹谟补注：“《风土记》云：‘仲夏端午，谓五月五日也。俗重是日，与夏至同。先节一日，以菰叶裹粘米、栗、枣，以灰汁煮，令熟。节日又煮肥龟，令极熟，去骨加盐、豉、h、蓼，名曰菹龟，节日啖之。粘米一名角黍。盖取阴阳包裹之象也。龟甲表肉裹阳外阴内之形，所以赞时也。’”）
《艺文类聚》卷四也引录周处《风土记》云：
仲夏端五，烹鹜角黍。端，始也，谓五月初五日也。又以菰叶裹粘米煮熟，谓之角黍。
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又载：
五月五日，谓之浴兰节。四民并踏百草之戏。采艾以为人，悬门户上，以禳毒气。以菖蒲或镂或屑，以泛酒。按：《大戴礼》曰：“五月五日，蓄兰为沐浴。”《楚辞》曰：“浴兰汤兮沐芳华。”今谓之浴兰节，又谓之端午。踏百草即今人有斗百草之戏也。
唐李匡V《资暇录》则说：
端午，端五者。按：周处《风土记》：“仲夏端午，烹鹜角黍。”端，始也，谓五月初五也。今人多书“午”字，其义无取。
据此说来，“端午”或“端五”，是汉代以后方有的节名，“端”者初也，“五”“午”为同音字。可是，《说文解字》云：
五，五行也。从二，阴阳在天地间交午也。
午，牾也。五月，阴气午逆阳，冒地而出也。
由此释义，则“端五”或“端午”，实已有阳气于此日至极、阴气于此日始兴而“阴阳争，死生分”的蕴义，恐怕应是先秦就已有了的夏至节别名。“五为阳数”，“端午”或因此而又称为“端阳”。至于五月五日还有的“重五”和“重午”之称，当为汉代以后衍生的名称。
据先秦和汉代的文献记载，当时人们将仲夏五月视为阴阳相争、死生分判的恶月，将五月五日视为阴气萌作、“感阴气成者死”（《礼记・月令》疏）的凶日，故在五月五日恐怕物生不茂、人命不长而主要举行各种禁忌和祈禳活动。《艺文类聚》卷四引录《夏小正》曰：“此日蓄采众药，以蠲毒狻！焙撼乃将五月五日的祈禳活动，定为国家仪典。《后汉书・礼仪志》记载：
仲夏之月，万物方盛。日夏至，阴气萌作，恐物不茂。其礼：以朱索连荤菜……汉兼用之（指夏、商、周三代的祈禳方式），故以五月五日，朱索五色印为门户饰，以难（傩）止恶气。
杜佑《通典》卷五十五：“汉制，厉殃，祀天地、日月、星辰、四时、阴阳之神，以师旷配之。其坛常祀以禳灾，兼用三代苇茭、桃梗。五月五日，朱索五色印为门户饰，以傩止恶气。”夏至日若连端午日，夏至与端午的祈禳活动也就合为一体。举行祈禳活动的夏至及端午，因为朝廷确认为仪典而使端午成为全国的重大节日。
二
大概汉人将五月五日视为阴气萌、人易死的凶日，也将此日看作逝者的忌日，进而在此日纪念一些受到敬重的人物，如割股啖君而不求荣华的介子推、忠贞贤能却遭弃迫死的伍子胥、沿江寻求父尸未得而投水溺亡的孝女曹娥、勤政爱民而政绩卓著的苍梧太守陈临等，并且传说他们都死于此日或别离此日。
关于介子推、伍子胥和曹娥于端午受到纪念的最早记载，均见于东汉文献。陈临于端午受到纪念，也始于东汉时代。
介子推于端午受到纪念的最早记载，见于蔡邕《琴操・龙蛇歌》：
《龙蛇歌》者，介子绥所作也。晋文公重耳，与子绥俱亡，子绥割其腕股，以啖重耳。重耳复国，舅犯、赵衰，俱蒙厚赏，子绥独无所得。绥甚怨恨，乃作《龙蛇歌》以感之，遂遁入山。其章曰：“有龙矫矫，遭天谴怒。耘沤羌祝来遁于下。志愿不与，蛇得同伍，龙蛇俱行，身辨山墅。龙得升天，安厥房户，蛇独抑摧，沉滞泥土。仰天怨望，绸缪悲苦，非乐龙伍，床豁砉恕！蔽墓惊悟，即遣求得于绵山之下。使者奉节迎之，终不肯出。文公令燔山求之，火荧自出。子绥遂抱木而烧死。文公哀之，流涕归，令民五月五日不得举火。
据此记述，五月五日即寒食日，端午节也即寒食节。古今寒食节都定在清明节前一二日，史籍也未明载介子推死于何日，但晋国故地民间传说介子推于五月五日被焚亡。晋人陆P《邺中记》云：“并州俗，以介子推五月五日烧死，世人为其忌，故不举饷食，非也！北方五月五日自作饮食祀神，及作五色新盘相问遗，不为介子推也。”宗懔《荆楚岁时记》辩驳：“周举移书及魏武《明罚令》、陆P《邺中记》并云，寒食断火起于子推。《琴操》所云子绥即推也，又云五月五日，与今有异，皆因流俗所传。据《左传》及《史记》，并无介推被焚之事。《周礼・司@氏》：‘仲春以木铎修火禁于国中。’注云：‘为季春将出火也。’今寒食准节气是仲春之末，清明是三月之初，然则禁火盖周之旧制也。”看来，端午纪念介子推仅为汉晋并州、今山西部分地区的民间习俗，在北方中原并不流行。
伍子胥于端午受到纪念的最早记载，见于邯郸淳《曹娥碑》：
（曹）盱能抚节按歌，婆娑乐神。以汉安二年五月五日，迎伍君。
伍君即指伍子胥。传说伍子胥被吴王夫差赐剑自刎后，又被夫差装入皮囊中沉入钱塘江，化为波神。曹盱是东汉会稽上虞（今属绍兴）的巫师，当地每年端午祭祀伍子胥，都由其乘船于江中载歌载舞迎接波神。
曹娥于端午受到纪念的最早记载，也见于《曹娥碑》：
（曹盱）逆涛而上，为水所淹，不得其尸。时娥年十四岁，号慕思盱，哀吟泽畔，旬有七日，遂自投江死，经五日，抱父尸出。汉安迄于元嘉元年，青龙在辛卯，莫之有表。度尚设祭诔之……
据《后汉书・列女传》记载，上虞县令度尚为了表彰孝烈，迁葬曹娥遗骸并为之立碑。碑文作者，是度尚弟子邯郸淳。自度尚为曹娥立碑设祭，会稽一带便形成了端午纪念曹娥的传统。
陈临于端午受到纪念的最早记载，见于《初学记》第四卷《岁时》引录谢承《后汉书》：
陈临为苍梧太守，推诚而理，导人以孝悌。临征去。后本郡以五月五日祠临东城门上，令小童洁服舞之。
汉代苍梧郡的治所在今广西梧州境内。陈临在世就于端午被祠祭，或是东汉两广地区的习俗。
爱国爱民而投江以殉国难的屈原，也于东汉时在端午受到纪念。《艺文类聚》卷四引录《风俗通》：
五月五日，以五彩丝系臂者，辟兵及鬼，令人不病温。亦因屈原。
五月五日m命缕，俗说以益人命。
《风俗通》即《风俗通义》，为东汉末年学者应劭所作，以考证历代名物制度、风俗和传闻为主要内容。应劭是汝南郡南顿县（今河南省项城市南顿镇）人，曾任泰山太守，卒于邺（城邑在今河北临漳县西南邺镇）。应劭记载的东汉端午纪念屈原的习俗，显然不限于屈原生卒地――今两湖地区的端午节俗。
据文献记载来看，上述在东汉时已于端午受到纪念的五位人物中，就其于端午受到纪念的时间而言，最早是介子推，其次是伍子胥，再次是屈原，曹娥与陈临皆晚；就其于端午受到纪念的地域范围而言，最广是屈原，其次是介子推，再次是伍子胥，曹娥与陈临皆狭。《风俗通义》成书虽然晚于《曹娥碑》成文，但其所记端午“亦因屈原”的习俗流行当不会晚于上虞县令度尚为曹娥立碑设祭。介子推受到纪念的地区，主要是春秋晋国故地的今山西部分地区。伍子胥受到纪念的地区，主要是今苏南浙北。曹娥与陈临受到纪念的地区，分别局狭于今绍兴或梧州一地。唯有屈原，在东汉已经成为当时中国许多地区于端午纪念的人物。
东汉时的端午习俗，仍以禳灾祛害、祈祝平安的活动为主，但许多地区“亦因屈原”而在端午纪念屈原了。
三
屈原早在东汉已经成为当时中国腹心的许多地区端午节纪念的人物，无疑是因为屈原的历史的和社会的影响要比其他在端午受到纪念的人物大得多，因为屈原受到广大民众的尊崇和怀念要比其他在端午受到纪念的人物重得多。
身为楚国贵族的屈原，在约两千年前信息传播极不发达的条件下，怎么会形成广泛而巨大的社会影响？怎么会被广大民众知晓、尊崇、怀念并在端午祭祀呢？究其缘由，主要有三。
其一，是屈原的被疏见放的经历，使得他在疏远至汉北、放逐于江南的生活中，已经为民众有所了解，民间也经久传扬屈原的事迹。
《九章・抽思》歌云：“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好佳丽兮，独处此异域。”诗句即屈原被楚怀王黜置汉北的记述。今汉水以北的南阳西峡一带，依旧流传着屈原的故事并举行纪念屈原的活动。
自壮年被放逐江南后，屈原在江南生活长达二十余年，行踪遍及沅湘流域诸地，悲叹“惟郢路之辽远兮，魂一夕而九逝”，至死未能回归国都，最终在秦军掠江南之际，赍志殉国，高葆贞节，自投汨罗，抱石沉江，传说即死于端午。沅湘流域民间于屈原流放之际就受其影响而祭祀保有爱国晚节的楚怀王，或许也最早于端午祭祀屈原。
汉初，贾谊被贬为长沙王太傅，南行至沅湘间，即“仄闻屈原兮，自湛（通“沉”）汨罗”而“造托湘流兮，敬吊先生”。其“仄闻”屈原事迹，或许是在其故乡洛阳、汉都长安，也可能是所至江南沅湘间。
民众年复一年地传扬屈原的事迹、民间年复一年地举行纪念屈原的活动，屈原的社会影响自然会日渐广远深巨。
其二，屈原抒写自我思想和经历、表现自我理想和人格的楚辞作品，以巨大的精神、人格和艺术魅力倾倒了战国末年至汉代的文化精英们，以致社会风行楚辞、文人竞相研习并仿作楚辞，屈原被推尊为道德人格的楷模，楚辞被推尊为文学艺术的典范。
战国末年，楚人便因思念屈原而“世相教传”楚辞。战乱岁月里“世相教传”楚辞者，当多为避世隐居于民间的文士。因为他们一者有文化，二者通合屈原思想而向往实现“美政”，三者赞赏屈原志行而仰慕屈原为人。楚辞中的《卜居》《渔父》两篇，因王逸《楚辞章句》解题称“屈原之所作也”，且又为朱熹、洪兴祖肯定后，即被视为屈原的重要楚辞作品。但自明、清以来，已多有学者怀疑并证伪。从其文体和文风来看，两篇当不是屈原的作品。据战国后期的楚国历史文化背景和战国至汉初的文学发展状况推断，两篇应作于楚考烈王时代、出自楚国具有道家思想的隐士之手，都是思念屈原的楚人设为问答、假托屈原以“叙其辞”。两篇的产生表明，战国末年的楚人对屈原其人已经有了深刻的认识和高度的评价，即屈原是一位竭忠尽智、高举葆真、廉洁正直、爱憎分明、疾恶如仇、刚贞不阿、坚毅执著而绝不肯屈心抑志、苟且偷生、同流合污、蒙垢染尘的爱国诗人、秉德贤士，是楚人爱国典范、世间人格楷模。两篇中的叙屈原之语，在相当程度上是对屈骚塑造的屈原自我形象体现出的精神品格的概括。这样的认识和评价，可以说是后世人们认识和评价屈原的重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