驿道改变贵州开发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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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至两宋千余年中，贵州实际上疏离于全国交通网络之外，处于“孤悬”状态。秦开“五尺道”、汉开“南夷道”，唐代的“牂牁道”与宋代的“买马道”，大都是中央王朝“应急”的一时之举，时兴时废，并没有形成贵州与外地联络的稳定交通路线。在这种背景下，贵州的开发，只能是一种“封闭式”的开发，不可能与全国同步。尽管周边地区对贵州产生影响，但进程极其缓慢，仅波及贵州沿边。贵州内部，由于地势和山川阻隔，东、西、南、北四个板块并未整合，散处在崇山峻岭之中的“溪峒”各自孤立，缺乏必要的经济联系。

“外通内联”

贵州进入全国驿道交通网

驿道与自古以来形成的“羊肠鸟道”和民间商道不同，它是国家统一安排修建的“官道”，工程浩大，有道路、桥梁、渡口等基本设施，并设有驿、站、递铺，从而构成了永久性的交通干道。

自元代以来，驿道历经明、清两代的整治、维修，不断延伸、扩展，使贵州纳入了全国的驿道交通网络，并逐步加强省内各地的联系，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贵州开发态势，渐渐打破“封闭”而与内地接轨，把贵州的开发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元代以大都（今北京）为中心，设驿道1500处，在贵州境内修建了4条驿道：一是由湖南经贵州（今贵阳）到云南的大驿道；二是由四川重庆经播州（今遵义）到贵州（指贵阳）的“川黔驿道”；三是由贵州南行而达广西的“黔桂驿道”；四是由四川永宁（今叙永）经乌撒（今威宁）至云南曲靖的“川黔滇驿道”。这些驿道的开通，使贵州成为西南地区“东出西进，南来北往”的大通道，成为西南的咽喉重地和军事要冲。

从明代开始，驿道逐渐修往各府、州、县，在贵州境内形成一个以省城为中心的驿道网。除开龙场九驿而外，又开辟湖南至古州（今榕江）、镇远至黎平、水西（黔西北）经开州（今开阳）至偏桥（今施秉）、大定（今大方）至安顺、四川南川经真州（今正安）至遵义、四川合江经仁怀至遵义等驿道。

清代开辟的驿道支线更多，共计20多条，通往省外的除原先的几条驿道外，又新增四川纳溪至毕节、乌撒（今威宁县）、交水（云南沾益）；昆明至罗平、安龙、邕州（今南宁）；四川彭水至务川、思南、石阡、镇远等重要驿道。连接各府州县的驿道，重要的如贵阳至定番（今惠水）、贵阳至平远州（今织金）、关岭至安龙、黔西至遵义、遵义至真安（今正安）、遵义经湄潭至施秉、平越经瓮安至湄潭、石阡至龙泉（今凤冈）、思南至铜仁驿道等等。清代雍正年间的“改土归流”后，驿道修进了“苗疆”地区，加快了少数民族地区的开发。

驿道提升贵州战略地位

洪武十四年（1381），朱元璋决定用武力统一云南，无论是由湖广还是经四川征讨云南都要取道贵州，朱元璋在南京奉天门召见征南将军傅友德等，告诫他们“行师之际，当知其山川形势”。按照他的谋划，“取之之计，当自永宁先遣骁将别率一军以向乌撒，大军继自辰、沅以入普定，分据要点，乃进兵曲靖。曲靖，云南之喉襟，彼必并力于此以拒我师，审察形势，出奇制胜正在于此。”朱元璋运筹帷幄，偏师自永宁走“川黔滇驿道”而入，堵住云南的出口，大军沿湖广通往云南的驿道进军，三个月时间便平定了云南。

云南平定后，朱元璋认为如果贵州政局不稳，云南势必孤悬，“虽有云南，亦难守也。”洪武十五年（1382）设贵州都指挥使司于贵阳，以贵州卫和贵州前卫拱卫都司。卫所都设在驿道干线上，目的是保证驿道畅通。

因为“驿道所经”，贵州成为湖广、四川、云南、广西四省连接的重要纽带，成为贵州建省的重要契机，在此建省对于加强西南地区的统治有重大影响。以后的平播之役、奢安之役、永历王朝、清军进入西南、改土归流乃至辛亥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抗日战争，均证明贵州在西南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贵州建省之初，仅辖思州、思南、铜仁、乌罗（后并入铜仁）、镇远、石阡、黎平、新化（后并入黎平）八府并贵州宣慰司及安顺、镇宁、永宁（今关岭）三州。当时贵州的辖地实分为东、西两大部分，东部为思州、思南等八府，西部为贵州宣慰司（贵阳地区及黔西北）和安顺等三州，东、西两部分之间，并无府、州、县设置，而是通过驿道连接起来，状如一个哑铃。

贵州宣慰司与安顺、镇宁、永宁三州的联系，以滇黔驿道为纽带。贵州宣慰司虽驻贵阳，但水西安氏土司的亲辖地在黔西北，隔着一条乌江（乌江上游鸭池河、六广河）。洪武年间，奢香开“龙场九驿”，自龙场（今修文）而达毕节，把驿道修进了黔西北地区。龙场九驿的开设，实际上是川黔驿道与川黔滇驿道的联络线，其东与川黔驿道衔接，其西与川黔滇驿道衔接，进一步使贵州合为一个整体；弘治七年（1494），明王朝在黔桂驿道开设都匀府，将这一地区纳入流官统治范围；原属四川管辖的播州宣慰司，其北境在川黔驿道上，其南境在湘黔驿道上，万历二十九年（1600）平定播州后，将其地改设遵义、平越二府，以平越府属贵州，自此将贵州东、西两部分连成一片；在滇黔道上，安顺、镇宁、永宁、普安等地联系紧密，于万历三十年（1602）合为安顺府，地接云南；原属四川的遵义府，因驿道与贵阳相通，离成都远而距贵阳近，雍正年间“改土归流”，遂将遵义府改属贵州。由此可见，贵州省的建立和疆域的确定，都以驿道有密切关系。

驿道成为

贵州开发的重要契机

从元代开始到民国初年600多年间，驿道一直是贵州交通、通讯的主渠道，对贵州开发产生多方面的影响。

驿道固然主要是服务于政治、军事的需要，便于调兵遣将、行军作战、粮秣运输、情报通达、布宣号令和迎送官员，但驿道开通以后，民间也广泛使用，人口流动，货物流通、文化交流随之扩大范围。可以这样说，驿道改变了贵州在中国大棋盘上的格局，贵州不再孤悬于西南一隅，而是与全国连成一气。从此，“封闭式”的开发状态渐被打破，“中原式”的开发日渐深入、扩大。

驿道不但使贵州与周边各省的联系加强，而且与经济发达的中原和江南地区的联系也加强。贵州的开发再也不是孤立地进行，而是在全局的影响下发展，受到外部的影响越来越大。与此同时，省内地区间的联系也逐渐增强，贵阳成为“万马归槽”的地方，安顺成为“黔之腹，滇之喉”，镇远成为“滇黔锁钥”，遵义成为“川黔要冲”。区域性经济日渐凸显，“遵义富于丝”，“黎平富于木”，“安顺商业为全省之冠”，打破了以往互不联系的“溪峒”型经济格局。

驿道开通以后，四川、湖广、江南、江西及其他地区的人口向贵州流动，给贵州注入了一股巨大的开发力量。大量移民进入贵州，不但开发广度扩大，开发力度增强，而且开发手段提高一步，“中原式”的开发逐渐成为主流，农业、手工业、矿业都出现新的面貌。

驿道促进了物资交流，外地的食盐、粮食、布帛及其他物品源源进入贵州，贵州的木材、矿产及各种土特产销往外地，各地客商纷纷来到贵州，使贵州逐渐卷入全国商品市场，“自给自足”的“溪峒”型经济逐渐遭到破坏；城镇日渐兴起，原先的政治、军事城堡成为商业集镇；城乡之间的交易得到发展，出现许多按“十二生肖”轮流交易的农村集市；“以物易物”、“刻木为契”的原始交换手段，逐渐被货币取代，货币流通范围逐步扩大到城市和农村。

明清时期，驿道的开辟还使土司制度的社会基础受到巨大冲击。随着改土归流的深入，贵州办起了官学、书院、社学、私塾，儒学迅速兴起，而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也随之传入贵州。贵州人可以走出大山参加全国的科举考试，外地官员、文士也不断进入大山。中原文化、江南文化、巴蜀文化、荆楚文化、两粤文化在贵州都有传播，文化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责任编辑/李 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