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彦波的主政关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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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彦波重锤敲沉鼓。面对一座期待也亟待改变的城市，他的主政风格中凸显着变与守、活与刚、精与速这一对对带有辩证色彩的鲜明特征，也正是因为这些独特的领导策略和领导艺术，让他成为与仇和、吕日周并行的非典型性官员的代名词。

2008年春节，耿彦波出任大同市长的第二天就上了古城墙。当晚八点，他将视察的第一站选在了规划局。随后，耿彦波对规划部门的人说，战场要拉开了。

在中国的城市发展话语体系中，五年似乎是一个特殊的刻度，它可以为城市的面貌印上一道纹理，也可以为主政者的领导风格提供一个可供观察的窗口。

如今，这场轰轰烈烈的大同复兴之战打了5年。耿彦波对此的评价是，大同一轴两城的建设框架基本形成。

而在媒体自觉与不自觉的归类中，这位大同的主政者，某种意义上成为了和仇和、吕日周并行的非典型性官员的代名词。那么，在耿彦波的身上究竟体现着哪些独特的领导艺术呢？

变与守：兴城战略

大同是一座“奉献”的城市。这是大同人在讲述古城衰落时略带委屈的用词。年降水量仅为东部大城市四分之一的大同，仍要向北京供水。

而另一个与大同结下不解之缘的关键词是“煤”。大同因煤而兴。作为这座城市支柱产业的煤炭，至今仍在大同的财政收入中占据60%的份额。在计划经济时代，大同也有过辉煌夺目的时刻。718亿吨的煤炭储量让大同傲立群雄，1996年全国原煤产量的十分之一源自大同。然而，由于国家长期没有放开煤炭价格，大同一直以计划经济的价格输出煤炭，承受着使命和责任之外的发展困境。与此同时，这座城市也始终未能主动打破和摆脱对煤炭的依赖，其他方面的发展同样裹足不前。有媒体形容大同遭遇了“失去的20年”。

当时的大同在耿彦波的眼中是个什么样子呢？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大同的改造到了一个最紧急紧迫的关头了，没有退路”。耿彦波目之所及，大同问题重重。基本没有像样的道路，建设品质较低，生活垃圾倒在路上，污水满地流，结成的冰都是黄颜色，很多有本事的人一阵风似的地逃离了这座城市。

原大同市委副书记安大钧说，“数十年来，地位日渐式微的大同，迫切需要一个重锤来敲这面沉鼓。”

耿彦波就扮演了这样一个“重锤”的角色。履职当天，耿彦波表示大同是“一个能够大有作为、大有可为，能干大事、能成大事的好地方”。

“穷则思变”是耿彦波一以贯之的领导风格，早先在榆次担任书记之时，他就做过一次讲话：“现在榆次穷，穷是因为没有发展。小发展是小问题，大发展没问题，不发展是大问题。苟且偷生有未来吗？等能等来美好的未来？穷，就必须变，必须发展。”

大同之变，迫在眉睫。耿彦波的兴城战略从城市规划下笔。重视城市规划在他以往的工作经历中也有所体现，履职大同之前，耿彦波担任太原市政府副市长，上任之初就提出太原要“建设一个新城，改造一个旧城，挖掘一个古城”，根据规划当年太原投资137亿元，建设道桥、城市配套等48个项目，抵上了太原以往十多年的建设资金总额。

2008年2月4日是耿彦波出任大同市长的第二天，他到规划局视察，泼了一大盆冷水，对城市规划的弊端一针见血。“规划是一个城市的基础，也是一个眼光和高度问题，一定得是站在明天看今天。”

上任十天后的首次市委常委会上，耿彦波提出“一轴两城”的思路，即以御河为中间轴，西边的古城实行整体保护，东边建立御东新区，形成传统与现代的两相呼应。

不难看出，耿彦波的战略思路中，除了“变”还有“守”。他强调要对古城进行整体性保护，包括周围环境。上任之初，站在大同残缺的黄土城墙上，耿彦波发现，数百年来大同古城的里坊结构竟还存在，华严寺、九龙壁、善化寺等一批“国保”也遗留至今。为了做到“修旧如旧”，耿彦波要求所有的旧城保护修复必须以一张1907年的老照片为蓝本，完全采用传统的制作工艺。

耿彦波的目标是恢复大同在明朝的建筑群规模。为保护和再现原貌，在古城中搭建的各种棚户建筑被拆除。他说：“城市是一门科学，建筑跟人一样，它有经络，有脉搏，有肌理，如果你闹不好，它会生病的。你想，一个传统建筑，有巨大无比的建筑压迫它，它气都喘不上来，还能正常生存吗。”

在2011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耿彦波重申了“十二五”规划纲要中再造一个新大同的承诺。这个新大同将包括：“一座饱经千年沧桑的完整古城，拥有典雅、崇高的美学价值，延续着曾经的辉煌，传递着历史的回响；一座充满创造活力的现代新区，拥有新潮、大美的时代品格，熔铸着当代的精神，塑造着城市的形象。”

活与刚：城市经营之道

城市建设，一个无可规避的问题不得不抬上桌面，那就是钱从哪里来？根据相关媒体的报道，大同市政府5年内投资共计500亿左右，而大同2011年的财政收入为162亿元。

对此，耿彦波给出的答案是——经营城市。“用计划经济的眼光看城建，看到的是投入，头疼的是缺钱，道路越走越窄；用市场经济的眼光看城建，看到的是产业回报，得到的是保值增值，天地越来越宽；用经营的眼光看，土地是资本，道路是资本，一切可经营的城市元素都是资本。”

经营城市的灵活策略在耿彦波的执政经历中有过多次实践。在榆次主政期间，榆太路拓宽改造需要投入资金8000万元，他通过卖店面回笼了1.2亿。本来新路的设计路宽是60米，但在实际操作中拆迁了80米，两边多出的10米用来配套建了3万平方米的商铺，然后以4000元每平方米的价格售出，除去修路的综合成本9000万，还实现了3000万的盈利。

经营城市的常规思路中土地财政无疑是最直接的方式，耿彦波并不回避这一点，他说：“大同公开拍卖土地真正意义上是从2008年开始的，我们最贵的一块儿商业地价当时拍卖到897万，两个人竞争，从原来的300万起价一直争到897万，这是充分的市场竞争结果。”

当然，灵活的思路能不能奏效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影响因子，就是执行是否得力。在这一点上，耿彦波展现出的是相当强势的一面。

大同市国土局的一名官员分析说，过去政府也动过卖地的念头，可面临两个难题：一是部门之间沟通不畅，存在扯皮现象；二是缺乏城市规划，对于可回收土地的情况了解不清。

耿彦波做了这样几件事，他请了最好的规划设计单位对大同做了一次重新规划，把能拆的不能拆的搞清楚，然后打通规划、土地、房管、城建部门一并抓在手中，还将国土局下属的正科级单位土地储备中心升格为正处级，将所有的土地收归该中心。至于土地价格，耿彦波也做了一个刚性的规定，2008年房地产开发每亩不低于200万，商业用地每亩不低于300万，这个数字与之前的2006年和2007年相比增加了80%。

生地变熟地，这也是耿彦波经营城市的“活”。他说，过去卖地的时候，道路不通、水电不通，什么都不通就卖，卖了地之后再投入，那升值的好处都给了开发商。现在，先把路弄通了，把水电也通了，把生态环境搞好了再卖，土地升值的好处就给了政府。

耿彦波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到一组数字，在2008年之前大同市的国土收益一年大概是1个亿，而现在是50个亿。

除此之外，耿彦波还采取了一些打破传统利益格局的刚性举措，他压缩各单位的“三公”经费，将签字权收归自己手中。

如今，耿彦波的经营城市策略初显成效。大同市的城市面貌发生巨大变化，而与此相关联的旅游产业发展也呈现欣欣向荣之势。今年1月至10月，大同市旅游局统计的数据显示，大同累计实现旅游总收入149.4亿元，同比增长了19.87%。城市正在实现升值。耿彦波说：“城市知名度的提升吸引更多的人来投资，开发区之前没有什么项目，现在我们搞了七个工业园区，为这个城市开辟前景广阔的美好未来，是最重要的价值所在。”

精与速：城建行动力

现代城市研究的基本经验表明，影响城市竞争力的相关因素中，城市领导者的追求和行动力是不容忽视的组成部分。

耿彦波的行动力首先体现在一个“精”上。不少当地人用“包工头”一词来形容他，因为这个市长不爱坐办公室，不爱开会，最爱出现在建设工地现场，随时监督巡游，不让工程有一点瑕疵。

流传最广的故事无疑就是耿彦波在工地上，随手抓起一把灰土，立马判断出沙子和水泥的比例没有达到规定的3：1，斥责施工队偷工减料。工程中的不规范问题一律现场纠正整改，不少工程在他看过后返工。“北京前门广场的道路可以在阅兵式时过坦克，是一层垫层，加一层水稳层，再加两层沥青。而大同修的道路用了三层沥青，每修200米就要用钻孔来检查用的材料是不是合规格。”

用当地出租车司机的话来说，过去三年修一条路，现在一年修几十条路，以前的路是头一年修好了来年就得重修，叫“拉链马路”，现在的路质量没得说！

11月底，耿彦波到老城视察，就完善城墙周边环境、雕塑馆布展等问题现场办公；次日，他来到御东新区重点工程的现场，询问了细部工程和装修环节的施工。“细节”一直是他关注的重点，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精雕细琢打造完美工程，让每一项工程都成为传世精品。

在各种描述和记录中，与耿彦波联系得最紧密的一个工作词汇是现场办公。历届政府的市长接待日取消了，因为他几乎很少在办公室，他总是去现场办公。在一个叫柳港园的安置区，老百姓搬进去居住，对水、电、气暖保障有许多投诉，他大概去了20次现场办公，一户一户、一个一个普查问题，最终全部彻底解决。在这里除了对工作细致的一份追求外，耿彦波还流露出一份焦灼，进而衍生出了“耿彦波速度”。

接受媒体采访时，耿彦波多次讲到一个让他痛心的故事。在榆次主政时期，他偶然在一个村里看到一座老戏台，就想迁移到他开发的常家庄园里进行整体保护，但是后来在媒体上展开了大讨论，很多人倾向于原地保护，耿彦波无奈地放弃了。当时他断言，原地不动的话，不超过十年这个戏台肯定要倒，果然一语成谶。

古迹保护刻不容缓，城市建设只争朝夕，耿彦波像一个不断旋转的陀螺，快马加鞭，不敢停歇，他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我没有时间等待”。2008年3月，他上任大同刚满一月，一份《严厉查处违法用地违法建设的紧急通知》下发，他强令叫停了3.28平方公里古城内的在建工程，一些在古城墙原址上修建的房地产项目被拆除、择地重建。

耿彦波说：“实际上，大同现在做的事，是其他城市十几年来都在做的事，一个城市的发展需要一个基本的平台。今天改造、拆迁得快，那是相对于我们过去的落后而言的，因为我们几十年来就几乎没什么发展。”

从大同复兴战略，到城市经营之道，再到城市建设的行动力，耿彦波的主政风格里始终充斥着一对对相伴而生的鲜明特征，这背后是推动一座城市发展的迫切和执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