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川,我的第二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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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1969年1月9日从北京乘火车出发的，10日到陕西渭南站下车，改乘解放牌大卡车，一车几十人，加上行李，挤得满满的，一路冰天雪地，道路颠簸，倚在行李上，手抓着头上的车厢铁条，下车时人都僵了。中午到达黄龙，在县中学吃饭，大桶的肥猪肉白菜炖粉条加大发面饼，倒也吃得热乎。下午到宜川县城，周围十里八乡分配了学生的队都派人早早来到县城里等着接人。也许是因为我们都是女生，被分到离城很近的生产队。队长张长虹和几个男社员赶着一辆毛驴车，把我们的行李装好，大家相跟着向队里走去。一路上队长一边与我们嘘寒问暖，一边不无骄傲地跟过往的熟人大声地打着招呼，不断地反复说着：“这是我们队的北京学生！”就像是接了自己家的亲戚回家过年一样高兴。他的这种情绪也感染了我们，我们也不由自主地处于兴奋之中。不一会儿就到了队里。恨不能全队的人都来了，男女老少，围了里三层外三层。帮着卸行李的，抬箱子的，擦桌子扫地的，大部分是没什么事干，就是来看看能干点儿什么，或干脆就是来看看北京学生什么样儿。队里早就有了安排，把队部兼牲口棚、豆腐房、会议室的一处三间土坯瓦房作为知青点的家。

我们的新家在公社所在地的街上，街南北走向，是县城通往东部黄河边和东北部塬上以及再北边延安的必经之路，算是城边的交通要道。屋子坐东朝西，正中一扇对开的房门，进门正对的墙上贴了像，下方摆着一个大方桌，兼做餐桌、书桌、会议桌。右手是可着房间宽的一铺大土炕，炕沿儿是一条通长的木头，已经磨得光亮得可以照见人影了。两领崭新的炕席铺在炕上，这就是我们5个女生的床铺了（我们队就5个女生，凌文琦、陈曾绮、郭海燕、郑群、郑平。除了我妹妹郑平，其余都是北京一零一中高中六八届的）。炕下靠近门边盘了一个灶。上面架着一口直径有两尺多的大铁锅，因是冬天，灶里已经点上了火，一锅热水冒着热气，炕也烧热了。饭桌左边是一口大水缸，老乡早就给我们担了满满一缸水。进门左手靠西墙支着一个门板那么大的案板，一点不夸张，配上一根一米长的擀面杖，真让我们惊讶不已。队长曾派据说在队伍里当过伙夫的老胡头教我们做饭，擀面条，偌大的一坨面要从始至终都擀得圆圆的，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靠北墙后来放了一个荆条编的可装3000斤粮食的大囤子（我记不清了，是一来就有，还是后来添置的）。屋里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了。屋外是一个大约百十平米的院子，有一圈不知何年修就的土围墙，围墙没有门。逢到赶集，乡里来的知青，走了几十里路，到我们这儿，看得出是知青的屋子，常会进来讨口水喝。交里的章京（我的先生）说他也模糊地记得我们的院子。

我们的屋子北边是拴牲口的棚子，也有三四间房大小，一溜牲口槽，当时好像只有几头驴。后来队长才派人拿上钱，到北边内蒙一带去买了大牲口，配了一挂马车。牲口棚北边是饲养员的值班室兼小队的会议室和豆腐房，我们后来在这个会议室里度过了许多夜晚。每天收工之后，吃过晚饭，社员们就陆陆续续聚集到这里，听队长派第二天的工，讨论生产中的问题，争论些家长里短的矛盾，偶尔学习些中央文件，也有点不知所云。只要是学习，队长就让我们学生读，或文件、或毛选。我至今保留着当年队革命委员会奖给我们的毛选四卷精装本，64开的，还有个函套呢。院子南头是拴牲口的小场子，还有我们的厕所、柴堆、猪圈。厕所就是在地下埋一口大缸，上面盖着凿了个圆洞的石板，四周用秫秸秆围上，我们勤快，所以这个露天厕所基本干净。我们的猪圈圈围是逐渐加高的。刚从集市上买回来小猪时，队长带人给我们垒了一个猪圈，后来猪大点了，加上我们喂得不及时，猪儿就成了跳高冠军，圈墙加了很高还能跳出来。现在想起来就觉得有趣。

我们的院子南边是县农机院，院里有一口井，每当下雨来了洪水，河水变得浑浊不堪时，我们就舍近求远，到他们院里去挑井水吃。平时就到与我们一墙之隔的小河沟里挑水。2006年回队里，可怜的小河沟已经基本干涸了.只在沟底淌着一小股生活污水，纯净的农村生活已经离我们远去了。当然，街上是繁华了许多，当年的小院也已不复存在。只有河上的一顶小石桥依稀保存着当年的模样。

院子后边是一片别的队的河滩地，我们队的地都在河对岸的川里和山上。走到地里至少要20分钟，到山上就得半个小时以上了。每天下地走到地里，队长和老年点的男社员就会抽上一袋烟，而我们就抓紧时间休息一会，有时还会躺在向阳的坡上，望着悠悠白云、浩浩蓝天任思绪翱翔。

川里河边上的好地种着菜，不时会有应季的蔬菜拿到集市上去卖，为队里换点现钱回来。卖菜这等好活，队长总是派一个男社员和一个学生去。大概要过手现金，两个人好互相监督着点。菜地东边是队里的场院，收割回来的麦子、谷子、玉米等各类粮食都是在场上收拾干净，再分到各家各户。过冬的菜，像土豆、胡萝卜、南瓜、大白菜，还有棉花等也都是在这里分配。每到这时节，就是全队老少最高兴的时候，忙了一年，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盼的就是风调雨顺，收成如意，能吃口饱饭。老百姓的要求真的不高，男女老少能动的，都到场上来了，大袋小袋，拉拉车，背的、扛的、担的、推车的，高高兴兴往家搬。队长和赵润成还帮我们在菜地里挖了一个小菜窖，摆了一排白菜，整整一个冬天，我们都能吃上挺新鲜的白菜。

每年我们队都会在川里种一片西瓜，那片地半沙质，宜川昼夜温差较大，加上种时下本，每棵下面都放一把豆渣做底肥，品种也好，种出来的西瓜又沙又甜，好吃极了。夏天西瓜熟时，我们有时收工去河里游泳，跟看瓜的赵老四（大名不记得了）要一个西瓜，边吃边游，舒服极了。

我们队男劳力少，婆姨们要在家带娃，一般不出工。经常和我们一起下地的是两个女子——谢春娥和孟莲，她们教会了我们许多农村生产生活常识，帮助我们渡过了初到队里时的尴尬。男社员们则教会我们务农的种种诀窍，到后来我们几乎能干所有农活。我们学会挑担子后，队长就开始派我们每人一天到地里送饭。我们轮到谁，就值日在家做饭，早起先把自家的饭做好。到7点来钟，估摸着各家的婆姨们把饭做好了，就担上饭篮和盛米汤的桶挨家去收各自的早点干粮和小米米汤。干粮每家用馍布包着，米汤则全部混装到一个桶里。队员们住得分散，从城关的阳坡到后沟的老上头，转一圈也得近一个小时，收齐后一头是馍篮，一头是米汤，担子不轻，送上山去也不轻松。我每次送饭，到了地头，看到大家兴高采烈地跑着跳着围上来，争相拿上自己的馍包，蹲在地上香甜地大口吃着馍馍，喝着米汤，真的很开心。

就这样我们慢慢地融入了宜川的土地，浸透了当地的风土人情。潜移默化中，雕琢出我们一副艰难不惧、荣辱不惊的平和心态，无论我们离开后的经历如何，每一位在宜川插队的知青都会在心灵深处珍藏着一缕柔情，稍一掀动，就会引起一阵深深的怀念。我想，这就是所谓的知青情结吧！

刚写完上面的文字，就听到满堂离世的消息。不禁又勾起一段回忆。满堂家在知青点的斜对面，他是大队长，对我们很是关心，经常过来看看需要什么帮助，他人平时话不是太多，也许因为我们都是女生，他觉得不太方便，就叫他婆姨凤凤子时常关照我们。我身体不好，经常会闹点病，发烧胃疼之类，她就会拿出留给自己刚一岁儿子的白面，仔细地揉劲道，擀得薄薄的，切得细细的，做一碗香喷喷的面条，端过来，送到我手上，看着我热热地吃下去，还不停地说着，学生娃真“恓惶”。那时，他家和全村社员一样，并不富裕，孩子还小，还有老人要照顾。那种朴实真让人感动得落泪。去年我回队里，看到他身板硬朗，很是高兴。不想竟是最后一面。听他侄子赵建立说，他是在为村上扫街时倒下去的，之后再没有醒来。他临走还为我们树立了不朽的榜样。一如当年宜川老乡用行动向我们北京知青传递的平凡而坚忍的做人理念，我会永远记得你，老队长。

编后记：今年一月，是3000多名北京知识青年奔赴延安地区黄河壶口瀑布西岸的宜川县插队45周年纪念。很荣幸，我也是其中一员。但是我的陕北知青生涯由于极其特殊的原因在1970年1月10日戛然而止。不久前的一天下午，我突然收到当年一起到宜川插队的北京一零一中学高中同班同学、早已在美国犹他州盐湖城定居的翟延路先生用特快专递给我发来的一箱宜川红富士苹果和两本厚厚的书——由杨建春担任主编、郑群等同学担任副主编、由中国文史出版社于2013年8月出版的85万字文史资料《悠悠壶口情——北京知青在宜川》上下册，心中的激动无法用语言来形容。45年是人生的一大半，在世事沧桑中转瞬即逝。当年风华正茂的北京知识青年们均已进入花甲之年，大多数也已音讯杳无。但说实话，在宜川的日日夜夜，却如刀刻斧凿般深深留在我的记忆中，从未泯灭。捧读宜川知青战友们的一篇篇真情讲述，特别是反复阅读当年同吃一锅棒子面糊糊、同睡一张大炕、同开一块荒地的知青战友、同学郑群和陈曾绮的回忆文章，我心潮澎湃，夜不能寐！这就是数以千万计的中国知识青年共同走过的道路，这就是一代人用忠诚与勤奋书写的极为悲壮的历史！我怀念插队宜川的知青战友，我盼望他们都能有一个幸福安祥的晚年，我更期待我们这一代人特殊的遭遇能成为中国历史的绝唱。让我在这里向所有当年插队陕北宜川的知识青年，向《悠悠壶口情——北京知青在宜川》一书的114名知识青年作者，向所有曾经把青春热血抛洒在祖国农村土地上的知识青年朋友们道一声：珍重！ 本刊主编：郭海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