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交易前路迷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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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宣布2012年之后正式退出《京都议定书》，与之持有相同立场的还有日本和俄罗斯。这无异于给新兴不久的碳交易市场投下了重磅炸弹。
拥有好望角的南非并没有给碳交易市场带来多少转机。
这多少有点出乎意料。就在2011年12月11日德班会议落下帷幕时，全世界还在盛赞由于各国的努力，国际气候变化谈判在最后一刻起死回生一一和往届气候大会不同，德班在两个关键问题上取得了实质性突破：延长了全球唯一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减排指标，以及启动绿色气候基金。
不过仅仅一天之后，加拿大环境部长彼得?肯特就宣布，加拿大2012年之后正式退出《京都议定书》，使其成为在德班气候变化大会落幕后第一个退出《京都议定书》的国家，也是继美国之后第二个签署但又退出《京都议定书》的国家。而目前公开与加拿大持有相同立场的重要国家还有日本和俄罗斯。
“原本以为德班会是对市场的一剂强心针，至少会带来一些利好的消息。”一位业内人士叹息道。
市场依然是一派萧瑟之感。自2011年第三季度开始，国际投行纷纷收缩与碳交易有关的部门。有消息称，摩根大通环境市场董事总经理奥丁?努森(Odin Knudsen)已经离职，他领导的团队也已被裁减：与此同时，瑞银证券也解散了气候政策团队。“人们正在离开这一行业，原因是他们被解聘或是看不到未来。”法国兴业银行驻巴黎的能源研究负责人埃曼纽尔?法格斯(EmmanuelFages)对此解释说。
缩水的资产
缩水的远非部门编制。
自2011年中期以来，联合国清洁发展机制(CDM)项目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核证减排量(CER)价格便一路下滑。德班会议期间徘徊在每吨6欧元上下的碳价，一个月后毫无抵抗力地跌至4欧元每吨，相当于峰值期平均价格的1／3。
“到这么低的位置，我们之前完全没有预料到。”上海润汇投资有限公司技术总监高海莺说，以目前的市场状况，没有人知道下一个历史低点在哪里。
在现有碳价下，市场博弈气氛浓厚。“目前，新项目没法拿到以前的好价格。”高海莺说。对于项目业主而言，出售CDH对自身风电或水电项目的开发至关重要。据业内人士测算，这部分收益几乎占到整体收益的20％。“如果这些资金缩水，会大大影响项目的投资回报率，从而直接挫伤投资方对未来新建项目的信心。”
而一度大量下注碳产品的投资银行、基金公司等投资机构，也开始大幅压低价格，甚至联合第三方审核机构，以各种理由拒绝支付前期开发费用。“受欧洲债务危机影响，大量拥有碳资产的企业资金链紧张，并在资金回笼压力下开始抛售碳资产，二级市场价格骤降，导致中国大部分CDM项目履约不顺畅，很多企业需要重新谈判采购协议。”一位国际买家透露，经手项目超过8欧元的一律重新谈判价格，以确保自身的投资回报。
这样的例子在中国同样屡见不鲜。一般而言，CDM项目采购协议通常都提前半年甚至一年签订，但由于二级市场的碳价大幅波动，买方往往以“没有在规定时间内拿到相关批复文件”为由拒绝执行采购合同。
鉴于2012年后的不明朗局面，国际碳交易市场上的部分欧美买家开始将目光从中国转向非洲、拉美等欠发达地区，即便后者的CDH项目碳价远高于前者。“因为发达国家认为中长期减排义务不确定性大，非洲项目的碳排放配额远小于中国，于是他们买近(期)不买远(期)。”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副研究员陈洪波解释说。
显而易见，作为全球CDM项目最大的卖方，这无疑将给中国众多能源企业的业绩直接蒙上一层阴影。截止至2011年12月30日，中国在EB(联合国清洁发展机制执行理事会)成功注册1753个CDM项目，预计每年CER减排量3.56亿吨。按此前的平均签约价12欧元和目前4欧元的二级市场价格，以及汇率为8元的条件测算，碳资产缩水28.48亿欧元，折合人民币约227.84亿元。
中国承担什么角色?
不过，好消息或许还是有的。
随着德班大会的落幕，至少有一个争论可以暂时偃旗息鼓，即清洁发展机制(CDM)的存续问题。CDM是《京都议定书》的三个最重要的核心价值之一，缔造了全球碳排放权的市场交易机制。此前，争论集中在清洁发展机制是否依赖于《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延续。如今，这一不确定性的“隐患”已经排除。
但是，在加拿大宣布退出第二承诺期后，这项各国竭力维持的国际协议也变得微妙起来。除了加拿大之外，日本和俄罗斯在德班会议期间就已明确表示，坚持以往的立场，不再参加《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这就意味着日本、俄罗斯在不久之后也将步加拿大的后尘，宣布退出的决定。加上早已退出的美国，《议定书》的法律约束力大打折扣。
加拿大等国家竭力逃避的是与法律相伴生的惩罚。“日本在大地震后，态度更加坚决，和他们的经济现状不无关系。”高海莺分析。彼得?肯特透露，退出后，加拿大可以免遭议定书规定的约140亿加元(136亿美元)的惩罚，这对当前困难经济形势下的政府来说，是唯一的选择。
唯一接受第二承诺期的欧盟则要求其他主要排放国从2020年起承担一个同等的有法律约束力的新国际协议。这对于刚刚开始崛起的两个文明古国——中国和印度压力最大。目前中国温室气体排放量不仅位居世界第一，而且相当于《京都议定书》所有第一承诺期国家排放量的总和。一旦限制了温室气体排放，就意味着限制了发展空间。
某种程度上，《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所能够限制的，就主要是欧盟国家，其排放量现在只占全球排放的一小部分，并且很难有显著的增长。因此，未来的市场需求是个关键问题。
这造就了中国碳交易市场上的一个有趣现象：各家咨询公司纷纷“拥抱”老项目，以便赶在2012年底之前完成抢注，有待开发的新项目反而落入乏人问津的冷清局面。
今年，上海润汇已决定不再开发新项目，目前操作的项目均在一年前已确定合作意向。高海莺解释说，一方面，市场价格过于低廉；另一方面，买家只愿意收购2012年底前成功注册的项目。“从时间上来看，新项目找买家，成功概率很低。”
气候变化资本集团中国区总裁唐伟珉认为，未来的碳交易市场形势不容乐观，金融机构和公用事业公司及开发商相继抛售CER，部分潜在买家也因此终止了对碳资产的收购谈判。
没有人能预测市场何时可以恢复。“这取决于世界经济形势有何变化，取决于第二承诺期究竟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尤其是中国在其中承担一个什么样的角色。”高海莺说。国内碳交易市场将启动
也许，中国是少数几个值得期许之地。TuV南德意志集团业务拓展经理孙宝岐认为，新的减排机制预计于2015年出台。随着中国购买力的上升，国内业务量的逐步增大，中国市场还是会呈现许多机遇。世界自然基金会全球气候变化应对计划主任杨富强则表示，中国CDH业界应该早做准备，更多地期待国内碳交易市场的建立。
近两年来，中国在全球碳交易市场中所占的份额日益增大。数据显示，2010年全球碳交易市场规模达1420亿美元，其中，中国碳交易市场规模占据全球市场的1／3左右。但由于缺乏国内政策体系，中国A都依赖国外碳交易市场，国际买家往往到欧洲BlueNext市场及美国证券交易所进行碳交易，使得中国成为名副其实的“卖碳”大国，却对碳价完全没有话语权。
突破发生在去年11月。国家发改委在北京召开国家碳排放交易试点工作启动会议，北京、广东、上海、天津、重庆、湖北和深圳七省市被确定为首批碳排放交易试点省市，并提出2013年中国将全面启动以上区域的总量限制碳排放交易。这意味着，国内碳市场的建立已被提上日程。
与此相呼应的是，去年1月中旬，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引入国家电网旗下英大国际控股集团、财政部清洁发展机制基金管理中心等10家中央和地方的企事业单位作为股东，完成股权改制。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董事总经理林健明确表示，这次改制是为了促进全国碳交易市场的建立。“他们很可能是为国内碳交易市场启动做准备。”一位业内人士评价道。
碳交易环节不可缺少的温室气体核查制度也在逐步完善中。孙宝岐表示，国家“十二五规划”已经将建立完善温室气体排放的统计核算制度纳为工作重点，地方上也正在跟进。“但政府机关不同于民间，目前政府部门正在着力消化吸收国际上的一些通用标准规范并致力于形成自己的一套制度。”
值得注意的是，开展国内碳交易也将面临不少障碍。杨富强表示，先做试点，摸索经验很可取，但并不表明中国可以很快建立碳市场。
“第一个问题是如何设置减碳目标。只有在减碳目标强有力的情况下才会出现买方卖方，特别是总量控制目标要比较严格；第二是关于做碳市场的数据，一定要对排放量，以及如何监管这种数据体系进行有效统计。第三个障碍是我们还没有特别明确和非常好的想法来开始碳交易，我们还需要多方面的研究，这些工作正在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