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还能“消化”保尔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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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忆往事的时候,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南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尼·奥斯特洛夫斯基
“正面是戈多,反面是科诺克!”
“当啷”—是正面。就职于北京某部委机关的23岁的沈蔚就这样决定了当晚的安排—去看话剧《等待戈多》。
这个春天北京的演出市场实在太热闹,以至郑蔚要抛硬币决定取舍。但同期上演的另一部话剧《保尔·柯察金》却被她没怎么犹豫就冷落一旁了。“哦,听说有这个戏。保尔,是不是离我们太远了?硬邦邦的‘主旋律’吗?”
抱有这种看法的年轻人肯定不少。所以尽管自去年9月就有媒体开始关注《保尔》的排演,今年2月以来,传媒又给予热烈的报道,其广告每天都在主办单位之一的北京音乐台滚动播出着,可上演后票房却仍不理想。
这印证了演出前乐评人王晓峰的疑虑:“在一个‘心太软’流行的年代里,有多少人会去看《保尔·柯察金》?又有多少人会为之感动?这是一个挑战,这是一个悬念。”
而大家最初、共同的疑惑恐怕是:是谁、为什么在90年代末的今天,将一部70年前的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重新搬上舞台?
“我希望灵魂就像我的帽子,离我不远”
“五六个,二十八九岁,中央戏剧学院87级的,学编剧学舞美的,其中3个还是一个宿舍的……一个人背着帆布包,一个人眉毛上别个‘别针’,一个人戴着大眼镜,眼镜腿上缠着白线,一个人瘦骨伶仃剃着平头,还有一个穿着草绿T恤干干净净不像搞艺术的。”
这是去年9月1日下午,北京酒吧街一次聚会上,《三联生活周刊》记者眼中、笔下的几个“看起来很时尚,满不在乎的大小伙子”—彭涛、蔡尚君、刁奕男、刘奋斗和柳菁,是他们“在弄一个剧:《保尔·柯察金》”。
还要补充进去的是张杨,29岁,这个剧的独立制作人。这之前他是活跃的歌手经纪人(那英、侯牧人、零点乐队),经常做的是流行音乐的演出制作。
张楚,摇滚乐手,担任《保尔》的音乐统筹。
一群最“时尚”“前卫”的年轻人和一个“老土”的“红彤彤”的题材,是如何勾连在一起的?仅仅是世纪末怀旧风潮中又一例“旧报新读”吗?
导演蔡尚君否认了这种猜测:“我们做这个戏首先要拒绝的就是低廉的怀旧和哀伤的挽歌。我们所关注的是那段不可磨灭历史中一个独特个体生命的闪烁之光。我们要借助它重新勘察我们的今天,但我们要的效果不是今昔对比,而是整合,对灵魂和肉身整合的一种探求。保尔的形象已经超出了意识形态的意义,它为我们呈现了一种生存与生命意义的积极范例,呈现了一种作为人的高尚尊严。”
不过,他们萌生创作《保尔》的念头倒是缘于一次“怀旧”的闲聊。1995年冬天的一个晚上,蔡尚君和几个朋友聊起小时候的事:玩过的游戏,看过的小人书和电影。偶然地想到了那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想到了保尔。
他说:“当时特兴奋,保尔的故事里有革命、有爱情、有伤残、有自我意志的搏斗和年轻人的成长过程,那冰冷、血热两种东西的交融,包括极富形式感的火车、铁路都特来劲儿,特别激动人心。”
更重要的是,保尔的再次“出现”打开了一面久违的窗子。“毕业后的几年,我觉得自己生活得没态度、没魂儿,行尸走肉似的。总是带着一种自恋、叛逆的心态,对社会难以适应。前卫、先锋成了一种姿势。无聊、没劲、沉闷,总之,生活得不健康。我们想念保尔。尽管我们已不可能像保尔那样生活了,排这个戏之前之后我可能也不会有鲜明的变化,但我们需要保尔给自己和大家提个醒儿:曾经有人那么认真地生活过。至少我希望我的灵魂像我的帽子,离我不远。”
制作人张杨的情形与之相似,是在“年近三十,青春将逝,少年时渴望的称谓—成熟指日可得的时候”,悲伤地发现,自己的青春是没有颜色的!“想想自懂事起的这20年来,恣意地将看到、听到、知道的、不知道的各种颜色涂抹在自己原本雪白的青春上,并狂妄地反传统、激进、时尚、前卫……而事到如今,却因为无法找到在未来生活道路上支撑自己的生命信念而心虚、乏力!”是在“整理青春遗物的时候,偶然发现了保尔,就像溺水者抓住了什么,我需要保尔,在我的心里!”
小学一年级的夏天,刁奕男认识了保尔。从此这个小说、电影、小人书中的形象成了他童年生活最鲜明的记忆之一,他也曾无数次地幻想过自己就是保尔·柯察金。正如蔡尚君所说:“保尔在我们成长的经历中被我们所熟知,以特有的方式和我们亲近。”于是,偶然跳进话题中的保尔,就这样成了他们的青春参照和激情投人的创作目标。
《保尔》是怎样“炼”成的?
于凯的名字列在节目单上12名演员的最后一个。名字后面只跟了一句“饰歌队之一,北京工业大学机械系学生”,没提任何演艺经历。尽管北京高校中有十几个学生剧社,但多半只是小打小闹,上得了“大台面”的不多,何况一问之下,这个20岁的大二学生不但没受过任何演艺训练,甚至没正儿八经地看过一场话剧演出!他是怎么“混进革命队伍”里的? “从我哥那儿知道有人在排这个戏,我特别想参加,就跟他们联系,去见了面,谈了我对保尔的看法和保尔对我的影响。导演说‘在台上会有你一个位置的’,这样就进来了。刚来的时候我什么都不懂,还问人家‘要不要戴假发?’这成了一个‘著名’笑话。”
蔡尚君谈到初次见到这个小伙子的情形:“他性格其实偏内向,对话剧也完全是门外汉,但气儿特冲,质感很纯,像我们当年那种,让你觉得亲切。就像是一块生肉向你拽过来。这正是我们需要的,对职业演员也是个刺激。
“我们这个戏拼的就是真诚,就是这股气儿。自己都不坚信,不纯净,那就完蛋了。我们对演员讲,别把排这个戏只是当成个演出任务,它是你生活的一部分!所以我们这个组有点儿像小宗教团体似的。”
刚开始蔡尚君最担心的就是如何调动起演员这股气儿,甚至想过组织大家去蹦级、跳伞,以体味那种生死瞬间的控制和挣扎。因为演员们几年来有了很大变化,生活安定了,有的走入电视剧很长时间没上舞台了,进入这个戏要做很大调整。
作为“圈外人”的于凯除了要完成从普通人向演员的身心调整和相关训练外,不得不作大调整的是他以往对演员的成见:以前他觉得这个圈子生活环境偏优越,自由度更大一些,演员们生活态度浮躁、散漫、责任感差……在《保尔》剧组呆了两个月,他不再以偏概全,反而能列出一长串“好人好事”:“好多演员为演这个剧把片酬很高的影视剧都推掉了,在这个组,从来没听谁谈钱,大伙不是冲钱来的(为进首都剧场,他们曾主动要求放弃酬金,并自愿凑钱支付场租—笔者注)。
“这个戏是集体创作的结晶,每个人都在努力,他们对角色特别钻,有时候为了几分钟的戏要‘磨’上一天。
“专家、媒体都看过了,大家还是该怎么演就怎么演。观众特别少的时候依然那么卖力。演冬妮亚的夏力心都演了十几场了,每次演到保尔和冬妮亚分别,总要流泪。有次布景用的大木头砸到了演丽达的杨青身上,她一动都没动,挺着……”
为演保尔,胡军推掉了一部电影,两部电视剧。“你傻啊你,现在演保尔,谁看?得损失多少钱?”有朋友这么说他。 “我自己也不是没犹豫过。很快得买房了,经济压力扑面而来。可我真是特别想演保尔,觉得不能错过。这不是让我大红大紫的机会,我也不是想从保尔身上得到什么东西,而是更确定自己原本有这些东西—个人奋斗、精神常在,即便被社会洪流卷得无可奈何,还是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和生活热情。我自己本身也有,但在社会上磨练的几年中,慢慢忘却了。排这个戏,我可以在内心里再揭示一下。
去年底一提出方案,我就很兴奋。跟打火机点烟似的,“啪”一下,冲动和激情燃起来了。不过,说不清是不是也有点儿盲目。保尔所处的年代、历史背景跟现今差别太大了,我们看了小说的全本,还有苏联拍的电影,结果一开始先掉在框框里了,满脑子都是小说、电影里皮衣服、卷发、拄拐、很帅的那个保尔,使劲靠保尔。后来明白必须完全扔掉这根深蒂固的印象,想我是保尔的话会怎样,让保尔靠我,慢慢有点眉目了。现在舞台上的保尔,我自己的成分很多,要占到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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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来赞助《保尔·柯察金》?
1997年11月8日,北京《生活时报》以此为题刊出了一篇占了一个整版的文章。招来的社会反响雷声一样热烈,实质性的回应却不过是几滴雨点儿—没什么人愿意为这个剧投资,理由是一致的,不看好它的市场前景。
1998年2月8日,《保尔》开始在北京儿童剧场上演,最多可容纳800多人的场内经常只坐着二三百观众,最少的时候只卖出去100多张票。
戏不好吗?
来自专家和媒体的反馈大部分都是肯定的:戏是好戏。一位业内人士认为该剧票房失利是因为“吃亏”在它是“主旋律”题材—许多人以为又是那种生硬、空洞、教化人的作品,不买账;该剧的实验戏剧特征对一些习惯于看故事看情节的观众不讨好。
需要留意的是《等待戈多》和《科诺克或医学的胜利》也不能用“好看”来说,离观众也“不近”,票房却好得多。有人说啦,前者是著名的前卫戏剧,后者是明星演名剧,而且是姜文扔下12年后重“拾”话剧,自然有一定的号召力。
其实换一种思路操作,《保尔》的票房收获可能会大不一样。它不是没有“卖点”。
蔡尚君和刁奕男最初拿着剧本四处找人投资的时候,并不是没人肯出钱。但对方提出的条件是换一个“更有经验的”导演来导,有的则要求另外写一个剧本,设法请“要人”接见剧组,走宣传口径的路数。
冒着大风险的是张杨。1997年4月,他的索洛演艺顾问有限公司成立,本来打算做流行音乐,就是因为和这群朋友在这个戏上的投合,因为自己的保尔情结和多年的话剧情绪,决定制作这个剧。
起初他以为这个事能感动自己也能感动别人,渴望在资本上更有势力的人与自己合作,结果惨遭失败。那篇整版文章也没引来志同道合者融资进来。最后他决定靠自已,把公司现有的能提出来的钱做前期投资,又向父母借了一些钱维持正常的排练和制作。他说也想过会亏,但没想到票房会这么惨。
那么是不是如一家报纸“刻薄”地指出的,这些年轻人是在自说自话?保尔之于现今的我们意义在哪儿?
胡军:“现在社会这么复杂,周围的参照物太多了,我们往往会把自己最本能、个体的东西丢掉。保尔带给我们的感悟是:人得真正相信和肯定自已,感到自己与众不同的存在,确立真正的自信心,这是我们这辈年轻人最该注重的。”
于凯:“大家目标太多,生活得没有果断性,人对自己不够真诚,缺乏一种核心的精神素质。我现在才多大,我只有思维,就是没热情,不振作。平时哥们儿聊天,说要做这做那,说说而已,第二天忘得干干净净。所以去年《心太软》才那么流行啊,劝你‘该放就放’,怪你‘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多‘贴心贴意’?《保尔》不想教化谁,但它是有益的。保尔的精神能生发好多东西,纯洁向上、青春血性还有对生命信念的承担和坚持。”
张瑞平(观众,某私立学校小学老师):“现在的学生挫折感太强,我们的教育常常是本末倒置的:要小学生爱祖国,成年人却还得嘱咐他自行车要放好。人对自身的精神培养特别少。可生命就是这样,得有一种东西支撑着你。”
采访张杨那天,场内只有100多观众。他接了一个朋友的电话,筹措急需的10万元,这之前他已投进去了几十万,后面演一场赔一场,他说估计得赔50万。而且很可能因为没钱被迫取消原定3月1日—5日在首都剧院的几场演出(后险些被言中,幸亏在媒体的关注下,中国航天公共广告有限公司不计得失赶来“抢救”,首都剧场免了数万元的装台费,才使《保尔》得以进权威的话剧舞台)。
这的确是一次“不市场”的演出。
但它却是一次直面内心处境的真诚尝试。
那天我坐在后台,演员的衣服散放在椅子上,戏在前台演着,跺脚奔跑声和台词音乐清晰可闻。因为看过前一场,所以我能听出演员们是在全情投入,毫不敷衍。
忽然觉得纠缠于戏内,讨论它内容形式的优劣成败和观众的欣赏惰性都不是最重要的。在这样一个大家都“该放就放”,遇到路障就茫然无措、拐弯或是中途退场的今天,戏外这群年轻人提醒你反观自身的努力是有益的,不是简单的亏还是不亏。从前台传来的是清越的年轻的声音:
……
风:我相信土地永远呼吸于是有风,你们的心跳即使平静也将随风鼓动永不停息
雨:我相信天空永远多情于是有雨,你们的眼睛即使苍老也会被溅湿而清澈明亮
风:欢迎你们这些黑暗中的眼睛和心跳
雨:请记住这里震惊和沉默也许比眼泪更值得信赖
风:给予你们今天最需要的东西
雨:而不是你们一直赞赏的东西
风:灵魂已经结满了老茧
雨:那就去皮修剪
风:一个人有什么样的开始雨:就会有什么样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