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略特诗学与宋诗的隔空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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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艾略特是20 世纪西方著名诗人和评论家，其“传统观”、“非个性化”、等诗学理论和古典人文情怀与宋诗理论有着内在的相通点。本文试图系统关照二者穿越时空的诗学关联，从两者的理论与实践中寻找其内在相似点，融通古今中西诗学理论。
关键词：艾略特；宋诗；诗学
一、绪论
艾略特是20 世纪英美著名诗人和评论家，是世界级现代派诗歌大师，其诗歌代表作《荒原》荣膺1948年诺贝尔文学奖。在诗学理论方面，他的“传统观”、“非个性化”、“客观对应物”等理论主张成为西方后期象征主义的理论基石，对英美新批评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最早将艾略特介绍到中国的是新月派文化才子叶公超先生，他在其弟子赵萝蕤1937年《荒原》译本序《再论爱略特的诗》中说，“爱略特之主张用事与用旧句和中国宋人夺胎换骨之说颇有相似之点”，“他主张我们引用旧句，利用古人现成的工具来补充我们个人才能的不足”。[1]这提示我们，艾略特诗学理论与宋诗之间存在着穿越时空的诗学关联。据此，本文试图从两者的理论中寻找其内在相似点，融通古今中西诗学理论。
二、艾略特诗学与宋诗的相通点
（一）、回归传统而自立创新
任何艺术创作都不可能割断传统，创新应该是在新的意义上对传统的延续和发展，艾略特诗学和宋诗都注重借鉴传统而又主张自立创新。
艾略特认为，传统不是简单继承得到的，不是盲目或胆怯地墨守前一代成功的方法。“传统意义广泛，传统中包含着历史的意识，历史的意识即是对于过去的领悟，既要理解过去的过去性，也要理解过去的现存性。诗人不能漠视和抛弃传统，而需要将其精炼化，复杂化，意识到现在与过去的不同，因为他意识到的现在正是对于过去的一种认识，从这一点上说，诗人能够超越过去，得以发展。诗人的作品中，最好的部分、最有个性的部分，显示了前辈的不朽传统打下的印记。”[2]首先，传统是过去性和现存性的历史意识的结合，“历史的意识不但使人写作时有他自己那一代的背景，而且还要感到从荷马以来欧洲整个的文学及其本国整个的文学有一个同时的存在，组成一个同时的局面。”[2]诗人或艺术家的整体意义就不只在于他本身，还包括他和他之前的诗人或艺术家。其次，传统是新作品与艺术经典的理想秩序。在处理与传统的关系时，“我们所应坚持的，是诗人必须获得或发展对于过去的意识，也必须在他的毕生事业中继续发展这个意识。”[2]
透过艾略特的传统观，观照宋代诗人对待前朝诗歌遗产的态度，可以发现二者可以相互印证。面对巍巍唐诗高峰，宋诗只能另辟蹊径，变“唐音”而高唱“宋调”，成为与唐诗分庭抗礼的诗学原型。宋诗也因与唐诗的审美标准相去甚远而饱受攻讦，宋诗“非诗”、“宋无诗”等言论从未间断，在给的信中也说宋诗“味同嚼蜡”。姑且不论宋诗的优劣，仅从“唐音”到“宋调”的转型，仍然可见宋诗“变唐”与“学唐”分不开。宋代成功诗人多转益多师，学古而不泥古，能自出机杼。几乎所有的宋诗流派都效法唐人，西昆体学李商隐、白体效白居易，晚唐体习贾姚，江西诗派宗杜甫，贯彻学古通变的精神，对艺术承传的“宗”与“源”格外重视。宋诗的别树一帜是在充分领悟了“过去”后才有反传统之说。从这个维度看，宋诗颇能体现艾略特所说的“历史的意识”。
艾略特“融入传统”的方式是在诗中大量使用生僻的历史文化典故，并直接混杂使用读者不熟悉的外来语言。《荒原》全诗用典近百处，时间从远古洪荒时代到当代，地域从西欧到印度，内容既包括莎士比亚戏剧和但丁的《神曲》，也有英语读者鲜有耳闻的佛经，甚至一些新闻报道和民谣等。叶公超指出：“《传统与个人才能》就可以用来说明他在诗里为什么要用典故，而且还不只用文学一方面的典故，也可以用来说明他在诗里常用旧句或整个历史事件来表现态度与意境的理由。”[1]爱略特的“历史的意义”就是要使以往的传统文化能在我们的思想与感觉中活着，所以他主张我们引用旧句，利用古人现成的工具来补充我们个人才能的不足。
艾略特的诗歌惯于用典，宋诗讲究“无一字无来例”，用事贵精切自然变化，所谓“用事工者如己出”，如黄庭坚的“脱胎换骨”说和“点铁成金”说。山谷言：“诗意无穷而人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无穷之意，虽渊明、少陵不得工也。不易其意，而造其语，谓之换骨法；规摹其意而形容之，谓之夺胎法”。又《蔡宽夫诗话》有云：“荆公尝云，‘诗家病使事太多’，盖皆取其与题合者类之，如此乃是编事，虽工何益。若能自出己意，借事以相发明，情态毕出，则用事虽多，亦何所妨。”
艾略特诗歌和宋诗都喜欢用典，书卷气浓郁，文人化倾向明显。同时，这也造成了他们“涩”的风格，从接受学角度看，他们的受众群体并不广，艾略特诗歌相对流传于学术层面，宋诗却被朗朗上口的唐诗宋词的耀眼光芒所遮掩。
（二）、节制情感而富有理趣
艾略特与宋代诗人都主张“以理节情”，避免情感的泛滥，同时他们的诗歌充满了理趣和思辨色彩。
艾略特在文学上是古典主义者，崇尚理性和传统，节制情感，着重描写一般性和永恒的观念原则。他坚持将诗人个人情感从诗歌中驱除，提出“非个性化”观点。“诗人没有什么个性可以表现，只有一个特殊的工具，只是工具，不是个性，使种种印象和经验在这个工具里用种种特别的意想不到的方式来相互结合”，于是有了这样一句具有颠覆性的论断：“诗不是放纵情感，而是逃避情感，不是表现个性而是逃避个性。”[2]据此，诗人创作过程中应该保持一种冷静无情感的心理状态，使思想感情变得客观化，避免浪漫主义式的滥情。
文学与历史一样一张一弛地前行，宋代承唐朝奔腾东去的大江之后，潴而为湖，由惊涛汹涌静为清波容与，其情思深微而不壮阔，其气力内敛而不发扬。宋人意识到，与其凭激情作诗，不如保持冷静来作诗，因此宋诗表现出冲和平淡、旷达超远的“濂洛风雅”，多追求“冷静的美”。[3]宋人重读书和才学，“以才学为诗”是宋诗的重要特征，宋诗尚“理”，以理节情，创作中客观理性的色彩突出，多经验性思想，少自我、至情的宣泄。宋代诗人客观冷静地审视本体，表现人生经验，与澎湃的情感拉开了一定的距离，这与艾略特主张逃避感情的“非个人化”理论基本倾向一致，且都是在对浪漫抒情诗风的反拨中形成的。
艾略特诗歌整合了大量意象、场景、典故、神话故事和历史事件，表达出特定的复杂情感，主张表现经验，强化知性，开启了相对于“主情诗”的现代“知性诗”潮流。艾略特提出“客观对应物”概念，强调用艺术的形式使思想知觉化，“主张以一种代表的简单的动作或情节来暗示情感的意态，再以字句的音乐来响应这意态的潜力”，“把古今的知觉和情绪溶混为一”，认为“诗人的本领在于点化观念为感觉和改变观察为境界”。[1]
宋诗崇尚“理趣”，注重将外界的事实变成感觉的经验，追求自然之理和人生哲理融为一体，自觉将自我命运纳入国家历史形态以及社会道德伦理框架内。典型的就是理学家或者与理学家有密切关系的诗人参与宋诗的创作，前者如杨万里，后者如王安石。透过古典诗歌的外衣，我们可以感触到宋诗包含着的知性诗歌的“现代”因子。
阅读宋诗和艾略特的诗，读者都需要有丰富的学识，要自动地思想，要有敏锐的知觉活动，不然味同嚼蜡。不过宋诗更多的是通过对日常事物极为敏感的体察和细致缜密的表达来体现诗人的感悟和智慧，而少有艾略特诗中具有现代主义特征的感受。
（三）、修身内圣而关照社会
艾略特和宋代诗人强调个人的内在修炼，艾略特最终在宗教的世界里得到天堂，宋代诗人在理学的熏陶下重视崇高人格，追求内圣；同时他们都关注社会，心忧天下，主张以文载道，充满人文关怀。
爱略特曾说，在政治上他是保皇党，在宗教上他是英国天主教徒，在文学上他是古典主义者。他认为人类的希望在一种内心的改造，人类必须恢复信仰，在枯旱的“荒原”上祈求甘霖的滋润绝不是一时的虔诚可以得到的，人类还要悔罪克己，涤净内心一切私欲。
宋型文化中存在着非常突出的重视崇高人格的倾向，讲求读书养气，以“探经术、养性情”练就个人修为，强调对一己之私的超越，追求内圣，并把这种思想和超越看成是人的内在价值和内在需要。宋代士人谈论得更多是在品格、思想道德和名节上有突出表现的英雄，对于历史上战功赫赫的英雄谈论得比较少。陆游诗歌常提及诸葛亮，但他重点推崇的不是其三分天下的功劳，而是诸葛亮旨在恢复汉室、统一天下的志向和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崇高精神。
艾略特关心社会、文化、伦理和宗教，希望通过拯救现代人精神荒原，他的诗介入现实的人文色彩十分突出，主张诗人把政治、哲理、以及生活的各方面纳入诗的范围。《荒原》引起现代人的共鸣，很大程度在于它体现了时代精神和作者的道德诉求。艾略特指出诗人“特有的情感尽管可以是单纯的，粗疏的，或是平板的，他诗里的情感却必须是一种极复杂的东西”。[2]他提出了“艺术情感”概念，认为诗歌应该从单纯的自我表现转化为普遍的艺术情绪。叶公超先生说“假使他是中国人的话，我想他必定是个正统的儒家思想者”，他的诗“具有深刻表现的手法、古今错综的意识和为整个人类文明前途设想的情绪”。[1]艾略特的人文主义同宋人追求的道德理性和人格范式十分接近。
宋代诗人遵循儒家诗教传统，讲求“明道见性”，宋诗自觉介入现实人生，具有深刻的思想内容，努力将人与自然、社会和谐有机地统一起来，缔造出仁者情怀，展示自然超逸的达者智慧的理想人格。“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天下情结几乎是宋代士人的一致追求。
虽然艾略特本人主张“非个性化”，但即使他本人不承认，他也是公认的最具个性化的诗人，他在《荒原》中所表达的对重生的强烈向往，也无可否认地表现了强烈的个人感情倾向，这也是其诗歌传入中国后受欢迎的原因之一；宋诗流派虽多，但是有成就的诗人都具有自己独特的个性，为自己的诗歌贴上了私人商标。究其原因，笔者认为诗人们自身内在气质与他们在对社会进行细致审视与积极关照时滋生的复杂感情难以避免地通过笔端印刻在了诗歌中。
三、余论
比较艾略特诗学与宋诗诗学理论，我们发现中西诗学是相通的，古典诗歌的外衣下掩盖着现代的质素，旧诗风也有其现代的一面。我们应该多从传统中吸取营养，立足本土文化，以开放兼容的姿态拥抱世界文化，积极融入文化全球化潮流中。反观40 年代的西南联大诗人群、七月诗派，乃至当代的知识分子写作，在象征和玄学等知性元素的追求方面，以及对外部现实和内心体验的表达方面，已经以比较隐蔽的方式延续了宋诗的传统，树立了艾略特所谓的“历史的意识”。同时，透过艾略特诗歌和宋诗，我们既可以总结出主题共鸣与形式新颖的正面经验，又可以发现内容艰涩的负面教训，同时可以进一步认识到情感因素和个性化风格不容忽视与回避的客观重要性，这些对于我们在世界经济文化全球化过程中，科学地促进异域文化的输人和民族文化的输出都具有启示意义。（作者单位：无锡江南大学人文学院）
参考文献：
[1]陈子善.叶公超批评文集：再读艾略特的诗[M].珠海：珠海出版社，1998
[2]王恩衷.艾略特诗学文集：传统与个人才能[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
[3]吉川幸次郎.中国诗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