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不只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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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东到西跑一遍，锡伯人改善了伊犁的生存环境，把塞外荒地变成了江南

锡伯族在迁徙中每经过一个地方，都与当地居民有接触。关蕴科在考察中发现这种民族间的交往，不同地区有些迥异的内容。

在东北亚乔巴山一带居住的居民更倾向于向关蕴科介绍他们的前辈与锡伯人的交往。而在蒙古国的西部，当地居民更多的是了解清朝留下的兵站、清政府当时对这些地区的管理也在反复地被讲到。

关蕴科有次迷路了，找到一位老牧民的家里，老人一听说他是为西迁之事而来，就说“西迁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明朝清朝时这里与中国内地有商业交流。”她拿出了一个黄金香炉，给关蕴科看那香炉底部“大明宣德年制”六个字。关蕴科把这俘古董拍了下来，回国后专门咨询了有关鉴定人员，得到的回答是这种东西在蒙古国不可能是赝品。

迁徙对于蒙古人来说，是很正常的现象，“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要把自己的国家从东到西跑一遍”，关蕴科的向导说。因此，沿途碰到的蒙古人对中国人今天还能把200多年前的事讲这么清楚、这么尊重怀有敬意。

同样是苦难与经久不泯的民族壮举，却存在着巨大的反差：锡伯人是在政府的决策下进行的战略性迁徙，他们以4000多人的艰辛换来了本民族的骄傲和边陲的长治久安；而东归却是在清朝政府并不知情、毫无助力的情况下，用10万人的生命赢得了民族自由和7万人回归祖国安居乐业的生活。他们很感慨：“你们是西迁，我们是东归。你们是沿着这条路走来的，我们是一路打回来的，17万人作战回来只剩下几万人了。”博尔东归纪念广场，记录了东归的浴血历程。

锡伯人用各种方式纪念自己的节日和历史人物，每一位锡伯人都会跟客人描述锡伯人的“李冰”――图伯特的故事，关蕴科也同样来到图伯特在1802年修建的察布查尔大渠龙口旁。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水利局局长李作球说：可以说没有大渠就没有锡伯人在新疆的繁衍和生息。察布查尔大渠不仅是锡伯族人民的母亲河，也是生活在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境内其他兄弟民族的母亲河，迄今仍养育着全县十几万各民族人民。

锡伯族人西迁后第一年种下的从东北老家带来的各种粮种到了第二年惨遭蝗灾颗粒无收，而带来的牲畜也因暴雪悉数倒毙。于是这一已经习惯半农耕的民族再次靠狩猎度过了一年。后来锡伯人疏浚了旧渠才缓解了农耕之需。

而真正把伊犁河南岸地区变成粮仓、使锡伯人开始安稳富裕生活的是1802年开挖的察布查尔大渠。图伯特在西迁那年还是个9岁的儿童，据吴元丰介绍，他是唯一出生在沈阳而后西迁到伊犁成为著名的锡伯族历史人物的人。1802年46岁的图伯特已经升任锡伯营第九代总管，他亲率军民用了7年时间挖成一条察布查尔大渠，有了这条渠锡伯人把塞外荒地建成了江南。

这位至今让锡伯人感恩戴德的伟人在修筑好长100多公里、灌溉8万亩的大渠的第二年，受到嘉庆皇帝的召见，并且成为西迁后第一位得到恩准回东北看望故乡的锡伯人，图伯特带给皇帝的礼物则是13种地层土壤的标本。在今天关蕴科拍摄的照片上，仍能看到图公渠。

具有农业生产经验的锡伯人在后西迁时代显示出他们顽强的生命力，尽管他们格外强调自己的东北血统，但是他们在西北实现了最为现实的生活。他们在伊犁地区从4000多人发展到3万多人，他们的孩子们学习汉锡双语，每个锡伯人几乎都能掌握四种语言，整个民族被称为天生的“翻译民族”。

“锡伯人改善了伊犁的生存环境，但是西迁大军沿途所克服的自然条件在200年后也没好到哪儿去，而且以后也未必会有大的改观。所以说，西迁的成功不仅在路上。”关蕴科说。

西迁的锡伯人至今已有八九代人，他们在陌生的西北边陲开创了新的生活。像每一位锡伯男子一样，关蕴科从小对西迁有着英雄主义的向往，那是锡伯人世代相传的爱国主义和政治追求为一体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