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众就医选择行为研究:网络\合法性与信息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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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数据分析,从网络、合法性和信息三个角度了解到影响民众就医选择行为的多个主客观因素。主观因素主要有对大医院的信赖以及对病情的判断等；客观因素主要有相关群体的影响、参加的医疗保险制度以及媒介信息等。

［关键词］就医选择行为；社会网络；合法性；信息

［中图分类号］R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1）26-0134-08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已成为中国政府高度关注的民生问题,如何解决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也一直是我国政府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由于中国人口多、基数大,总体来说提供的医疗服务都不同程度地无法满足老百姓不断增加的需要。因此,探讨居民的就医行为模式在医疗体制改革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对如何解决居民就医问题具有实际意义。为了解当前我国居民的就医状况,本研究通过对江西鹰潭和山东济南部分医院患者的就医行为模式及影响因素进行了调查,为改善我国居民就医问题提供实证依据。

1 研究背景及文献综述

随着医疗体制的改革的不断推进,我国医疗市场的供需矛盾也越来越突出,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因此,探讨居民的就医行为模式在医疗体制改革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对如何解决居民就医问题具有实际意义。一直以来,国内外学者对于就医选择这个问题还是比较关注的,这方面的研究也不少,但更多的是集中在研究民众就医影响因素上,也就是更加关注哪些因素会导致民众前往医院就医。就医选择这一问题,以往的文献主要是从两个方面来考虑的,一方面从医院的特性方面(价格、质量、可及性的)来考虑；另一方面从患者的角度来分析,这也是我们此次的研究方向,所以下面我们主要考虑的是这方面的文献。国内学者研究就医选择问题的方法主要还是集中在描述统计方面。李宁秀等(2001)讨论了患者的不同特征(年龄、文化程度和医疗保险等)对医院级别选择影响。刘国祥等(2002)在文章中得出医疗保险使得人们的就医选择开始倾向于定点医院和人们收入越高,门诊利用也越多。张静(2006)等主要是采用多元logit模型考察患者的收入情况、保险状况、自我健康状况以及其他人口学上的变量对我国城市居民就医选择的影响。张春瑜、李天庆等(2009)在对大型综合性医院患者就医行为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后,认为主要是患者的自我认知、相关群体以及媒介因素等因素起作用。国外学者则主要采用离散选择模型来考察患者对于各类医院的选择。比较早的一篇文章是Mitchell 等人(1997)研究美国各种保险类型(HMO、其他的私人保险、穷人医疗救助)对于患有乳腺癌的年轻女性选择治疗方式和医院的影响。这篇文章控制了病种的影响,采用的是probit 的估计方法,得出的结论是参加HMO 的女性更愿意去较近的医院而不是较远的大医院。Hanson 等人(2001)主要讨论的是公立和私立医院的价格和质量对于居民就诊行为的影响。这篇文章最大的贡献之处在于采用事前评估的方法消除病人对于医院质量评估的内生性问题,而且本文中也在医疗价格中加入了就诊的时间成本(包括路程和候诊的时间)。在采用probit 方法估计出的结果表明病人对于门诊医疗服务的需求与医院的性价比有很强的相关性的。Yip 等人(1998)考察北京市顺义县农民就医选择的决定因素。这篇文章采用的是多元logit 模型考察患者的收入和保险特征对于其对村卫生室、乡镇卫生院和县级医院选择行为的影响,但是结果并不是很显著。而我们此次的研究将采用的是通过对门诊患者进行问卷访问来了解病人的就医选择状况,主要有三个维度,社会网络、合法性和信息,挖掘出更深层次的因素,从而不会落入原有研究的窠臼。

2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1)定量研究：调查问卷的发放和分析。本研究主要采用发放问卷进行结构式访问的方法,系统直接地从就医患者手中获得资料。调查主要选取了江西省鹰潭市人民医院和山东省济南市中心医院、齐鲁医院作为样本,对病人进行随机抽样调查访问。然后针对收集的数据进行分析处理,通过对所获资料的量化统计分析,了解民众选择不同医院的原因。

(2)定性研究：个案访谈研究。查询医院的病例档案,选择出有长期就医史的典型案例,对这些病人进行深入访谈。我们通过调查访问病人的求医历史,总结分析出在求医过程中,影响病人每次选择医院决策的机制,了解其中的经验及弊病,提出如何增强民众医院选择行为的理性以及就医效果的建议。

3 研究内容与结果分析

(1)描述性分析。此次调查选择的医院为鹰潭市人民医院、济南市中心医院和齐鲁医院,总共发放问卷360份,回收问卷350份,其中有效问卷348份。在回收的348份问卷中,被调查者的男女性别比为226∶122,男性占64.9%,女性占35.1%(如图1)。通过描述性分析,我们不难发现,被调查者年龄大致呈正态分布趋势,分布范围为14~75岁,主要集中在20~30岁这一年龄段,比较符合随机抽样的结果(如图2)。

在所有被调查者当中,农业户口者有150人,占43.1%,非农业户口者为198人,占56.9%(见表1)；家庭所在地在城市的150人,占43.1%,县城的48人,占13.8%,乡镇的54人,占15.5%,农村的96人,占27.6%(见表2)。通过这两个问题的分析,虽然我们调查地点是在济南市,但是被调查者却分别来自四个不同类型的地方,可以看出像济南市这样的省会城市的大医院对周围的辐射效果还是很明显的,不过我们也看到,大部分人还是当地居民。

再看一下被调查者的受教育水平,从图3我们可以看出,被调查者中受教育水平比例最高的是本科(全日制),占到21.8%。如果将受教育水平在大专(非全日制)以上的视为高学历的话,那么高学历患者占到了50.6%,超过被调查者总人数的一半。

以上内容主要涉及的是被调查者的基本情况方面,接下来我们将从社会网络机制、合法性机制(制度机制)以及信息机制三个方面来进行更深入的分析。

(2)社会网络机制。想要通过社会网络机制来分析就医行为选择,就必须先了解社会网络机制。社会网络的研究一般被认为产生于英国人类学,英国人类学家拉德克利夫―布朗首次使用了“社会网”的概念,但英国的结构功能主义以网络描述社会结构,网络在这里只是一个隐喻(metaphor)。20世纪50年代,一些人类学家如 S.F.Nadel和J.A.Barnes 开始系统地发展网络概念。1954 年,J.A.Barnes 用“社会网络”(social network)去分析挪威一个渔村的跨亲缘和阶级的关系。不久后,Elizabeth Bott 第一次发展出了网络结构的明确测量工具――结(knit)。这一系列成就的取得,使得网络分析受到许多社会学家的注意。

作为新经济社会学崛起的带头人,美国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不仅仅为网络分析的合法性提供了合理的解释,同时,作为一个身体力行者,他对社会网络的理论发展也有很大的贡献。格兰诺维特在研究找工作的过程中发现,提供工作信息的人往往是弱关系。他据此首次提出了关系强度的概念,将关系分为强关系和弱关系,认为能够充当信息桥的关系必定是弱关系。强关系维系着群体、组织内部的关系,弱关系在群体、组织之间建立了纽带联系。通过强关系获得的信息往往重复性很高,而弱关系比强关系更能跨越其社会界限去获得信息和其他资源。林南的社会资源理论认为,弱关系提供的信息重复性低,能够为低阶层地位提供连接高阶层地位的桥梁和通道,也就是说,个体能够通过垂直性的弱关系找到比自己地位更高的人,从而获得更多的信息和资源。R.S.博特(Burt)的结构洞理论认为,结构洞可以传递非重复信息进而控制竞争优势,占据网络结构洞的行动者,在市场中获得更优回报的可能性很大。由此可见,社会网络中是蕴藏着大量社会资源的,而这些资源更多的是通过弱关系获得的。

然而,上文所述的从格兰诺维特的“弱关系假设”到R.S.博特的结构洞理论都是源于发达市场经济社会,并没有考虑到不同的制度环境对其影响是否相同。我们知道,中国社会不同于西方社会,中国是一个非常注重关系的社会,那么在这样的社会环境或者社会制度下,还是通过弱关系获得的资源或信息更多吗？边燕杰通过对天津地区职业流动中影响因素的调查和对新加坡职业流动的调查，提出：在华人社会里强关系比弱关系更为重要。这也就证明,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下,强弱关系的作用是不一样的。因此,我们提出了第一个假设：

假设1 在民众的就医选择行为中,通过强关系获得的信息比通过弱关系获得的信息影响力更大。

通过对数据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有熟人在医院工作的比例只有16%(见表3),可见是否有熟人在医院工作对患者选择医院的影响并不是很大,而那些有熟人在医院工作的受访者认为熟人的影响是有的,虽然不是很大,但也不可忽视(见表4)。而那些认为有影响的,更多的是为患者介绍医生信息等(见表5和图4)。

但是,有将近40%的被调查者反映有人为他们推荐过该医院(见表6),而这些为他们推荐医院的人,有一半以上是与被调查者比较熟悉或十分熟悉的,仅仅只有20%左右的被调查者与那些为他们推荐医院的人不熟悉(见图5)。通过“你们是怎么认识的？”,我们可以看出,将近60%的被调查者与推荐医院者的关系集中在亲属关系、同事关系和朋友关系(见表7),这些关系在社会学上都属于初级群体范围,也就是格兰诺维特所说的强关系。

另外,有超过1/3的被访者比较同意“周围的人都选择这家医院,所以我也选择这家医院”这一说法(见表8),由此也可见,相关群体(周围人群)的行为对患者的选择行为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而相关群体在一定意义上也正是强关系群体,因此,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就医选择行为上,主要信息的来源是强关系网络,并不像格兰诺维特所说的主要来源于弱关系网络,我们的假设1得到了验证。

通过上述分析论证,本文进一步证实了边燕杰“在华人社会里强关系比弱关系更为重要”的这一结论。如何看待本文和格兰诺维特得出的截然相反的结论？边燕杰的天津调查和新加坡调查是不是反驳了格兰诺维特的理论？实际上,应该说不是反驳,而是补充。因为在二者的研究中,强、弱关系起作用的领域和文化背景是不一样的。在格兰诺维特的研究中,弱关系起作用主要是在信息的流通方面,在边燕杰的研究中,强关系的力量则在于获得权力机关影响方面；格兰诺维特的研究揭示了西方文化背景下人们交往和联系的情况,边燕杰的研究则是对儒家文化背景下华人社会联系状况的一种描述和解释。患者在医院选择方面,通过社会网络获取医院信息是一个方面,但是在中国社会,更多的是想要获得一些“特权”或照顾,比如通过认识熟人来节省就医成本。换言之,社会网络不再是信息桥,而是人情网。人情关系的强弱与获得照顾是正相关的：人情关系强,得到照顾的可能性就大；人情关系弱,结果不得而知；没有人情关系,除偶然的例外,不会得到照顾。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在中国民众的就医选择行为中,通过强关系获得的信息比通过弱关系获得的信息影响力更大。

(3)合法性机制。合法性是社会学中制度主义学派主张的核心思想。迈耶(John Meyer)的新制度主义理论认为,各种组织同时生存在制度环境中,是制度化的组织。组织的制度化过程即组织或个人不断地接受和采纳外界公认、赞许的形式、做法或“社会事实”的过程。如果组织或个人的行为有悖于这些社会事实就会出现“合法性”的危机,引起公愤,对组织的今后发展造成巨大的困难。制度环境要求组织要服从“合法性”机制。采用那些在制度环境“广为接受”的组织形式和做法,而不管这些形式和做法对组织内部运作是否有效率。基于此种理论,我们给出假设2：

假设2 人们更倾向于选择到医保定点医院就诊。

目前在我国通过参加医疗保险,可以报销一部分就医费用,这一政策导向作用对民众就医时选择医院还是有很大影响的。从表9和图6我们可以看出,被调查者中参加医保的比例超过70%,还是比较高的。其中,比例最大的是城镇居民医疗保险,这跟我们选择调查地点为省会城市有很大关系。农村合作医疗也占到了30%,这说明很大一部分患者是从附近农村或乡镇赶来看病的。

通过调查数据,我们可以看出超过53%的患者选择的是医保定点医院,人们倾向于到医保定点医院就诊“是”略大于“否”(见表10)。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认为人们的确倾向于到医保定点医院就诊,但是医疗保险对人们的就医选择的影响并不十分强烈。

在我国,参加医保的人选择不同的医院就医,费用的报销比例是不一样的。通过分析我们了解到,选择到医保定点医院就诊的患者中,比例最大的是参加了城镇居民医疗保险的患者,占44.12%,其次是参加国家单位职工医疗保险的患者,占29.41%,最低的是参加农村医疗保险的患者,占26.47%(见图6)。因此从就医成本考虑,城镇居民这样的选择是可以理解的。即主要是通过合法性机制的弱意义来影响患者的就医选择,在这里,制度不是一开始就塑造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而是通过激励的机制来影响组织或个人的行为选择。在这个层面上来讲制度,是强调制度具有激励机制,可以通过影响资源分配和利益产生激励,鼓励人们去采纳那些社会上认可的做法。具体来说,就是政府通过政策导向,使得部分医院是具有指定报销的资格,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资源垄断和激励机制,进而吸引了患者前来就医。我们可以得出结论：

合法性机制(医疗保险)对城镇居民的就医选择影响较大。然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农村居民的选择行为。就医疗费用报销比例而言(以山东省济南市农村合作医疗为例),实行乡村医疗机构一体化管理的村卫生室及镇卫生院在村级外设门诊报销药费的20%,本镇卫生院门诊医药费报销35%,本镇卫生院住院医药费报销50%,区级定点医院住院医药费报销30%,省、市级医院住院医药费报销15%,每人每年报销金额累计最高3万元。可以看出,国家通过对报销比例的限定来进行医疗资源分配,使得民众尽可能选择去自己报销比例最高的医院。但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参加了农村合作医疗却到城市大型综合医院就诊的患者也占到了近30%。这说明很大一部分患者是从农村或乡镇进城看病的,对于这一部分人群,按常理来说显然大城市医院并不是他们的首选,从就医成本的角度考虑,他们首选的应该是乡镇卫生院或者私人诊所,但他们并没与作出这样的选择,可见医保对于农村居民的就医选择并不是主要因素。

合法性机制对行为的影响可以从两个层次讨论：一是强意义,二是弱意义。强意义即认为制度制约了人,影响了组织行为,使组织不得不采取了许多外界环境认可的合法性机制。弱意义指制度通过影响资源分配或激励方式来影响人的行为。这种影响不是决定性的,是概率意义上的。其中,迪玛奇奥和鲍威尔关于组织趋同性的思想：认为有三个机制导致了制度趋同性或者说组织形式、组织行为的趋同性。第一个机制是强迫性机制。如组织必须遵守政府制定的法律、法令。第二个机制是模仿机制。当环境不确定的时候,各个企业不知道怎样做才是最佳方案时,通过模仿那些已经成功了的企业的做法,可以减少不确定性。第三个机制是社会规范机制。即社会规范产生一种共享观念、共享的思维。如各个不同的大学之间,系科的教程差异并不大。基于以上理论我们认为,患者在不了解自己病情的时候,更有可能向周围的人模仿就医,以减少不确定性,即假设3：

假设3 患者对自己的病情了解得越少,越倾向于选择大型综合性医院。

在对患者对自己病情的了解程度调查中,我们发现,大部分患者来医院前对自己的病情了解都很少,几乎不了解的超过15%,仅仅了解一部分的超过60%,了解较多的仅有不到20%(见表11)。在不了解自己病情的情况下,许多患者选择去大型综合性医院就诊,这一比例高达58%(见表12)。原因何在？我们知道,民众就医和其他市场交易行为一样,是通过金钱来换取健康。健康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在人们的眼中是尤为重要的,因为健康一旦失去了就买不回来,基于这一观点,人们在面对健康时显得尤为非理性。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不清楚自己病情的情况下,更多的人选择去大型综合性医院。因为大型综合性医院的医疗设备更加先进,医生的医术医德更好,对患者更加负责,疾病的治愈率也更高,患者可以求个“心安理得”。

(4)信息机制。考察民众的就医选择情况,就不得不提到“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对称”是一个经济学术语,指信息在相互对应的经济个体之问呈不均匀、不对称的分布状态,即获得相关知识的差别。

信息不对称理论的作用：①该理论指出了信息对市场经济的重要影响。随着新经济时代的到来,信息在市场经济中所发挥的作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突出,并将发挥更加不可估量的作用。②该理论揭示了市场体系中的缺陷,指出完全的市场经济并不是天然合理的,完全靠自由市场机制不一定会给市场经济带来最佳效果,特别是在投资、就业、环境保护、社会福利等方面。③该理论强调了政府在经济运行中的重要性,呼吁政府加强对经济运行的监督力度,使信息尽量由不对称到对称,由此更正由市场机制所造成的一些不良影响。

目前国内外医疗方面应用信息不对称理论的研究还主要集中于医患关系方面。从国外来说,Stephen Shmanske(1996)指出：根据主流健康保健经济学理论,医疗服务有着特殊的交易形式―逆向选择、道德风险、信息不对称、垄断竞争、伦理关系，使得医疗服务不同于其他物品。Akira Kurimoto(2004)指出：患者处于一个不利的地位,因为他们一般缺乏选择的机会和信息的通路。传统上医生的决定被看成是绝对的和最后的。患者少量的信息来自医疗广告和竞争者,患者一般缺乏关于疾病的知识。一旦就医,患者就不可能再选择,在医疗保险之外不得不额外地付费。从国内来说,弓宪文(2004)指出：医疗市场中医患双方处于信息高度不对称状态,这将导致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降低市场效率。医患信息高度不对称不利于患者的利益及医疗市场的发展,应当建立医疗信息公示制度,加强医患沟通,缓解医患信息不对称状态。徐渊洪(2004)认为：在医学诊疗过程中,医患双方存在着医疗信息分布和掌握的不对称,这种情况直接影响医患信任的建立和患者对医疗效果的评价。湛玉婕(2009)认为：由于医疗行业壁垒,使得医疗市场呈现寡头垄断状态。在医疗市场中,医患关系处于信息不对称状态,医生的信息优势使得医院在医患博弈中占有绝对优势,这种情况使政府和社会的医疗卫生最优化愿望往往事与愿违。

基于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以下我们从信息不对称的角度出发研究民众的就医选择过程中的第4个假设：

假设4 媒体宣传对患者就医选择具有重要导向性影响。

从表13可以看出,在对被访者的调查中,有36.8%的人认为广告宣传对他们几乎没有什么影响,33.9%的人认为医院的广告宣传对他们的就医选择只有一点影响,而认为广告宣传对于就医选择有较大影响或者非常大影响的人只占到了调查总数的8.6%。表14的结果显示民众就医选择时,别人介绍仍是民众就医选择时最主要的参考,这种选择的百分比达到了39.7%,高于其他信息来源的选择。表13所显示的广告影响和表14中对各种其他了解医院途径的比较结果表明患者对于医院的广告宣传可信任性存在很大的争议。

在看病这样一个事关身体健康的重大事件中,由于医患在信息的不对称性使得患者对于医院广告在各种媒体上打出的诊疗方案可信性和效果反响很不敏感,这样的一种专业信息缺乏所产生的疑惑和顾虑打消了很多患者去相应广告医院就诊的意愿,可以说这样的结果和徐渊洪(2004)等人所做的调查结果是相一致的,即在医学诊疗过程中,医患双方存在着医疗信息分布和掌握的不对称,这种情况直接影响医患信任的建立和患者对医疗效果的评价。上述调查结果与我们所做的假设不一致,对此结果我们并不感到意外。在中国这样一个信息机制还不够完善的市场环境下,患者对于就医选择首要考虑的就是信息的可靠性,而医院和媒体宣传的广告效应,并不是患者十分认可的信息来源,基于对自己身体健康负责的高度敏感性,患者往往不愿轻易相信这种“弱关系”所带来的信息来源,因而导致了调查结果与假设情况的不同。

对于医院的划分,我们是基于普通大众日常感受所做。在接受调查的受访者看来,大医院仍是他们的首要选择,选择百分比达到了67.8%,大大高出对社区医院、私人诊所等其他类别医疗机构的选择比例(见表15)。在表16所得出的结果中,我们也很清楚地看到,调查数据显示即使如果对大医院和小医院了解的程度相同,75.3%的民众还是愿意选择去大医院就医。综合两个图表的结果,这印证了我们分析时所做的另外一个假设,即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人们倾向选择大医院,即大医院情结。在信息不对称的环境下,人们会不自觉的淘汰心中不可靠的所谓“小医院”,转而去大医院就医,这样长此以往会严重浪费社区医院等其他便民医疗机构的资源,长此以往,在信息不对等的情况下,这种类别的小医院就没有了发展资本和动力,医疗市场的结构就会出现无结构的有序扩张,大医院也会因大量小病不去小医院的盲目患者,而变得拥挤不堪,院内资源也面临严重考验。从我们本调查组在北京等地大医院走访观察发现,这种畸形发展的趋势已经比较明显,大医院的拥挤不堪和小医院冷清无人形成了鲜明对比。

另外,通过数据分析,我们发现被访者对医院的医疗设备、医生的医术医德、科室设置、医院的特色专长、最新技术、收费标准等方面普遍不了解,这反映了一种普遍的信息不对称状况。众多的信息不了解导致了民众对于医院的选择只能是相信大医院。从表中还可以发现,民众对于医术医德最为看重,也相对更了解一些,这或许就是当前许多医院应该学习和借鉴的地方。

4 研究结果讨论

通过以上的分析和总结,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到影响民众就医选择的多个主客观因素。主观因素主要有受教育水平、收入水平、对大医院的信赖以及对病情的判断等；客观因素主要有相关群体的影响、参加的医疗保险制度以及媒介信息等。在对接受调查的340多名患者的问卷访问中,我们的研究假设得到了验证。虽然此次研究只涉及江西鹰潭和山东济南,但我们希望这些结论对于我们了解中国其他地区民众就医选择状况的问题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1)从社会网络方面来说,在格兰诺维特看来,强关系维系着群体、组织内部的关系,弱关系在群体、组织之间建立了纽带联系,强关系网络获取的信息同质性更高,弱关系更能获得有益的信息。但是,本研究的结论是患者在就医选择行为中更依赖强关系网络。患者在医院选择方面,通过社会网络获取医院信息是一个方面,但是在中国社会,更多的是想要获得一些“特权”或照顾,比如通过认识熟人来节省就医成本。换言之,社会网络不再是信息桥,而是人情网。人情关系的强弱与获得照顾是正相关的：人情关系强,得到照顾的可能性就大；人情关系弱,结果不得而知；没有人情关系,除偶然的例外,不会得到照顾。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在中国民众的就医选择行为中,通过强关系获得的信息比通过弱关系获得的信息影响力更大。这一点和边燕杰的研究结果是相一致的。

(2)从合法性角度来说,医保参与率较高,许多患者选择的都是自己的医保定点医院,医院的报销比例对他们选择医院的影响是比较大的。另外,由于对病情的不了解,更多的患者会选择大型综合性医院,其实这包含了一种民众对大型综合性医院的认同感和信赖感。由此,我认为,当前要解决好民众就医问题,一个重要的出发点是完善我国的医疗保险体制,增加医保定点医院,完善医保报销机制,缩短报销时间,减少报销程序,使得民众能轻轻松松享受医疗保险带来的便利。

(3)从信息角度来说,由于医疗行业壁垒,使得医疗市场呈现寡头垄断状态。在医疗市场中,医患关系处于信息不对称状态,医生的信息优势使得医院在医患博弈中占有绝对优势,这种情况使政府和社会的医疗卫生最优化愿望往往事与愿违。在中国这样一个信息机制还不够完善的市场环境下,患者对于就医选择首要考虑的就是信息的可靠性,而医院和媒体宣传的广告效应,并不是患者十分认可的信息来源,基于对自己身体健康负责的高度敏感性,患者往往不愿轻易相信这种“弱关系”所带来的信息来源,因而导致了调查结果与假设情况的不同。

基于上述分析和讨论,对于当前我国医疗市场供需不平衡的现状,我们提出以下建议,希望能为我国医改提供一些借鉴。

①建立健全信息公开制度。在现代社会中,医疗信息是一种有用的稀缺的资源,它大部分掌握在医院和医生手里,因而民众有权要求医院信息提供作出了明确规定,但仍应进一步规范医疗信息公开制度,以降低信息的传递、交换和使用成本。定期在公开媒体上尽可能详细地公布各级医院的公共信息,使患者能较容易地以较低成本使用医疗卫生相关信息,如医疗质量、效率、效益、价格、费用等,为患者选医院、选医生、选药品以及诊疗提供及时可靠的信息。

②提高诊疗质量,满足民众就医的共同需求。民众对医院的医疗设备、医生的医德医术、医院的科室设置、医院的特色专长、医院的最新技术以及收费标准都有所关注。这提示医院必须加大对医疗设备的投入,购置较为先进的设备有利于提高诊疗的质量,改善民众就医环境。同时在医院的科室设置上要更为合理,提高医生的医德医术,提高医生的道德修养水平,使民众就医方便,看病舒心。另外,要对医院的特设专长和其最新技术进行合理的宣传,使民众了解真实的情况,以便合理选择就医医院。还要明确各级医院的收费标准及收费项目,让民众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和对应的医疗项目进行合理地就医选择。

③关注民众就医的不同需求,打造品牌医院。随着社会发展,民众对医院的需求也呈现个体化趋势。民众在选择医院时除均比较关注医院诊疗质量与就医环境外,对医院等级、医生的医德医术等还有特殊的要求。民众的需要,就是医院应该努力的方向,医院应通过市场细分和目标市场选择,更好地满足民众就医的需要。面对高收入人群,改善医院环境,改良医务人员服务态度就更有效果；而加强医疗设备建设,打造名医品牌则适应低文化层次者就医。建设不同的品牌医院,不但有助于合理分流民众就医,还能提供更专业的医疗服务,改善医疗环境。同时,医院要根据不同患者的不同需求调整自己,改善自己,为民众提供最能满足其需求的服务。

④加强健康促进教育,呼吁民众理性就医。民众就医选择的不合理造成了卫生资源的浪费,给国家、社会和个人都造成了沉重的负担。合理选择诸如大医院、社区医院、私人诊所以及各类特色医院的医疗服务,对病人及其家属文化程度要求较高,需要其家属具备一定的文化水平和医学知识。虽然部分民众会根据自己的需求合理地选择医院,但还有许多人特别是低文化层次者盲目地迷信大医院的权威性,总认为大医院有保障,就算只是感冒之类的小毛病也依然选择名牌大医院就诊,这极大地造成了部分低等级医院医疗资源的闲置和浪费,也增加了大医院的负担。因此,政府相关部门和社会应联合起来,加强健康促进教育,呼吁民众合理地选择医院。如社区健康教育、居民合理用药指导等。按照新医改对各级医疗机构的要求,将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拉入正常轨道,力争向“老百姓小病去卫生服务站,大病去大医院,疑难杂症去专科和特色医院”的改革目标靠拢。

5 结 论

影响民众就医选择行为的因素很多,不同的环境下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也不相同。本研究主要从社会网络机制、合法性机制和信息机制三个角度探讨了影响民众就医选择行为的众多具体因素,其中有主观方面的也有客观方面的。通过研究,我们发现相关群体、参加医保、报销比例以及信息不对称等是影响民众就医选择行为的重要因素。另外,本研究的假设1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边燕杰的强弱关系理论,同时也是对格兰诺维特强弱关系理论的补充,这是本研究的一大创新。当然,由于能力有限,本研究还存在许多不足之处。由于经费有限,研究地点只选择了江西鹰潭和山东济南,研究个案也只选取了340个。另外,本研究的分析主要是基于统计数据的描述性分析,缺少有效的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这也是一大不足之处。这些问题都是以后研究中可以突破和改进的地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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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鲍勇,陶敏芳,刘威.上海市社区居民就医行为和影响因素分析(二)［J］.中华全科医学,2009(7).

［3］边燕杰,洪洵.中国和新加坡的关系网和职业流动［J］.国外社会学,1999(4).

［4］边燕杰,张文宏.经济体制、社会网络与职业流动［J］.中国社会科学,2001(2).

［基金项目］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国家级项目。

［作者简介］尉建文,副教授,中央财经大学社会学系,研究方向：工业社会学(企业、组织与社会发展)。何桢,吴瑶,张亘,张冠,贾彬,陈航,中央财经大学2007级社会学本科生,中央财经大学“梦想骄阳”团队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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