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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相信当前全球经济失衡的格局――全球范围内巨额并持续性的易逆差和顺差,最终导致不可持续发展――是由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的低消费和高储蓄造成的。
恢复全球经济平衡,我的建议是:让中国尽快变得富有。为什么这样可能有效?
事实上,当前全球经济失衡的模式――世界各地充斥持续性的易赤字和盈余,最终却难以持续,难以为继――这源于中国和东亚其他国家消费太少,储蓄过多。由于全球经济是一个封闭的交易系统,所有国家经济体的易赤字和盈余之和为零。因此,如果一个国家储蓄过多,导致该国易顺差,那意味着世界其他地区,尤其是美国将产生易逆差。
然而,仅仅因为顺差和逆差相关,就认定中国要对美国的易逆差负责是可笑的。此外,中国的高储蓄可能是动态的福利。例如,中国民营企业只有先进行自我积累,才能产生投资基金,与此同时,对于已经很富裕的美国人来说,高储蓄只发生在各种社会福利都减少的情况下。最后,全球经济失衡不应该被视为双边(中美)的问题,而是全球多边问题。
许多美国政策制定者对美国的易赤字和中国的易盈余推出相关法案,以期调节失衡的全球经济。这些政策措施包括对中国的进口物品收取惩罚性关税,不承认中国的自由市场地位等等。一些观察家认为,没有这些外部压力,中国的国内产业结构将很难从对外部市场的依赖、基础设施建设拉动GDP的增长模式,以及内需不足的困境中解脱出来。
现在急需提高中国的国内总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但是中国迅速增加的消费仍达不到预期,特别是在投资和出口都下降的情况下。这对于中国和世界经济的转型都是一个难题。
我的建议是:让中国尽快致富!首先,如果我们看中国那些人均收入超过8800美元的地方(比如北京和上海),消费速度已经快于工资收入和投资增幅。当然,总体来说,中国目前的人均收入只有2200美元,不到美国的6%。这表明随着中国收入的增长,其整体的储蓄率自然会下降。国际社会合理的做法应该是鼓励经济增长,而不是采取惩罚性政策延缓其经济增长。其次,如John Ross告诉我们的那样,投资也会产生需求。第三,继续加大对中国的投资,对基础设施和交通运输行业的投资,可以帮助西方较为贫穷的国家和地区在中国寻找到更好的机会,以此融入全球经济。
中国有着较高的投资与收入比例,但要注意,这个比例如此之高,不只是因为它的分子在增大,而且还因为分母仍然如此之低。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增长模型动态分析中,变量是人均资本,而非单位平均资本。也许很多人可能会怀疑我在研究中国时所使用的统计数据,间接的证据表明,富裕起来的中国人有增加消费的意愿,也有增加消费的不安。
我并不是说全球经济失衡问题可以被轻易解决,也并不是说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也许中国的结构转型短期内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不是特别大,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中国维持目前的增长轨迹,只能加剧全球经济失衡。
当中国变得富有,全球贫困将大大消减,横跨在每一个国家内的个人贫困差异也会减小。为了构建更为平等的社会,推动易平等不应该仅限于国界之内,而是从全球的范围内开始实施。